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系统性排华和麦卡锡主义下的个人生活
作者：西洛 (Xi Luo)； 编辑：黄倩 (Qian Huang)
摘要
《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是作者陈松柏的一本回忆录。透过这本书可以洞见1930年代《排华法案》时期华人通过“纸儿子”身份进入美国的隐秘生活。作者对麦卡锡时代经历的描写也可以唤起当下正在经历着似曾相识遭遇人的共鸣。
《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是一本回忆录。作者陈松柏，又名黎屏尘，于清朝灭亡后不久出生于中国台山沙头村。他在童年时被军阀绑架，并卖给一对没有子女的夫妇，其后被黎氏家族养大，所以从来不曾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出生日期。19岁时，陈松柏购买了一张“文件纸”，宣布自己是一位华裔美国人的儿子。他于1934年以陈松柏这个名字到达“金山”。为了还清债务，他在波士顿和纽约从事洗衣业，其间也自学英语。尽管在中国从未完成高中，但他仍梦想有一天在美国上大学。之后，他认识了纽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拉尔夫·皮克特（Ralph E. Pickett），并与之常年保持通信。1945年12月7日陈松柏加入了美国海军。在整个服役过程中，皮克特院长都给他寄去语法书和阅读材料，鼓励他学习。战争结束后，陈松柏放弃了上大学的梦想。因为，自从参军跟随海军走南闯北之后，陈松柏发现有很多素材可供写作，于是他以中国古典诗歌的方式进行创作，并希望成为一位诗人。可是随着1950年麦卡锡主义时代的到来，他的梦想破灭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许多以虚假身份进入美国的“纸儿子”都被怀疑支持共产主义。联邦调查局的造访和突袭成为陈松柏和那些住在美国唐人街华人们的家常便饭。正是在麦卡锡时代的影响下，陈松柏决定在退休后写作《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一书。这本书2000年由坦普尔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2001年杰出学术著作的殊荣——因为这名鲜为人知的华裔美国人的故事应该被所有的人知道。1988年8月23日陈松柏在纽约去世。
这本回忆录的另一位作者是陈松柏的女儿陈春卿（Winifred Chin-Hing Chin）。她于1952年4月14日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就读于纽约公立学校，并由父亲在家辅导学习中文。他们的家庭课程包括读写中文、学习中国诗歌、哲学和历史。陈松柏认为，如果麦卡锡主义可能会导致一家人被驱逐回中国，陈春卿至少还会中文，并且了解中国文化。幸而，麦卡锡主义的年代很快成为了一段历史，倡导麦卡锡主义的参议员也遭到了谴责。
其后，陈春卿先后进入布鲁克林学院，塞顿·霍尔大学和纽约大学主修哲学和宗教。毕业后，她先在圣·弗朗西斯学院教世界宗教与道德学；之后她在纽约大学教授东亚文化与历史。 作为《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一书的编辑，陈春卿在此书的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她的努力，学术界和更多的读者得以了解这段亚裔美国人的历史。现在，陈春卿退休后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并依然活跃在亚裔美国人研究领域。
陈春卿在《亚裔美国人》纪录片拍摄现场
什么是纸儿子？
在世纪之交，美国并没有给予中国移民有利的移民政策。1882年出台的《排华法案》更是禁止华工在未来十年移民美国，之后几十年的政策也旨在严格限制中国人的移民和入籍。《排华法案》一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中国移民才因此获得了每年的移民配额和被允许入籍的资格。尽管有这么多不利因素，中国人想要移民美国的愿望还是如此强烈，就像一句名言说的“条条大路通罗马”。正是基于此，中国人的移民史与“纸儿子”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
移民通过购买一张“文件纸”进入美国。在这张“文件纸”上，这个人被一位美国本地人指定为自己的儿子或者女儿。这个本地人或许是1850年代来美国西部修铁路的华工后代，可实际上谁也无法辨别其身份的真伪。当这一代美国华人回去中国故土探访，就和当地人结婚，并在返回美国后向当局汇报在中国生育了子女。美国政府就会给他们颁发相应的文件纸，允许这些“子女”移民美国。这些子女是否真的存在，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些文件纸的拥有者将文件倒卖给黑市里的华人代理，想通过亲属关系移民来美国的人就会去找代理，让代理在信息中查询与自己年龄匹配的文件纸。一份文件纸的售价通常为每年一百美元，这笔费用可以在移民前用美元支付，也可以在抵达后通过工作付清。新移民通常会选择在抵达美国后通过工作收入付清购买文件纸的费用。
最大规模的使用纸儿子方案进入美国的事件发生在1906年，当时旧金山地震和由此引起的大火摧毁了大量移民的原始档案，以及当地人的出生记录。官方记录的丢失使许多美国华人得以通过宣称自己在美国出生并获得了国籍。他们在建立了公民身份后，就为潜在的纸儿子创造出了更多的“位置”。随着这种宣称变得越来越多，1910年美国政府在天使岛（旧金山）建立了移民站。因此大多数在 1910年至1940年间试图进入美国的华人，都在踏足金山之前被拘留在天使岛接受审讯。一些移民会甚至会被拘留在岛上长达数月甚至数年。在美国移民局意识到纸儿子系统存在后，更严格的审查就开始了。潜在的移民需要记住更多的细节，这就增加了在证词中出现错误和矛盾从而被拒绝入境或遭受驱逐的风险。在陈松柏的回忆录中，他于1959年最后一次遭到联邦调查局的调查，期间仍然“至少有四、五代的台山人通过纸儿子网络进入了美国。” 购买了文件纸的移民需要根据文件上的信息编造或者重构他们的公民身份、婚姻状况、姓名、过去的经历，之后也不得不在美国继续自己“隐蔽在文件纸下的人生”。 陈松柏在回忆录中写道：
“1934年，我19岁，以‘纸儿子’的方式来到波士顿。通过移民局三天的审问，我成功回答了关于‘我的父亲’的问题。这些问题我之前研究、记忆了数月。我证明自己是一个美国公民，一个当地人的儿子，并且已经准备好在‘金山’——美利坚，开始新生活。”
1941年陈松柏宣誓加入美国海军
《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是一本无比坦诚的回忆录，在这本书发表之前，美国华人研究的资料很少是从中国移民的角度来书写这段历史，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就显得尤为意义非凡。在这本回忆录中，读者可以瞥见东海岸华人洗衣工的日常生活，这段历史通常都被保留在家庭内部，“文件纸”上，却很少出现在出版的资料上。通过这本回忆录可以更好地认识到在美国的中国移民的复杂性。
系统性排华的影响
华人移民美国（过去和现在）无可厚非大多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当然，其中也有一些其他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南方的经济已经失败，劳动力被征募来美国开发西部，而美国的航运业通过把劳动力和商品运输到世界各地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也促进了这一进程。就像陈松柏在回忆录里关于故乡的章节里写道的：
“过去我的村庄跟足球场一样大，可能现在也依然那么大，孤零零地坐落在一片空地上，有不足五十户人家。沙头村，字面意思是‘沙-头-村’，这里是穷的地方中最穷的地方。这片村庄建在一片细沙地的顶端……那时候真是生存不易；现在即使是贫困的乡民也比六十年前的人过得好太多……对于广东省，台山县是个独特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台山县一半以上的户主要么在美国谋生，要么在古巴打工。我的村庄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美国已经成为当时公认的可以致富的地方，而中国历史、习俗和文化传统也决定了哪些人会冒险去海外寻找可靠的收入，这些都成为塑造中国移民特征的因素。但是，没有什么比美国的移民政策能够更深刻地影响中国移民在美国的经验，有效地在1882年至1943年间将大多数中国人排除在这个国家之外。最初的《排华法案》于1882年通过，在十年时间里禁止华工移民。这个法案是美国第一个基于种族禁止某一类人移民的立法。随着时间推移，该法规在指定的职业和地理范围方面进行了更新，这一法案在1904年被无限期延长，直到1943年，美国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结成盟友，才被解除。即使如此，中国人进入美国的年度最高配额是105人。
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中，男性多于女性。一方面，中国本土的传统决定了大多数家庭选择让男性出国打工，而把妻子留在家中操持家务。另一方面，排华政策更规定妻子不能跟随华工丈夫来美国，从而限制了在美国的中国女性数量，并且抑制了华人家庭的人口增长。此外，许多州通过反种族混合法，防止中国人与白人女性结婚，这就进一步减少了美国华裔家庭的自然增长。
1882年的《排华法案》还规定，华人移民不能入籍。通过法律性的规定，《排华法案》确保了华人移民群体中绝大多数是男性；也限制他们从事某些职业，规定他们没有获得权利、享受人权、履行义务和取得国籍的希望。这些旨在阻碍华人融入美国生活的法律也深刻地影响了移民在美国的生活方式，以及移民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看待美国社会的方式。
麦卡锡时代（1950年代）的生活
《纸儿子·一个人的故事》记录了陈松柏一家在麦卡锡时代的遭遇。麦卡锡主义是美国1940年代到1950年代兴起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并对个人进行无端地指责、调查、甚至迫害。为了抓到非法中国移民，特别是那些可能支持共产主义的移民，联邦调查局对华裔社区进行了密切地监视。陈松柏关于联邦调查局探员频繁访问他洗衣店的描述代表了整个社区的紧张感，尤其是那些使用虚假文件的人。陈松柏除了担心自己的“纸”身份，还担心他曾经常在《中国日报》上发表过诗词和散文。这份中文报纸被认为有共产主义倾向。在此期间，FBI与移民入籍服务局（INS）鼓励纸儿子坦白其非法身份。为了获得信息，揭露“纸”家谱，入籍服务局承诺将帮助线人获得合法移民身份。参与坦白计划的人后来大多成为了合法居民或公民，但该计划也给社区中许多人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坦白不仅涉及到个人，还关系到其他身陷其中的人。整个“纸家族”将被暴露，通常被牵连的人不会被告知。在中国移民社区内，关系变得紧张，对美国政府普遍存在不信任感。陈松柏和他的妻子选择不坦白，不放弃公民身份，因为他们担心在重新申请公民身份之前的五年等待期里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种焦虑肯定不是陈的家庭所独有的。在陈松柏的回忆录里指出许多“纸家庭”都必需面对这样的进退两难。
陈松柏在自己的洗衣店工作
陈松柏因为常年为报道中国内地新闻的《中国日报》撰写文章，并与前主编（著名共产党人唐明照，中国首个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女儿南希·唐在布鲁克林出生，之后成为已故总统尼克松1972年首次访华的翻译）有私交被怀疑支持共产主义。虽然陈松柏曾在二战期间为美国海军服役，并且皈依了基督教，常年在教会担任翻译。但是1955年FBI（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还是造访了他的洗衣店，并对其进行调查。在多次调查中，探员甚至前往作者儿子的小学，试图从陈的儿子那里获得证据。然而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很好地保护了陈的儿子，使探员的企图没有成功。
《中国日报》受到亲共的指控是因为报纸刊登了中资银行的广告，广告鼓励美国华人通过某些银行给国内亲人汇款。官方认为这些广告违反了《与敌人交易法》和外国资产控制条例，参与了阴谋诱使在美华人向中国汇款从而达到进一步支持共产主义的目的。《中国日报》当时的编辑金·莫伊被送进了监狱。
为了让自己显得更“美国化”和更爱国，陈松柏在订阅《中国日报》的同时，也订阅了《纽约时报》，并将自己之前发表过的诗歌付之一炬。在每次扔掉过期报纸时，他也会用英文报纸把中文报纸包裹住。
在麦卡锡时代，商店里也不敢出售标有中文的货品。
在这段时期，陈松柏的通信和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都有被打开的痕迹。因为担心“牵连有罪”，陈松柏也停止了跟美国导师皮克特院长的通信。
在那个偏执的年代，人心浮动，在书中，陈将自己的境遇跟二战时期的日本人进行了比较。书中写道：
“美国不仅对日本，也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但是没有德国人或者意大利人被围捕送进拘留营。许多曾在一战期间为美军服役的日本老人也在二战时遭到拘留。因为尽管日本不是美国唯一的敌人，但是日裔看起来不同，可以很容易地被区分出来。所以，即使二战后许多东欧国家也转向了共产主义，但是中国人因为外貌、姓名等特征也很容易被区别出来，说明这样的情况需要警惕。”
随着焦虑情绪不断增长，陈松柏向教会牧师寻求意见，牧师建议他审时度势，保持合作，停止写作，保持低调。
在对这个时期的描写中，陈松柏也谈到了另一位洗衣店主黄先生的遭遇。黄先生也是30年代通过纸儿子身份进入美国的，他的洗衣店遭到了野蛮地搜查，正常生活次序受到了严重的干扰。文中写道：
“他们的个人衣物、信件和跟中国、香港的通信都被翻了个遍，纸张、旧照片和保留的女孩学校功课，散得满地都是。桌子和柜子都被清空了，抽屉被倒出来，床单全部乱七八糟。”
“‘我（黄先生）没做错任何事。我很自豪，你知道，我第一个女儿在这里出生——就在金山的土地上！’当他回顾那些珍贵的时刻，又看着当前的遭遇，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们认为一个穷洗衣工能干什么？他们真的以为我在这间小店里组织了一个间谍网络吗？’”
由于麦卡锡时代制造的恐慌气氛，陈一直坚持让自己的小孩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担心有朝一日不得不离开这个国家。幸而这段历史的乱流终于过去了。在1959年联邦调查局探员最后一次造访之后，陈写道：“那是最后一次联邦调查局对我提出质疑。也许他们终于意识到，我只是一个无害的诗人，只想为自己的妻子和家庭在金山讨一份生活。”
陈松柏和子女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