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 李远
编辑：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 李婧；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中医中心 王芬
两汉以来，中国人民在防治疫病方面积累了宝贵经验。尽管古代的科学技术很不发达，更没有发现细菌病毒等，但劳动人民群防群治中的创见有许多是值得当今借鉴的。比如：
1) 隔离治疗，阻断传染：
汉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就已采取了隔离措施，并设立“临时时疫医院”，隔离传染源。此后历代效仿，至今也是一条根本措施。
2) 颁布医方，群防群治：
在村口要路立牌晓示或编撰一些简单的强体避疫的药方引导群众运用，增强机体抵抗力，控制疫病蔓延，切断疫病的传播途径。
3) 开仓放粮，减免租税：
这些措施让百姓能得到休息，并且稳定社会环境。
4) 巡视散药，赐棺埋瘗：
未感染者送药预防，一旦死亡，政府免费制棺深埋，以防疫病的进一步扩散。《素问·刺法论》中有一段影响深远的论述：“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这一论述中的扶正祛邪思想基本奠定了后世防治疫病的两大基本原则，即养内避外：一方面增强体质, 巩固正气，使外邪无法侵入；另一方面避开疫气，不受其毒。
早在公元前 6 世纪，据《左传》记载，人们便懂得了预防狂犬病。公元前 4 ～ 5 世纪《山海经》中就有着明确的与防疫相关的记载，如“其中多箴鱼……食之无疫疾。”“有鸟焉……名曰青耕 ,可以御疫。”都体现出中国人民在防疫方面的尝试。而公元 3 世纪，晋代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指出“疗狂犬咬人方，仍杀所咬犬,取脑敷之”，他还列举了数首“ 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这应该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预防与治疗疫病专方 。
隋代巢元方所著《诸病源候论》中把“一岁之中，病无少长，率相似者”归属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疫疠病中，其中伤寒病、时气病、温病都有“令不相染易候”。唐代孙思邈做过一些用疫病患者的脓汁、血清进行接种以防治疣、疵的尝试。他所著的《备急千金要方》中还载有近 20 首辟疫方，在药物的使用方式上， 除佩戴胸口外，还有口服、烟熏、粉身、身挂、纳鼻、浴体等，药物剂型除蜜丸外，还有散剂、汤剂、酒剂、膏剂等。药物以辛香味厚者为主，如在雄黄丸 、屠苏酒、粉身散、太乙流金散、疫瘴发汗青散等代表方中，雄黄、雌黄、细辛、川芎 、蜀椒、桂心、白芷等都是最多的药，为后人进行疫病的药物预防提供了很多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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