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冠状病毒危机在世界各地不断升级，美国正在进一步后退，放弃自己长期以来的角色。美国曾是一个慷慨的全球领导者，在全球出现紧急情况时能够协调雄心勃勃的多国应对措施。
在2008年经济崩溃以及2014年的埃博拉病毒危机期间，美国承担起全球应对措施协调者的角色，尽管有时做得并不完美，但得到了盟友甚至敌人的接受和感激。
2003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设立了“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resident’s Emergency Plan for AIDS Relief)，它已为抗击艾滋病提供了高达900亿美元的资金，被认为是针对单个疾病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仅在非洲，这个计划就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性命。
但如今的美国没有在采取这样的步骤。
“川普总统领导下的美国有一种新的自私，”柏林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German Marshall Fund)高级研究员扬·特肖(Jan Techau)说。他表示，虽然所有国家都在采取行动保护自己，但美国历来认为这个责任覆盖更大的范围。
特肖说，川普毫不掩饰的民族主义和“美国优先”的口号，他先把新冠病毒归咎于中国，后又归咎于欧洲，加上他对事实的各种错误陈述，“意味着美国不再为这个星球服务”。
“美国虽然一直重视自身利益，但也非常慷慨，”他说。“这种慷慨看来已经消失，这对世界不利。”
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还未达到顶峰，所以应该缓作评价，柏林的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Germ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Security Affairs)国际安全分析师克劳迪娅·梅杰(Claudia Major)说。“但这次危机证实了美国的政治领导力已经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她说。
“没有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也没有美国模式，”梅杰补充说。“要成功的话，你要能控制大流行病的国内疫情，将盟友团结在你的周围，领导这个联盟，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组织全球的应对措施，像对付埃博拉病毒那样。”
与此相反，美国的机构“似乎无法应对国内的疫情”，她说，而且采取的是一种“川普式的独自行动做法”。
美国确实在早期向中国提供了一些援助。但总的来说，川普政府甚至让美国的亲密盟友自己想办法。川普已在为他禁止所有欧盟旅客进入美国的禁令做辩护，但在这件事上，他没有与欧洲领导人协商，甚至没有提前通知他们。
虽然美国是主要工业国家七国集团今年的轮值主席，却是精力充沛的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在10天内给川普打了两次电话，建议以视频形式召开七国集团峰会，讨论病毒问题。川普同意了，但让马克龙来组织。
德国官员曾指责川普政府（据说是川普本人）向德国制药公司Cure-Vac出价10亿美元，购买一种可能对新冠病毒有效的疫苗的专卖权。德国人和欧洲人对此普遍感到愤怒。
白宫否认了这些指控，那家德国公司也否认有这个收购出价。但公司的主要投资者曾明确表示存在某种接触。
无论事实如何，“关键是人们认为川普有干出这种事的能耐，”梅杰说。“我们的跨大西洋关系已进入了这种状态，以至于人们会说，‘是的，听起来是这位美国总统干得出的事情。’”
曾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的彼得·韦斯特马科特(Peter Westmacott)说，“我们大多数人看这场危机的角度是，它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计，以及我们国家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但显然，我们也在观察其他人如何应对这一危机，”他接着说。“站在远处看，川普的表现基本上证实了大西洋这边的人对他的看法——一切都是关于‘我’，不对早些时候的失误承担责任。”
有关川普试图收购那家德国公司的传言，“不管是真是假，都在欧洲媒体上反应不佳，”韦斯特马科特说。“这更像是‘美国优先’，而不是美国传统的大国角色。”
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中国。中国在危机开始时犯了巨大的错误，但从那以后似乎有效地管理了危机。其他国家正在学习中国使用严厉的隔离措施。
中国还向意大利和塞尔维亚提供急需的呼吸防护和外科口罩、呼吸机以及医疗队。这两个国家谴责他们的欧洲盟国没有及早、有效地提供帮助。
周三，中国向欧盟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200万个外科口罩、20万个N95高级口罩，以及5万个检测试剂盒。周五，中国向比利时运送了几百万个口罩。
中国亿万富翁马云甚至向美国伸出援助之手，承诺为美国提供50万个检测试剂盒和100万个防护口罩。
“这是一场认真的叙事战，”梅杰说。“中国人已经学会了使用美国人曾经擅长的工具——软实力。”
她说，中国人正在“试图让所有人忘记，我们正在经历的很多事情是因为他们的国内失误”。
因此，她说，就在中国向意大利和塞尔维亚提供援助的同时，“它也在问，‘你们的欧洲朋友在哪里？’，并在给人一种中国在行动、在协调、在领导的印象。”
她说，但美国“似乎不愿意或没能力起领导作用”。
对许多欧洲盟友来说，美国国内对疫情的响应令人沮丧。
美国“看起来至少像欧盟那样四分五裂，如果不是更四分五裂的话”，玛丽彻·沙克(Marietje Schaake)说，她曾任欧洲议会议员，现就职于斯坦福大学网络政策中心(Stanford University's Cyber Policy Center)。
“美国看上去更脆弱，部分原因是美国没有我们在欧洲所拥有的社会结构，”她补充说。“知道有一个底，有一张会兜住你的网，是一种安慰。”
沙克最担心的是“将社会维系在一起的东西崩溃，美国在这方面的风险比欧洲更大”，她说。“我希望能有更多建设性的协调工作，而不是像川普那样打口水仗，拒绝承认问题。同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则表示，如果他们的疫苗成功，将让所有人受益。”
至于欧盟，它已经在保持内部边境对自由贸易开放、维护作为欧盟核心的单一市场原则上困难重重，更不用说人员的自由往来了。有些人想知道欧盟国家间的免护照旅行是否能再像以前那样。
《欧洲之声》(European Voice)的前编辑蒂姆·金(Tim King)在Politico网站上撰文写道，这场危机标志着“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东西被仓促拆除”。
他写道，但在欧盟放松规则，以便更有效地应对危机的时候，这也可能是欧盟开始成为“一个更老练、更成熟的政治权力体”的时刻。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场危机也可能标志着一个全球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刻。
“这对未来五年的大国竞争意味着什么？”梅杰问道。“我们会在10年后说，‘这是中国崛起、美国衰落的时刻’吗？还是美国的地位会重新回升？”
过去，尽管美国有时从起跑门中出来时动作较慢，但每次都状态都会回升。
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是这样。开始的时候，与世界其他地方隔着大洋的美国努力与战争保持距离，但这种做法后来被政府和社会要赢得战争的承诺所取代，让美国成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所说的“民主制度的兵工厂”。
英国前驻美大使韦斯特马科特在过去几天里看到了川普身上新的严肃态度。
“语调似乎已经有所改变，尽管在可获得新的检测上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说法，但说话的气势少了点咄咄逼人，多了点领导风度。”
而且，美国的医学研究能力在世界上无与伦比。
意大利前外交官斯特凡诺·斯特凡尼尼(Stefano Stefanini)被美国国会正在迅速准备的紧急资金的规模所震撼。
“对这个在奥巴马医改上困难重重的国家来说，紧急资金的数额巨大，”他说。“这也是美国真正伟大的地方之一，美国有在事情发生时采取大胆行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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