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六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104年前的1919年4月26日，中文版和合本《圣经》（Chinese Union Version，或 Mandarin Version Bible）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至此，中国和海外华人基督新教牧者、信徒、慕道友、圣经研究者、文史学家以及一般读者，终于有了一本完整的白话文的新旧约全书！
你知道这中文版和合本《圣经》是谁翻译的吗？在哪儿翻译的吗？
答案肯定会吓你一跳。
中文版和合本圣经是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传教士共同翻译的，美国传教士、教育家狄考文博士担任翻译委员会主席；圣经是在咱们老家山东烟台/蓬莱翻译的！
中文版和合本圣经作为全球华人使用最广泛的版本，迄今大约印刷了近两亿册，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单册出版物。它早已成为无数人的必备书、枕边书。《圣经》金句，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警句。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
“要爱人如己。”
“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100多年来，这些耳熟能详的经文金句激励着上亿的华人和能读懂汉语的人，多少人从其中的得到爱、启迪和力量。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仔细读读这些经文，你注意观察里头的动词、词组，像“撇下”、“属神”、属什么什么，是不是很像蓬莱话？这些词，我们今天是不是依然在使用？
1807年，英国传教士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怀揣当时英国全国唯一的一部章节不全的中文圣经，漂洋过海，远赴中国传播基督教。他被认为近代第一位来中国传教的基督新教传教士。
“就凭你，年轻人，你能为中国人翻译出圣经、让中国人皈依上帝？”在远航的客轮上，一老者问马礼逊。
“我不能么，但我相信上帝能。”马礼逊坚毅地回答。
“上帝保佑你，孩子。我为你祷告。”老者被马礼逊感动了。
临离开英国之前，马礼逊接受了为期一年多的严格培训，为来中国传教做了全面的预备。差会给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到中国翻译圣经，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尽早拥有一部用自己的文字书写的圣经，让神用汉语对中国人说话。
马礼逊到达中国后，发现中国严重锁国，仇视外国人，他只能龟缩在广州/澳门一带，根本无法进入内地，更别说进入京城了。他不得不在从事鸦片生意的东印度公司谋得职位，秘密地苦学汉语、传道、翻译圣经。但他以永不停歇的祷告、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当时中国人教外国人学中文是要杀头的，所以他的老师每次来给他上课都随身带毒药，一旦被发现，就立即服毒自杀。
神赐大能，他很快掌握了汉语文言文，而且官话和广东话都会说、会写。
1814年出版了圣经新约《马礼逊译本》，到1823年又出版了圣经新旧约全书，取名《神天圣书》。这两个译本都以文言文译成。马礼逊甚至把《康熙字典》做了个“汉译英”作业，编撰出举世闻名的《华英字典》。
自那以后，每年都有一批批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苦学汉语，有的练习穿中式服装、吃中国饭、遵照中国人的习惯；有的坚持不改西式着装，保留着他们以往的传统习惯。
1890年五月份，在华各国传教士近500人，齐聚上海兰心大戏院，共商在华宣教大计。这已经是第二届传教士的大规模聚会了，头一届发生在1877年，纪念马礼逊来华传教70周年。
这次大会的核心问题，就是中文圣经的翻译问题。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里，先后出现了很多版本的圣经，但都是文言文，或者叫文理本。
例如，1822年的《马殊曼译本》，1854年出现的《委办译本》；1862年的《裨治文译本》，以及1868年出现的《高德译本》。
这些用文言文翻译出来的圣经，真是中国文字的瑰宝，满满的力量，信达雅。但是要读懂，还是颇需要一些文字能力的，最起码得读过书、认得字。很多传教士坚持认为文言文古色古香、文雅优美，而白话文简单粗鄙、没有中国古文字那种几千年传承下来的韵味与雅致。白话文只是普通老百姓所使用，这些人，维持生计都困难，会愿意读白话文圣经么？
然而也有一些颇具远见的传教士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字的未来是官话，即白话文。新翻译的圣经应该采用官话（Mandarin，即白话文），不应该局限于只有读书人才看得懂，力争让最广泛的大众都了解圣经、读懂圣经。而且应该充分注意经文的口语化，朗朗上口。哪怕是文盲，不识字，但听到一段经文，都能让人听懂理解、记得住，默记在心。一处北京人读得出记得住的经文，远在西南边陲的云南人贵州人，也同样都能看懂听懂，这样才行。
实际上，传教士一直都想推出一本公认统一的中文圣经，可惜各个差会、教会之间分歧较大，这一愿望迟迟没有实现。
本届大会经过两周的讨论，最终“同意了不同意（agreed the disagree）”，形成决议，确定下来圣经的翻译任务：
大会决定成立三个不同的翻译委员会，分别负责深文理（文言文）、浅文理（浅显文言文）和官话（白话文）三种不同的译本，以实现“圣经唯一，译本则三”（One Bible in Three Versions）的理想。
大会选出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为官话圣经翻译委员会主席，全面负责翻译修订工作。
英国伦敦会的文书田、美国公理会的富善、中国内地会的鲍康宁等一批既深谙圣经经文，又精通汉语与中国文化的牧师，进入翻译委员会。
这项浩繁的翻译工作从1891年正式开始，英语原文圣经采用了当时最普遍使用的“英语标准版”（English Standard Version）；所有的翻译者都付出了“平常人绝对难以想象的辛苦劳作”。
从那时起，到最终出版发行，在这漫长的29年里，译者有因为差会其他工作或产生争议而脱离翻译委员会的，有积劳成疾离世的；甚至连主席狄考文都没有看到翻译工作的最终完成，他于1908年因病在青岛去世，死后葬于烟台毓璜顶，真正实现了他年轻时候的诺言，“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我要去那里，生活在那里，死在那里，死后葬在那里。”
只有富善牧师一个人活到了亲眼目睹中文和合本圣经的最终问世。1919年，中文版和合本出版时，富善牧师已届82岁高龄。
关于圣经里最重要的一个词God，到底是译成什么，是译成“上帝”好，还是译成“上主”、译成“神”好？委员会能一争论就争论一两个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最后不得已，只能出版俩版本，“神”版，和“上帝版”。
操一口地道登州蓬莱话（登州官话）的狄考文是最后的把关人。他在蓬莱居住了几十年，苦学汉语、传教办学。对登州官话的娴熟运用，你只需要看看他主编的学汉语教材《官话类编》就一清二楚。
“狄考文他怎么会在半年时间里就会掌握中文？”在泉城学院登州文会馆纪念馆里，我好奇地问山师大历史系老主任郭大松教授。
“你看这张图片，观音庙里，在那些泥塑上坐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狄考文最初学汉语就是跟这样的小孩子学的。根据当时的大清律例，成年人教外国人汉语属违法行为，要砍头的。”
如有神助，依靠神的恩典，神保守，他们最终完成了“可能是人类翻译史上最伟大的壮举”。
中文版和合本《圣经》问世的1919年，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
你不得不佩服先贤的智慧和能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白话文逐渐成为知识界、学术界主流，中文和合本《圣经》乃当时第一部以白话文翻译的著作，影响极大。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先生称赞中文版和合本《圣经》为白话文的典范之作。
鲁迅、周作人两兄弟都赞誉和合本《圣经》，“‘马太福音’是中国最早的欧化文学国语，它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着极大极深的关系”。
鲁迅先生甚至在散文名篇《野草·复仇（其二）》里干脆直接引用《马可福音》的叙事。
民国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罗香林称中文版和合本圣经为“超凡的巨作”。
百年中文和合本，百年中国与世界。
我每次回到故乡蓬莱，都会揣上和合本，到画河西沿基督教堂和戚继光牌坊一带走走。穿过牌坊里，瞻仰那座1872年兴建的基督教圣会堂。这里虽不是狄考文博士的登州文会馆，也不是他所在的差会长老会，甚至当年中文版和合本《圣经》也不是在这座房子里翻译的。但随意打开和合本这经典中的经典，基督大爱、神所默示的真理就会迎面扑来。
今天也许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中文和合本的故事，或者，还没有机会与经典的中文版和合本《圣经》谋面。
经典中的经典，打开读读，就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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