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班克斯（Jim Banks）引入跨党派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对早期不当应对新冠疫情的错误行为负责，包括刻意隐瞒疫情的假信息传播、拒绝和国际卫生专家合作、对医生和记者的内部审查以及恶意忽视少数民族健康等。
决议案还引用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表示，如果中国早三周对新冠疫情做出行动，全球的大流行可以剧减95%。
班克斯通过邮件回复采访媒体，“当中国共产党扩大宣传并试着怪罪美国，我们需要让世界知道，中国对新冠疫情背负最终责任。他们让全世界晚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应对疫情。我希望以此展开一场对话，讨论如何让中国对处理新冠病毒的疏忽负起责任。”
与此同时，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霍利(Josh Hawley)在参议院引入决议案，呼吁多国公共卫生官员展开国际调查，追究中国在3月11日以前如何加剧新冠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对美国以及全世界人民造成伤害。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告诉采访媒体，“很明显，中国现在宣传自己在抗疫中的积极行为和给予的国际援助，并遮掩疫情初期的真相。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的人现在努力告诉人们整个事件的全景，而不仅仅是中国宣传的正能量。”
美国华盛顿的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赵立坚的美军病毒论引起舆论大哗和国际反制，这次的决议案虽无法律效力，却是美国朝野搜集民意的重要方式：
“在政府层面，以前给中国政府留个面子，包括特朗普一直讲习近平是我的朋友。现在战略已经改变，就是要追责，追究中国掩盖疫情造成世界灾难的责任，已经成为一个共识。它（中国？）不仅是简单的推卸责任，而且会造成未来国际合作的困难、使疫情更多地蔓延。”
美议案要求量化危害，建立赔偿机制
班克斯的决议案要求中国承认目前没有证据显示COVID-19并非源于中国、谴责新冠病毒源于美军的谣言、撤销驱逐美国记者的决定、释放新疆集中营里的穆斯林等少数民族并停止强迫劳动，并且要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收回他对中国的误导性赞美和支持。
霍利的决议案进一步提出更为切实的诉求，包括量化伤害，对美国和各国人民的健康和经济损失，以及建立赔偿机制。
早在3月16日，班克斯就在福克斯电台采访中提出，美国要使中国支付新冠病毒为美国带来的损失，例如总统可以迫使中国减免一大部分美国债务。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对这一要求表示悲观：“我不觉得中国会给任何国家付一毛钱。从法律角度来看，的确存在要求中国赔付经济损失的法律依据。我只是觉得不会成功。”
如何对中国从法律上追责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海洋法和政策学教授詹姆斯•拉斯卡（James Kraska）23日发文指出，“中国并未有意制造全球流行病，但是其失职行为绝对是新冠流行的原因。”
拉斯卡解释说，失职责任可以从武汉地方官员一直到上溯到习近平，中国没有遵守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法案》（Responsibility of States for Internationally Wrongful Acts）所规定的法律义务。该法案的第三十一款也规定，国家应对其国际不法行为造成的物质和道德伤害做出全面赔偿。
如何从法律上对中国进行追责？目前还无共识。
杨建利认为，如果从美国起诉，中国政府有“主权豁免法”保护，而且很难捋清和追查中国政府在美国登记的财产；如果用战争赔款的方式，各国可以从中国威胁到国防安全的角度出发，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也提到，安理会有责任恢复世界和平安全。
杨建利指出，当务之急是中国首先要公布真实数字，和国际社会合作，打破新增病例为0的政治正确的假象。
美中或将从医疗供应链开始脱钩
3月23日，班克斯议员还致信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要求在医疗供应链方面与中国脱钩，将之纳入应对疫情的经济刺激法案。
3月19日，有美国议员提出《保护我们的药品供应链免受中国（侵害）法》，旨在消除美国对中国药品及其它必需品的依赖。
杨建利指出，去年彭斯演讲“不会脱钩”的话音未落，就面临形势大变，脱钩成为方向性的趋势：
“美中关系以后是什么样？是不是会像以前一样那么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很大程度上，会往脱钩的方向发展。会不会完全脱钩？我认为不可能。但是供应链必须很多放在美国或者盟国。”
葛莱怡则认为，美国会减少对中国在医疗产品上的依赖，但是美国私人企业，比如生产N95口罩的3M公司是否愿意迁移出中国，政府无法强迫。
美中虽已在新冠战场上赤膊相见，却不是没有合作的空间。葛莱仪指出，保持美中医疗专家和学者的合作，非常关键。而过去三年，美国实际上已经终止了在中国疾控中心的有效合作。去年美国没有重新和中国签署谅解备忘录（MOU），也召回了安插在中国疾控中心的美国官员，这些人本有可能提早报告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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