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定居美国洛杉矶，还交了一个地道的美国男朋友，叫杰克。交往半年过后，我们同居了。
去年5月的一天，杰克沉迷游戏，改变了我们原先的出行计划，我很不高兴，大声责备了他几句。他还是老样子，不跟我谈。
“明明就是你的错，我还不能发火？”我很气。
“你这样激动让人害怕，等你冷静下来我们再沟通。”他耸耸肩说，然后继续打游戏，把我当空气。
我听到这话更加生气，一直以来的压抑情绪爆发了出来，随手摔了一个杯子。
“You are crazy（你疯了）！”他说。美国人说出crazy这个词的话，就表示性质很严重。
接着，我神使鬼差地做了一件疯狂的事情：捡起杯子的碎片，往手臂上狠狠地划了几下，试图引起他的关注。
伤口立刻涌出鲜血，但当时我情绪激动，竟感觉不到疼痛。我坐在床沿上，鲜血染红了床单。
出乎意料的是，杰克直接打了美国911报警电话，说有人割伤了自己。我愣在原地，他不关心我的伤情，还去打电话报警，这关警察什么事？
二、
不到五分钟，警笛声渐渐靠近，一名高大的警察走进卧室，在我面前蹲下来，问我：“你手臂是怎么受伤的？”
我当时心里既伤心又窝火，想说不小心弄的，但听说在美国对警察撒谎后果很严重，我只好老实回答：“我自己故意弄的。”警察非常严肃地跟我说：“他们会带你去最近的医院急诊部，你将在那里等待移送通知。”
我听闻医院的费用很高，尤其是看急诊的费用，于是赶紧说：“我自己可以处理，不用去医院了。”
“你还没有搞清楚情况，你必须去，否则我们将采取强制手段。”警察说。此时另外一名警察向我靠近了几步，我瞬间懵圈了，只好乖乖跟他们下楼。
这时，救护车司机从车上推下来一辆担架车，我伤的是手臂，哪里需要上担架。他们不由分说，让我躺在担架上，把我抬上救护车，护士和一名警察紧跟在后面。
他俩缩着身子坐在我身旁，一人掏出一个写字板，轮番询问我。警察问我证件号，生日，有无吸毒史、酗酒史，是否看过心理医生，之前是否有过自杀行为。女护士则问我有没有心脏病、高血压、过敏史，是否打过破伤风针等等。
三、
几分钟后，救护车抵达医院。警察递给我一张单子让我签字，并向我宣布：“因为你有自杀行为，所以从现在开始，你必须接受72小时的监控和精神评估。在这里处理完伤口之后，会有专员把你接到精神病院。”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画面：几个大汉把我绑在病床上，我拼命挣扎、嘴里喊着“我没病”……我打了个冷战，默默地在单子上签字递还警察。
他褪去一脸警惕的神色，满意地说：“谢谢你的配合，祝你好运。”说完就大步流星地离开了。随后，一名年轻的黑人女护士端来一盘瓶瓶罐罐和注射器，说：“我来照顾你”。
此时的我已经冷静下来，这才感觉到右臂伤口的阵阵疼痛。我鼓起勇气看了一下自己的右臂，有些几道划痕，其中三道伤口比较深，鲜红色的肌肉以切割线为中心，向两边翻卷开来。看着这些伤口，我肠子都悔青了。
“要缝针吗？会疼吗？”我问那名护士。
“不用缝针，也不会比你给自己造成的伤害更疼。”说着护士往我伤口上涂一种蓝色的“胶水”，然后用手把轻轻肌肉合拢，晾干后再上了药。此外她还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说可以管五年。
过了一会儿，进来一位40多岁模样、表情严苛的白人女医生，她说：“从现在开始，你最好老老实实待在这里，不要再有任何过激行为，更不要试图离开，那将是严重违法行为。我们会把你的表现都记录下来，交给带你去精神病院的人。我们的报告会直接影响你呆在那里的时间长短。”
一个小时过后，给我处理伤口的的黑人护士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并抱歉地对我说：“他们暂时还无法过来接你。”
“接我去干嘛呢？”
“先面谈，然后由面谈官决定处理办法。目前那边安排比较满，所以你要留在这里等通知。”她说。我心想，美国精神病人还挺多啊。
四、
第二天中午，两个小伙子匆匆忙忙赶到急诊室，他们和医院交接了文件，要带我去下一站。
其中一个亚裔小帅哥拿出白色的塑料手铐，客气地说：“抱歉，我必须要用这个，可以吗？”
难道我能说不吗？我悻悻地把手腕伸过去，他小心翼翼地避开伤口，把我两个手腕扎紧。我偷偷试了试，挣脱不开。
随后他们用约束带把我固定在担架车上，推进一辆绿色运输车。不久，车子到了精神病院的黑色铁门前。这所精神病院座落于闹市中，却毫不起眼，甚至没有标志。门上方有摄像头，侧面有对讲器。
和我们同时抵达这里的人有不少，得排队进入。我前面是个瘦小的亚裔女子，双手被金属手铐反铐在身后。两名女警压着她的双肩走到铁门前，女警脸朝摄像头，门就自动打开了，人一进去门就立即关闭。
进门后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到达一个类似警察局接待处的地方。一名身材高大的黑人女警，解除我的手铐，对义工说：“我接手了。”
女警用探测器扫描我全身，没收了我的手机和鞋带，让我进入面谈室。里面有个宽敞的大厅，角落处呈阶梯状排列着三张“审讯台”，后面坐着三位不苟言笑的面谈官。
审讯台对面摆放着四个白色的单人沙发，沙发之间有一到两米的距离，我在一个空沙发上坐下，发现其他三个等待面谈的人都是男的。沙发旁边站着一名黑人保安，死死地盯住沙发上的“危险人物”们。
接下来是第三个“病人”上去面谈，这回是个瘦高、留着长发的白人男子。
面谈官问：“知道你来这里的原因吗？”
男子理直气壮地回答：“知道，我在街上打了人。”
“你认识那个人吗？”
“不认识，可他一直盯着我，如果我不出手，他就会上来打我，所以我只好先下手为强！”说着他伸出右拳挥了三下，嘴里还叫着，“砰砰砰！”
面谈官似乎见怪不怪，继续问：“这是你第几次在街上殴打陌生人？”
“数不清了，”他自言自语道，“他们看我的眼神满怀敌意，该死！我必须要教训他们，不然，不然……”
“保安，把他带去第二区！”
男子被保安拖走的时候，嘴里还在碎碎念，最后，他们消失在了一扇通往别处的铁门背后。
五、
我在心里笑了，糊弄一下他们真有这么难吗，之后就走上去坐在面谈官的对面。
“奥巴马”问我：“你为什么会想要自杀？”
我不敢否认，怕否认会被认为撒谎，引起反效果，只好顺着他的话说：“跟男朋友吵架，心情不好。”
“你现在还有自杀的想法吗？”
“绝对没有。”
没说几句话，“奥巴马”就让我过关了，并将手中的表格交给一位和蔼可亲的白人老太太，她面前的台子要低矮一些。我想这应该是按“安全等级”划分的，如果我能到台子最矮的面谈官那儿报道，说不定就能离开这里。
老太太问我：“出去以后，你会好好跟你男友交流吗？”
我心想，一定叫他滚犊子。但我不敢节外生枝，便说了几句违心话：“会的，我们之间有一些文化差异，这一次我太冲动了，很后悔，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老太太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但转眼就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你现在打电话给他，问他愿不愿接你出院。”她推给我一部座机，按了免提，骑虎难下，我只好硬着头皮拨了杰克的电话。
电话里杰克问我在哪儿，我说：“我在一家机构进行面谈，他们希望你过来接我。”
他一下警觉起来，问：“机构？你不会是在精神病院吧？”
我咬着牙坦白道：“是的，如果你能来接我，我就可以出院了。那天的事情真的很抱歉。”
“你知道吗？你把我吓到了，我建议你还是在那呆到明天吧，我现在在上班，明天去接你。”他说。我强压住火气，百般撒娇，求他接我回去。
可他并不吃这一套，还说：“你应该借此机会学习一下如何控制情绪，明天会去接你，我承诺。”美国人就是这样一根筋，好说歹说，他们还是固执己见。挂了电话，我不甘心地对老太太说：“我可以叫我表姐来接我吗？”
老太太摇了摇头，说：“我希望你采取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选择逃避。如果明天他来接你，你就可以出院了。”这实在太不公平了，他不过是我男朋友，又不是我的老公或直系亲属，凭什么由他来决定我离开还是留下。
我正要抗议，老太太先开了口：“我已经尝试对你网开一面了，所有有自杀行为的人都要被监控至少72小时。”听到“至少”两个字，我把抗议的话咽了回去。
六、
工作人员给我找了个卫生间大小的“单人病房”，里面只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和一个饮水机，天花板上装着摄像头。
我问他们，上厕所怎么办。保安指着门边一按钮说：“按铃。晚饭以后最好不要喝水，从夜间11点到早上6点不一定有人应答，那就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了。”说着他扫了一眼饮水机上的纸杯……
早上10点多，最后一位面谈官约谈我，他说话很逗。“我这辈子都不希望再见到你，因为那意味着你将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也不想进去那里吧。”他指着昨天那名白人男子被带走时经过的铁门说，“我跟杰克确认过了，他中午来接你，我现在先给你办手续。”
我像小鸡啄米一样频频点头。他拿出一堆文件让我签字，其中一份是要求我五年内不得使用包括枪械在内的攻击性武器，还有一份是要我同意接受社工的监督，社工会不定期打电话给我和我的联系人询问“病情”，联系人也可以向社工报告异常状况。令我难以接受的是，联系人那一栏是杰克的名字。
后来杰克来接我回家，可他看我的眼神有些怪异，不知是怕我质问他为什么报警，还是对我另有看法。这些都不重要了，我拿回手机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给表姐，让她和姐夫去我家集合。我和杰克住的房子是姐夫的，杰克没有租约、一分钱房租也没交过，这天我就请他卷铺盖走人，没必要跟没人情味的家伙浪费口水。
这段四十八小时的经历让我明白到两件事情。第一，无论如何也不要再做伤害自己的事情，又蠢又疼。其次就是，安心找个中国男朋友，两个人吵吵闹闹地过日子，要比所谓“理智冷静”地生闷气强得多。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医院的账单，4897美金，折合人民币接近3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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