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版权ANTHONY ALMOJERAImage caption安东尼·阿尔莫杰拉(Anthony Almojera):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紧张忙碌
安东尼·阿尔莫杰拉(Anthony Almojera)是美国纽约的一名资深急救员。他是纽约消防大队医疗急救队副队长。在他17年的紧急救护生涯中,见证了无数生死险情,对死亡可谓见怪不怪。但这一切都不足以让他为新冠疫情大爆发做好心理准备。
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无论是死亡人数还是确诊病例都高居榜首,而纽约则是美国的疫情中心。
作为救护人员,安东尼每天战斗在疫情的最前沿,争分夺秒挽救人们的生命。同时,他还要与团队成员紧密合作、相互支持,因为他们也在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命担忧。
安东尼在接受BBC记者爱丽丝·库迪(Alice Cuddy)采访时,讲述了他4月5日当值那天的经历。他说,这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一天。
以下是他的口诉:
尽管前一天各种求救电话和紧急情况让人忙得不可开交,但我昨晚睡得很香,一连睡了整整5个小时。早晨起床后,边淋浴边听新闻。新冠病例数字继续攀升,但世界似乎仍在照常运转。
我必需要在早晨六点钟赶到工作地点,位于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开始一天16个小时的救护工作。
我穿好制服,拿上我的无线对讲机,开始给我所有的设备消毒。
我们每天必需要给所有的无线通讯设备、钥匙、车、袋子等等彻底消毒。因为这个病毒可以在任何地方存活,没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包括跟你一道工作的同事们。
在战争年代,你面对的是子弹。你知道谁是你的敌人。然而,我们目前面临的是一场无形子弹的战争,你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那枚让你致命的子弹。
图片版权ANTHONY ALMOJERAImage caption纽约急救人员整装待发
早晨6:02,我打开电脑开始登陆。我在百吉饼店(也叫贝果店,bagel shop)买了份早餐。大约7点左右,线路开始繁忙起来。
自从昨天午夜开始,我们已经接到了1500多个求救电话。我收到一个心脏骤停的求救电话。
作为急救队副队长,我会跟医务人员和紧急医疗技术员一道去救治病人,并根据需要提供资源支持。但最近资源很有限,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接到6500多个求救电话。
纽约市的紧急医疗服务(EMS)系统堪称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平均每天接到大约4000个求助电话。但如果遇到热浪或飓风这样的紧急情况,求助热线电话数量会飙升。
但在新冠疫情之前,最忙的一天要数9/11恐袭那一天。那天,我们接到了6400个电话,但那并不是6400个病人。许多人当时被困在世贸大楼中,要么能逃出来生还,要么丧生。
现在每天的求助人数超过了9.11,而且都是实实在在的病人。
我们注意到大约在3月20日左右,病例开始激增,到22日简直要爆了。问题是我们的系统跟不上,我们的资源也有限,真不知如何能应对。但我们还是全力以赴。
目前,我们大约有20%的紧急医疗服务人员在生病,我们也有许多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病毒,甚至有人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其中两人需要使用呼吸机,病情十分严重。此外,还有700多人出现新冠症状,正在自我隔离和密切观察中。
新冠疫情:期间纽约“万人冢”丧葬增加
一天,我们来到一户人家。我穿戴好防护服、口罩和手套。我们看到一名男子,他家人说他发烧、咳嗽已经5天了。我们开始为他实施心肺复苏术。为了帮助他呼吸,医务人员为他插了管,并开始给他静脉注射。
我们一共抢救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没能把他救活。事后,我要保证我的团队平安无事,然后回到车里再次进行消毒。一切进行完毕后,我按下按钮,准备接下一个任务。
20分钟后,我们又接到了一个心脏骤停的求助。我们出发抵达出事地点。不幸的是,同样的症状、同样的步骤、同样的结果。
新冠主要攻击病人的肺部,让人缺氧。随着病情加重,身体其它器官开始衰竭和关闭,最终导致死亡。
接下来的求助电话几乎都是跟新冠有关的,只有一个是因为自杀。你可以想象,当我接到自杀电话后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虽然,这个人因为自杀身亡,但它至少不是因为新冠而死的。
到上午11点时,我已经处理了6起跟新冠有关的心脏骤停病例。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概每周会有两、三起心脏骤停病例。
虽然,有时我们也会非常忙,但绝不会像现在这样。不可能像现在这样。
图片版权ANTHONY ALMOJERAImage caption安东尼觉得戴口罩无法充分表达他作为救护人员的无奈和痛心
对我打击最大的是我当天接到的第7个电话。
当我们到那里时,看到一位女士为躺在地上的母亲做心肺复苏术。她告诉我们她母亲出现新冠症状,然后呼吸暂停。
在我们的急救护人员设法抢救她母亲之际,我走过去向这个女儿了解情况。她告诉我母亲已经病了几天。他们无法做新冠测试,但觉得肯定是感染了病毒。
我问她,她是否是唯一的亲人? 她说是的。但她接着告诉我,我们救护队前几天刚来过,当时抢救的是她父亲,但也没能救活他;他也有新冠症状。她说这话时脸上表情麻木。
我走到医护人员抢救她妈妈的房间,希望他们能告诉我她妈妈还有生命迹象。但是,当我看到医生的眼神时我就知道她妈妈已经不行了。
从我从事这个职业17年的经验,通过眼神我就能够判断答案。而我现在不得不把这个坏消息告诉这位女儿。她的父母在三天之内双双撒手人寰。
她父亲当时甚至还没有下葬。所以,这意味着她将会给爸爸妈妈同时举办葬礼。但这得看她的运气如何,因为在当前情况下很难正常办丧事。
接完这单任务后,我走到屋外;我需要冷空气清醒一下。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分钟,设法让心情平静一下。虽然没有人说话,但大家都心有切切。遇到这种事,救护人员往往会沉默无语,不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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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继续工作。我们又开始接下一个任务。就这样,我们处理了另外几个求助电话。
大约在晚上6点左右,我刚完成当天的第10个救护任务。下一个呼救的是一个亚裔家庭。他们的叔叔刚刚过世,但他们无法相信这是真的,从他们的眼神中我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就是不相信他已经死了,不断地恳求我救救他,让我把人送到医院去。我告诉他们这样做无济于事,因为人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送去医院也没用。
但他们仍然一再恳求我,让我们一定要救活他。期间,死者的儿子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恢复他的心跳,我们真的是无言以对。
最难的是因为我们都带着口罩,所以,他们只是听到了我们的话,无法看见我们的表情。如果我能摘下口罩,让家属看到我的表情,他们就会明白。
但他们只看到我的眼睛,我的眼中充满了恐惧,因为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使这位儿子相信,我们真的是无能为力,回天无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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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失去双亲的女孩给我的打击最大。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像这样的一天,令我惶惑,难以自制。
我不得不向10个家庭解释,我们无法救活他们的亲人,我们无能为力了。
这种事情有时很难让人忘怀。经历这些事情肯定会对人有影响。我敢说大多数紧急医疗服务人员都会受到影响,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轻松自在了。
也许,有些人可能看得透彻,能够欣赏生活中美好的事情,比如,鲜花和日出。但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一闭上眼睛就会看见这些场景,挥之不去。
两位医护人员看到我坐在外面,他们走到我身边坐下,然后伸出手臂抱住我。在这至暗时刻我们相互支持和安慰。
我们无需语言,都知道彼此此刻的感受。我们休息了片刻,就又开始接手下一个任务。
图片版权ANTHONY ALMOJERAImage caption安东尼和队友们
到了晚上9点半,离我下班间还剩半个小时,我们又接到一个心脏骤停电话,还是同样症状:发烧、咳嗽了几天后就不行了。
我们同样进行急救,同样没有回天之术。我不得不通知家属这个不幸的消息。这已经是我这天班上第12次告诉病人家属同样的消息。我从未这样疲惫过,心力交瘁。
我是单身汉,没有孩子。这是我这辈子唯一对此感到欣慰的时候,因为我不必担心会把病毒带回家。许多同事都非常担心自己会传染给家人。
我的工作性质意味着我有可能会在工作中生病和死亡。而那些有家属的同事,他们的家人知道他们的亲人有可能会因公殉职,但未必知道他们的亲人还有可能把病毒带回家。
我的一些同事干脆在车里过夜,就是不想把病毒带回家,感染他们的亲人。
我的同事们担心的是万一他们因公殉职家里没人照顾。这对我是巨大的压力。
图片版权ANTHONY ALMOJERAImage caption安东尼觉得很难从那一天的经历中解脱出来
我自己接受心理治疗有16年了。我还信佛教,经常打坐。但即使这样,我现在都难以排遣这种冲击。
这种经历对人的情感折磨日复一日的跟随着你,因为你知道明天你还要面对16个小时的救护工作,你还会碰到同样的场景和问题,无处逃遁。
作为医疗救护人员,我们知道无法救活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总是寄希望于救活下一个患者,这样才能让你感觉好一点,才能把工作继续做下去。我们通常是善于挽救生命的。
然而,从目前来看这一病毒正在减少我们胜算的机会,让我们看不到希望。我们正在跟新冠病毒这个隐形的敌人作战。为此,我们许多同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希望正在一点点消失,全纽约都在发生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