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巾_美华在线

去年携子女回国，到机场人们对我的称呼，从在洛杉矶听惯了的“小姐”、“姐”瞬间变成了“阿姨”、“大妈”。一下子老了几十岁！揽镜自观，果然一位中国大妈怔怔地回望。“中国大妈”啊！真是“乡音无改鬓毛衰”了。

既成了中国大妈，就要关注中国大妈一下了。

网上只要提到中国大妈，必是无知、不知羞耻、不懂礼貌，贪图小利，只知道碰瓷儿……而维基百科说：“中国大妈”是网络上引用美国媒体调侃国内中年女性大量收购黄金引起世界金价变动而来的一个新兴名词。《华尔街日报》甚至专创英文单词“dama”来形容“中国大妈”。“人傻钱多”的形象也越来越多的扣在中国大妈的身上。解释是：中老年女性，大多数偏胖，精神饱满，声音大；走路成堆，排队加塞；较富裕，喜购物，装束臃肿，热衷拍照，喜欢佩戴鲜艳丝巾。

我以为，对于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这最多算是一种偏见，但是我们自己的孩子们，却用贾宝玉的观点来评论自己的母亲、姐妹、阿姨甚至祖母、外婆。他们说：
“人性的良知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年龄的增长而增长，年纪越大，人性会越龌龊……有些中年妇女在中国是一种自然灾害，这倒不是因为她们不好看，而是她们腌臜。”

我不由地赧然起来。活了这麽久，何以就龌龊、腌臜起来了呢？

不过在北京和香港，我这个标准的中国大妈，倒一直被礼遇着，似乎并没有人觉得“大妈”龌龊、腌臜。女儿倒是说：
“中国大妈的标配是鲜艳的丝巾，你何不来一条？”

丝巾啊。

小学70周年校庆，同班同学一见面，无一例外，都是大妈、大爷了。女同学中，有一位是有名的妇科专家，有一位是退休的外交官，有一位是《人民日报》资深记者，还有鄙人是一位“旅美作家”呃！如今，都成了“中国大妈”，我们腌臜吗？我们与共和国一同成长，新中国经历过的所有苦难，我们都经历过，新中国所有的成就，都有我们的功劳。我们是顶起半边天的的那条脊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的人。如果说还有更勤奋的人，那就是中国女人！

我们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蹦蹦跳跳地快乐着。用被单、窗帘甚至毛巾被裹在身上，就可以扮公主。父母出使印度，带回一块艳丽的沙丽，出访苏联带回一块美丽的披肩，全体女生爱若珍宝，沙丽是公主、披肩是皇后，根据每个人的服装，分配角色，编撰故事，兴高采烈地演着生生死死。那编故事的我，永远是穿着被单的女仆，即便后来变成了用故事换钱的人，也还是惦记着那象征着身份的沙丽和披肩。

我们的服装是白衬衫，蓝裤子，最美的就是那“鲜艳的红领巾”，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

师大女附中的中学同学聚会，清一色的“中国大妈”围在一起让我辨认，认得出的，5不及1。那时在教室里读《九评》、爬到树上撸榆钱，虽然脸色和榆钱一样绿，衣服除了白色就是学生蓝校服，脖子上总会想方设法，围一条红围脖。五月鲜花开，我独钟槐花，摘下来细细地吮，蜜一样甜。大家学会了用黑黑的红薯面，包槐花饺子，那就是过年了。

现在呢，这些大妈们，有的在老年大学教钢琴、教绘画、舞蹈；有的在老年大学学习摄影、书法、歌唱，展示出来的学习成绩，我只能说：
“女附中的，就是女附中的。成了大妈依然优秀！”

我们身上并没有半分龌龊。

上山下乡总免不了，在农村时村干部被批斗、罢官了。初生牛犊一腔热血，清晨起来去敲磬，那时是人民公社，社员出来上工，说：
“谁敲磬谁派工。”十几岁的学生娃就成了最年轻的女生产队长。头巾不想像村妇似的系在下巴上，学了苏联电影里集体农庄妇女，扎一条红头巾，系在脑后，后来才知道，这样扎美是美了，不挡土。

坐在土炕上和农村大妈学纳鞋底，像模像样地把针在头发上蹭蹭、缝衣服学着使用倒针脚、对着火盆篦头虱，听着虱子在火盆里噼啪响、顺带着把备战备荒的道理说了。回城走的时候，衣服被褥生满了虱子，一样都没带，只有一位农村小伙子当作情书送给她的一条镶了金线的尼龙纱巾，实在太美了，攥在手心里，带回来了。

从军的也不少，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有小的战争，珍宝岛、老山……战场上的女兵，一样英勇，一样流血。记得那时我曾经72小时不眠不休，在“深挖洞”的洞里，几天几夜见不到太阳，身上手上伤痕累累，仍旧坚守岗位，首长前来慰问，看到我军衣领子里面一点红，以为受伤了，拉出来一看，是一块鲜红的尼龙纱巾，是那时候最时髦的饰物，妈妈装在信封里寄来的。还没来得及跟首长解释，打着立正、站着军姿就睡着了。直到现在，我还有本事站着或者走着睡觉。

无论是下乡的还是参军的，恢复高考以后，全班几乎都上了大学，最不济的，也在电大、夜大拿到了文凭，那可是扎扎实实的真才实学。马钢、本钢、首钢的高炉、平炉自动化冶炼，就是从我们开始的，把工人从“炉前工”这个最苦、最危险的工种解放了出来；最早的大型电子计算机，一台计算机要占一个机房，进机房要穿白大衣、换拖鞋，一群工作人员写程序、一个科室的工程人员进行维修，那也少不了如今的“中国大妈”，我们最好的程序员，就是当时30出头、如今80有余的大妈。我们可以说是最拼的一群人，总想把失去的10年抢回来，白天大干，晚上加班干，大家拿着一样微薄的工资，我过得比别人好一点，因为有源源不断编故事的稿酬。付出的是夜夜笔耕。

当年的三八红旗手、铁娘子突击队、当代穆桂英……就是今天的中国大妈！她们义务建立起了工厂、水库和平整了农田，也为各自的家庭撑起了一片天；迅速连通全中国的高速公路，迅速铺满全中国的高速铁路，不断扩大的飞机场，不断增加的飞行航线，现代化的飞机场和火车站，成千上万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大中小城市，看不完、玩不够的自然和文化旅游景点，数不清的现代化十足的购物城、购物中心，全世界最多的现代化工厂，多项领先世界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在在离不开中国大妈的身影。

战友聚会是我回国最后的日程，不说她们的军阶，最低的也是上校，几乎都是将军，一群白发苍苍退休女将军。包括我在内，丈夫去世的三位，丈夫罹患重病的两位。她，当年的战友，伶牙俐齿的，特别爱抬杠，邀我们家里坐坐，丈夫罹患了渐冻症，已经失去自理能力了，这位女少将，熬成了满头白发，丈夫坐在轮椅上，一米八五的汉子，只有面部肌肉还可以动，夫妻俩面对面，只有微笑，看不见一丝愁云惨雾。频频举起手机，拍照或者自拍，丈夫总施展出最灿烂的笑容配合。她不像别的妻子，让不能动的丈夫终日卧床，她每天像正常人一样，叫醒丈夫，起床穿衣，洗脸刷牙，坐上轮椅，吃饭散步，甚至遛狗，样样不少。丈夫酷爱打篮球，她不像一般人想的那样，怕丈夫触景生情，而是带他去篮球场看打球，丈夫脖子不能动，她推着轮椅左右转动，不让他漏掉任何细节。想想她如此瘦弱，如何将完全不能动的彪形大汉搬上搬下，心里只有钦佩。这是军人本色，也是战友情谊，这也是大妈。

当年军分区汇演，最漂亮的她，演《智取威虎山》的小常宝，我瘦小枯干（变成大妈之后“身形偏胖”）只能分在一个小话剧里演一个小叫花子。小常宝是穿皮衣的，小叫花子是光着脚、穿着破烂单衣的，零下30摄氏度啊！我一边喊着:
“行行好，可怜可怜我吧！”一边哭，眼泪都在脸上结了冰。台下干部战士都跟着哭，我因此立了一个三等功，虽然当时让作讲用报告，我还不懂得功利，实话实说，我说我是实在太冷了冻哭的。还有后台发饼干，所有的演员都有，只有我没有，说是怕我吃饱了找不到“饥饿的感觉”。上了台，又冷又委屈，想着不知道有没有给我留几块饼干，委屈哭的，并不是阶级感情深厚。但是军分区政委还是说，“难为小鬼了，零下30度，饿着肚子穿一身单薄的破衣衫，把一场戏坚持演完，就该立功。”

其实我觉得小常宝更辛苦，虽然穿得多，可是那么冷，腮帮子都冻硬了，她能把“8年前……”一大段高腔唱得一丝不苟，比我这个从头哭到尾强多了。人前背后为她请功。我俩就成了好朋友了。我后来为了搞技术，非要转业去研究所搞冶炼自动化，临走时，她对我说：
“以后你可以穿漂亮衣服了。”是啊，十多年从入伍时小号军装还嫌大，穿到转业时二号军装，个子长高了，人也磨练出来了。少女时期没穿过花衣服，长大了也该美一美啦！要不然老了就没机会了。其实后来还是没有机会，一家一家炼钢厂出差，整天就是劳动布工作服。放到现在可能算时髦的，牛仔服嘛!

如今变成大妈的小常宝，丈夫罹患帕金森氏病，行动极为不便，为了照顾他，她毅然转业，多年来，什麽工作都试过，卖过保险、做过售楼员、当过电脑培训员，只为了养活丈夫和自己。她一生都没有孩子，怕有了孩子会分心不能好好照顾丈夫。前几天还发来微信，说：
“你的儿子现在当了医生，就像我的儿子当了医生一样，期待他能治好我丈夫的病。”

有人问我，此生有什麽遗憾，说出来恐怕没人相信，我最遗憾的，就是作为一个女人，这辈子没有穿过嫁衣。

如今的中国大妈，当初作姑娘时，憧憬着婚纱或者传统的中国嫁衣。可是我们就是一身新军装，配一朵大红花，或者一件的确良新衣服，就当了新娘了。最多就是系一条洒金的红色尼龙纱巾而已。

如今的中国大妈，傍着鲜花拍照、用色彩鲜艳的纱巾摆个Pose，就被人拿到网上嘲笑，殊不知，这是大妈们没有实现的少女情怀。

纱巾即使是老了的，仍旧既不龌龊也不腌臜，纱巾是我们这些大妈们的青春年代。

作者：邱明，曾用笔名：洛恪，秋明。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原北京作家协会会员，目前是美国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理事，美国雕龙诗社秘书长。曾在AM1300中文电台、中华之声、金华之声等中文电台任谈话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