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6日，在北大物理大楼二楼的一间教室里，李和我举行婚礼。婚礼不是西式的，因找不到出租婚纱和洋礼服的店铺；婚礼也不是中式的，因买不到金双喜大红烛；婚礼更不是当时流行的“革命”式，其核心节目是把西式的交换戒指变成互赠毛选一卷。戒指是爱情和婚姻的信物，以毛选作者充任婚姻的信物，不免太恶心了。
我们没有开喜宴请客，因为没有那么多的粮票，油票和糖票。为了应付场面，我们只买了两样不要票的东西，高价糖（价钱高于要票糖十倍以上），和一堆又小又涩的梨。老人曾叮嘱我们，在婚礼上切忌吃梨（离）。果然，我们婚后的第一个25年（1961-1986）确是聚少（8年）离多（17年）。第二个25年（1986-2011），情况好转。一个忌讳的有效期是25年，和通缉令一样。
无吃无喝的婚礼，更像一场质询会。质询的重点是李和我的爱情史。李和我从相识，到相知，到相恋，再到结婚，前后经历了九年（1952-1961）。可讲的故事确是不少。
大学四年，1952-1956，青春年少，朝霞满天，李17 – 21 岁，我 16 – 20 岁，没有“少年维特之烦恼”。1952年入校时，北大当局让上海地区的新生8月入校报到，而北京地区新生要等到10月之后才准予报到，因为宿舍尚未完全盖好。当我们北京男四中众弟兄一行来到北大报到时，都被先来的上海新生们管理。从上海来的李，手上持有一份名单，她的任务是核查名单上的每一个人的住地。一轮下来，她没有找到方某的下落。原来，李拿着的名单里，我的名字被误写成方丽芝，她只到女生住地去找。后来，李终于在男新生暂住地（大体育馆）查到了我。问：“你是方励之吗？”答：“在下正是，有何吩咐？”。李和我，就如此相识。
直到大学二年级，我们还有课堂讨论，可以质疑课堂内容。马列主义课的讨论，可以质疑马列经典。在课堂里，还保有一点点辩论自由。这可能是欧洲大学传统在中国残留的影响，蔡元培的办北大的主张皆来自德国的F.洪堡“真实、公正、自由”的原则。欧洲教育重视辩论。古希腊柏拉图学院的认识论就是，真理是依靠辩论（包括诡辩）而获得。“最高形式的自由是按照自己的良心去自由地了解，自由地阐述，自由地辩论”（密尔顿）。我一直很喜欢诡辩（如芝诺佯谬）的逻辑。其中的智能，实在不是所谓“抬杠”能相比的。在课堂讨论上，我常试着以此道“标新立异”，挑战正统立论（当年的“标新立异”，后来证明并不全错，那是另外话题），看谁能识别诡辩的诡道。每当我发言之后，第一个站起来反驳，并甩下几句冷言冷语者，常常就是李淑娴。一来一往，使我们相知日深。
1954年秋，大三，北大全校评选优秀学生，必要条件之一是所有课程的考试成绩都必须是5分，即所谓全A学生。北大全校共评出28个优秀学生，竟有7个在物理系三年级。全A生高度集中在物理系，并不奇怪，恩格斯（马克思的赞助者）早说过，“物理学研究最简单的吸引和排斥运动”。据此有人说，物理系就是简单运动系，可简称简单系。还真说对了，揭露复杂现象的简单本质，是物理的追求。因为，“大自然是简单的”（汤川秀树）；“简单是真实的标记，而美是真理的光辉”（E. Chandrasekhar）。世间万物的至极本质，是优美，简单和统一。
爱情的至极本质，是心灵里的优美，纯净和专一。
李和我都在“简单系”的那7个全A学生之中。两条世界线缠绕在一起了。泛彼柏舟，亦泛其流，终于双双落入了至极的情网。一篇日记里写有“燕园里，摇曳的树丛，阑珊的灯光，幽暗里充满着无尽的柔情；高远的天空，严肃而寂静。群星的闪烁，好像在窃窃私语，是不是在羡慕我们？此时此刻，还有甚么更甜美的，能超过我们的相依相恋？”
1957年，朝霞的日子结束，灾难降临。反右派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用无产阶级的政治大棒，把不符合阶级斗争原则的年轻恋人，一一生生打散。李和我也一度被打散。1957年底，李被正式划为右派，开除党籍，我则还没有，按阶级斗争定义，当时相互已属敌对阶级，非分手不可。从那以后，李和我切断了联系。李下乡到京西斋堂劳动改造，我则被下放到河北省赞皇县劳动。天各一方，只剩“唯有你一人， 永留我心上”的歌声还不时回响于心上 ……
1959年初，幸运降临：我终于也被开除党籍，高兴极了。按定义，我同李的阶级地位一样了。两条世界线再度相交在一起。其实，李和我的右派罪行是同一桩案子——准备给党中央写一封信。北大反右的后期，是由邓小平和彭真掌握，他们说北大右派质量高，右派帽子数量不应受（毛的）5%上限的制约，可以增加到7% 或更高。李的右派帽子就是在后期追加的。在政治上，科学院跟着北大走，我的名字也被列在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右派名单中。据闻，时任科学院秘书长的“老右派”杜润生看到名单后说：“这个人太年轻了，哪儿够资格当右派”。顺手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划掉。所以，我始终没有一顶正式的右派帽子，恭列漏网右派。
反右运动过后，环视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所有我们知道的反右运动之前的年轻情侣，凡被阶级斗争波及者，无一不被打散。有的人为此终生郁郁。没有人认真统计过，这种事例共有多少。
李和我是幸存者。
所以，婚礼的高潮——当友人要求我们唱歌时，李就唱了一遍“心儿在歌唱”。我们的物理启蒙老师黄昆教授也特意来参加我们的婚礼。李和我的恋爱故事，至少有一桩与黄先生有关。1960到1961年结婚前，我每个周末去找李。她当时住在北大女教工宿舍（未名湖畔的均斋）。教工宿舍一般两个人，有时不方便谈话，也影响他人。我们只能到校园里散步。一个周末，冬晚，雪后，气温零下16 C。照例，我们在未名湖周边的几条小路上缓缓绕行，被黄先生撞见。后来，在黄的教研室中，流传一则“新闻”：“李淑娴和方励之在零下16度的气温中谈恋爱”。不知这个纪录是否已被打破了。
如今的金婚和亚金婚一代，当年大都没有享受过新婚旅行或蜜月旅行。那时的婚假只两天。最多去香山和碧云寺一次。
大三时，李和我倒不时于周末去香山碧云寺一游。当时要想去香山碧云寺，又想不耽误吃饭，须在半天内完成。1952秋季 – 1955春季期间，当局对大学生特别优惠，实行伙食供给制，北大大饭厅一日免费供应三餐，不要钱，不要票，不定量，但不准带走。学校还发给每个学生一支捷克造搪瓷白饭碗，男生的饭碗口径是15公分，女生的12公分。中饭晚饭的开始曲是“骑兵进行曲”。一听广播此曲，学生就会从四面八方冲向饭厅，比骑兵还快。那个时代，极少学生有钱下饭馆。从北大到香山一路，也没有一家饭馆。所以，要想去香山碧云寺，必须在大饭厅的两顿饭之间完成 。当然，也可以早饭多吃，午饭就免了，但早饭只有馒头稀饭咸菜，至少要吃五个馒头才够。当年男生吃馒头的吉尼斯记录是一顿11个，我最高吃过9个。
如果骑自行车，两顿饭之间来回北大-香山不成问题。李和我常选择徒步。李是北大女子中长跑运动员，耐力极佳。半天走北大-香山一个来回，对她没有问题。我呢，也没有问题。在热恋的时候，Male是绝不会在任何PK 中示弱的。
结婚旅行并非新婚者专有的权利。只要爱情在心中，又有机会，任何时间都可以享受“just married”。
李和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机会，已是锡婚（结婚十年）了。1971年8月，林彪坠机前一个月，文化大革命正在高潮。那年南方天气奇热，许多部门不得不放假。我当时在科大砖瓦厂劳改。被专政者原本是没有假期的。然而，制砖工人也觉得太热，想休息，最后，军代表不得不决定“大赦天下”，一律放假一周！李当时在北大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也请准了假。这是我们结婚以来，第一次享有一个共同的较长的假期。当即决定：去度蜜月或蜜周！
蜜月一词，本来就有两层含义：甜蜜及秘密。对我们来说，秘密更是不可或缺。我们俩个都是被无产阶级专政的贱民。此行必须秘密。我们并不害怕。连年不断的阶级斗争，使非贱民们都失去了玩兴，极少出来旅游，更何况贱民。所以，专政者们绝不会想到一对贱民竟会有兴致有胆量出来游山玩水，尽享天然美和爱情美的交融。我们推断，名胜之处反而是阶级斗争最放松的地方。后来证明，我们的推断100%正确。
蜜周的目标是黄山。
可惜，1971年还没有好相机，胶片也都是过期的，加之动荡的年代，留存下来的首次结婚旅行的图像记录很少。图1勉强可以弥补这一点。依稀可以看出1971年的痕迹。
图1：李淑娴在一制高点，远望“猴子”，“猴子”则在“观海”（1971年8月16日，方励之摄）。
后来，李和我还有过类似的结婚旅行。
十九世纪，也许包括二十世纪，新婚燕尔者最向往的蜜月旅行的目的地，是亚得里亚海边的威尼斯，一座浪漫的，梦幻的，诗般的水城。1983年，我们结婚的第22年（接近银婚了），也有了这样的机会。
1983年，威尼斯的游人还不多，懒鸽子也少，相比于黄山游，太悠闲了。我们在圣马可广场逗留期间，也没有看到成双成对的蜜月旅行者。我们可能是那几个小时里整个圣马可广场上唯一的一组双人行，加之李的服装颜色较为明亮。被一些游人误认为我们是一对新婚旅行者。热心来帮我们照相。为新人照相，可分享好运。一张不够，咔嚓，再加一张（图2）。殊不知，当时我们的儿子已经上大学了。
图2：1983年10月8日，李和我在威尼斯圣马可广场 。
发表于 2011 年 11 月 22 日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