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urtesy of Jessica May Lin
作者（左四）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文班的老师和同学。
陌生的中国
离家上大学，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了。
我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离老家开车要一小时多一点，所以我只在过节时候回家。没有人在背后追，我终于松开手把老家的华人圈子丢下了。大学一年级我想都没有想过中文，恨不得忘了我有这个文化背景。我没有主动找华裔交朋友。我的专业是心理学。有时候在校园里我会遇到中国留学生，但他们的声音对我来说只是远处的回声而已。这是我多年渴望的释放。
又过了一年，我暑假参加了一个科幻创意写作班，其中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发生在上海的短故事。
在故事中，主人公在一条里弄里躲雨。这是一座急速现代化的都市，混乱中充满了生机。这里有摩天大厦和穿着西装的银行家，也有民工和藏匿于街景一隅的寺庙。
以前，我从没有把中文课本里的中国当成一个立体的地方，它只是一篇文字——没完没了的生词、成语和一些喝醉酒的老头子看月亮——的注脚。我也陪父母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但我没有把事实的“中国”从我对中文教育的反感分开。当摈弃我先入为主的观念，从一个外人的角度看望中国，我发现自己对故事中的繁杂街景和快速现代化很有兴趣，不敢相信这跟中文课本里描述的是同一个国家，于是想做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我读了一些关注中国的介绍，看了一些照片，发现中国实际上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天后，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下学期要报名中文课。”
她以为出了什么事，着急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我也没多解释，挂了电话就开始浏览我大学提供的中文课。
因为我不是初级学生，又是华裔，学校要求我在网上先完成一个分班测验。考试的指示说，如果我不知道答案就应该把那道题跳过去，这样才能得出最准的结果，但上了这么多年的中文课还不会好多题，我觉得很丢脸，就还是猜了很多。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退步了不少，但听力还不错，测试时没有猜答案，结果近乎满分。老师之后通知我，我被分到大学三年级的华裔班，这是专门给我这样背景的学生设计的。
第二代移民通常已经接触过父母的语言，尤其在口语方面，所以语法和发音没有问题，但许多初级语言班把时间集中在这两方面上。因此，这些第二代移民孩子感觉传统语言课不够难，但同时它们书写能力确实是初级水平。参加大学语言班的第二代移民孩子越来越多，有的美国大学开始把两群学生分开：没有背景的学生参加普通语言班，已经有背景的学生参加专门设计的heritage（继承语）班。一个大学提供哪些课在于它的学生人数。美国大学最流行的外语是西班牙语，所以南美后代多的大学一般会提供西班牙语的继承语班。选择中文的学生少一些，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等因素使得中文受到高度重视，提供中文继承语班的学校在增加。华裔多的大学一般都有华裔班。
从我13岁放弃中文到大学第一堂中文课之间，隔着七年的时间。大二第一天早上八点走进中文课教室，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周围只有ABC，这是一个美国大学平时见不着的现象。
我的老师姓宋，10多年前移民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拿到亚洲学硕士，自己有个上初中的女儿，所以很理解我们的想法。老师站在我们面前，她笑了一下，告诉了我们，“我以前是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我知道你们以前都上过周末中文学校。我不喜欢教周末中文学校的课，因为那时你们不想学，都是父母逼你们去的，是吧？所以我辞职了。现在你们长大了，自己选择坐在这个教室里。你们现在改变了想法，感觉中文对你重要了，所以我很高兴教你们。”
班上的学生开始偷偷地笑，教室里的紧张气氛马上消失了。结果从第一天开始，那个教室里的气氛就跟我其他课不一样。我感觉我跟中文班上的同学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因为虽然我们都是不同的专业，父母来自大陆、台湾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背后攒了一套共同的学中文经历。
我们的中文老师在我们大学生活中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华裔班三年级的老师经常开玩笑说，“我最喜欢教华裔班，因为我总是感觉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妈妈。我是不是长得跟你们的妈妈很像！”过年时，我们在美国大学没有机会回家，都是中文老师给我们带巧克力元宝吃，她知道大学孩子不吃早饭，有时会喂我们吃甜甜圈油炸圈饼。她还会跟我们聊她女儿成长的烦恼，问我们的建议。
华裔班上的同学变成了我大学最好的一些朋友。课后我们会集合在教室外面聊小时候的经历：我们在中文学校最恨的小学霸；被钢琴老师痛骂的经历；还有姥姥空手打墙上苍蝇的回忆。也是这些朋友，期末考试后一起到奥克兰的唐人街喝酒唱KTV，时不时请老师吃中国餐馆和冰淇淋。我大二的春季学期，我们中文班的同学请老师到我们最喜欢的中国餐馆，她对我们解释，“哎呀，美国人的习惯是孩子们先让长辈吃，但在中国文化是长辈要照顾你们，所以你们别让我先吃。你们先吃。”
我们华裔班的课文都是关于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典型性差异，比如中国人不喜欢欠债，但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感觉信用分数高的人更可靠；或者许多美国人错误地以为唐人街是一个中国的小模型，但实际上今天的唐人街更类似60年代的香港。课文里再一个令人难忘的话题是双语教育。那次考试老师放了一个录影带，介绍一位妈妈在谈异族婚姻和孩子语言教育的交叉；她总结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坚持对孩子说中文，这样丈夫也没有机会在饭桌上参与她和孩子的谈话，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女儿的中文。
这些话题对我很有意义，因为我也注意到了这些矛盾或差异，但没人对我解释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跟亲戚吃饭，我妈会假装上洗手间，然后跑到前台掏钱包，接着全家追在后面抢她手里拿的账单，周围的老外很迷茫地看着我们。
到了春学期，我们班有了新的老师——张老师，她年轻时候在中国是一名德语老师。她上课第一天介绍文化大革命时，讲到她被派到德国做调查，得到特殊旅行权利离开中国。“我想让你看我当时写的笔记，”她对我们说，然后在白板上投射她当时拍的照片、写的散文。在照片中，她拍了许多柏林街头染了头发、穿着皮夹克的朋克，旁边写着，“好不文明，这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她笑着说，“你看，有意思吧？”
我们发现张老师的价值观是多面的，她那一代和我们年轻一代之间的距离很远，经常会有摩擦，必须通过交流才能彼此理解。比如有一次她解释她女儿的英文名字是她中文名字的拼音。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她回家求妈妈起个英文名字，但我老师不同意，说“中文是姓名普遍，个人名字特制，英语是姓名特制，各人名字普遍，你又有个普遍的姓名，又有个普遍的个人名字，那你的独特性就没了。你应该对你的名字很自豪，不准诉苦。”而我作为在美国受过欺负的孩子，很同情她的女儿，我们大多数都有英文名字，感觉虽然在理想社会中你什么名字都能有，美国还是有些方面不平等，孩子有中文名字会遭受同学的欺负和更多的种族成见，所以最好起个英文名字，然后用中文名字作为中间名。
我们课上讨论的话题都很杂。其中有：你长大了，会按中国的习俗养你的父母，还是分开住？你把成功还是高兴作为生活目的？毕业后想追求什么事业，父母支持不支持？这些内容表明，设计华裔班课程的老师明白中文在第二代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是一个语言，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忽略这个文化方面而光教字母和语法是永远不够的。
虽然这几年，中文课是我大学里最喜欢的课，但我记得我周末中文学校老师说的话：如果当时不抓紧，以后不会再有那么地道的课程了。她说的太对了。大学的中文课不会每一个字都教笔顺。我那么多年没有接触中文，很多字的笔顺是乱猜的，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怎么写。大学的课程也没有朗诵唐诗、毛笔字或创意写作的项目。
华裔班跟非华裔班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课程会减少语法的教学，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发音和口语没有问题，课文内容也会不一样。我七年没有练习中文，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可以背某一篇课文里的生字，到了考试，发现生字都记住了，但单词往往不会写，必须用拼音补充，结果还是丢了好多分。因为华裔班的学生有的父母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我们的课文单周是简体字，双周是繁体字，考试也是简繁轮换。我简体字更强，所以考繁体字的成绩会差一点，轮到简体字分数会高一点，台湾裔学生则相反。
不过，华裔和非华裔之间的界线并不严格：这两个课程之间的分别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合适的选择，而不是按孩子的种族把他们分开。我“华三”班秋季学期有一位韩国留学生，他高中在上海读的，所以中文很强；春季学期有一位27岁的法学院学生，虽然是白种人，但他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上我们班目的是为了复习以前学的中文。我还有一位朋友是第三代华裔，父母不会讲中文，所以她上的是非华裔班。
复杂的命运
一直到今天，我总会想起妈妈当时提醒我的那句话：“你有一天会感谢我。”确实，这是许多华裔孩子的人生圣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乐器，为什么要上中文学校，只有父母的保证，“你有一天会感谢我。”
我10岁时，每周六必须六点钟起床上钢琴课，我半闭着眼睛对妈妈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感谢你。”13岁上中文课快要寂寞死了，也是同一句话，“我现在还是不感谢你。”甚至16岁被小提琴老师骂哭时，也是这一句：“我真的现在不感谢你。”
但是，当我在北京做了一年交换回来之后，终于看清了——我非常、非常感谢妈妈给我机会学这么多东西，尤其是中文，因为这些经验给了我一个技能组合，使我全面发展。我觉得很奇妙——我曾经很努力地拒绝中国文化，但后来长大了，投入学习中文，最后还把专业改成了比较文学，这样我可以同时研究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今年六月我已大学毕业。
同时呢，我也理解我的一些朋友，还有其他华裔，现在也不感谢父母逼他们学中文，认为自己的童年浪费在没兴趣的活动上很可惜。这些人找到了其他感兴趣的爱好，决定不需要中文，他们也都没有错。华裔想在美国成功、幸福，确实可以一点中文不需要，哪怕它会越来越有用。毕业之前，在大学的新招生日(New Admit Day)，我代表比较文学本科系招待未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妈妈给我介绍她的女儿，说她未来想当作家，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陪着她改文章，听到这里令我心有戚戚焉。近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沉思，如果我当时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爱好上（写作、跳舞），而不是父母替我选的活动（钢琴、小提琴、中文学校），我今天是不是会更优秀，会更多地感谢妈妈。
我还记得华裔中文班的宋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还说了一句话：“华裔的命运是最复杂的，因为你活着活着会发现，你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
在这个逻辑下，我们迷失在两个身份之间，找不到路，而我们学中文的目的是为了救自己。
但我宁肯想，现在一定程度上把中文学好了，我本人就具备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离开大学的校门，我不再生活在一个单面的世界里。我可以看中文的小说，读中文的新闻，想问题时候不只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考虑，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想。之前我很倔强地主张美国人的价值观，现在我愿意退一步考虑跟我不一样的想法，至少争取理解它。这些我每天都在感谢。
离家上大学，一切突然安静下来了。
我上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离老家开车要一小时多一点，所以我只在过节时候回家。没有人在背后追，我终于松开手把老家的华人圈子丢下了。大学一年级我想都没有想过中文，恨不得忘了我有这个文化背景。我没有主动找华裔交朋友。我的专业是心理学。有时候在校园里我会遇到中国留学生，但他们的声音对我来说只是远处的回声而已。这是我多年渴望的释放。
又过了一年，我暑假参加了一个科幻创意写作班，其中一位同学写了一篇发生在上海的短故事。
在故事中，主人公在一条里弄里躲雨。这是一座急速现代化的都市，混乱中充满了生机。这里有摩天大厦和穿着西装的银行家，也有民工和藏匿于街景一隅的寺庙。
以前，我从没有把中文课本里的中国当成一个立体的地方，它只是一篇文字——没完没了的生词、成语和一些喝醉酒的老头子看月亮——的注脚。我也陪父母去过中国的很多地方，但我没有把事实的“中国”从我对中文教育的反感分开。当摈弃我先入为主的观念，从一个外人的角度看望中国，我发现自己对故事中的繁杂街景和快速现代化很有兴趣，不敢相信这跟中文课本里描述的是同一个国家，于是想做更多的了解。
接下来，我读了一些关注中国的介绍，看了一些照片，发现中国实际上对我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几天后，我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我下学期要报名中文课。”
她以为出了什么事，着急地问：“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我也没多解释，挂了电话就开始浏览我大学提供的中文课。
因为我不是初级学生，又是华裔，学校要求我在网上先完成一个分班测验。考试的指示说，如果我不知道答案就应该把那道题跳过去，这样才能得出最准的结果，但上了这么多年的中文课还不会好多题，我觉得很丢脸，就还是猜了很多。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的阅读和写作退步了不少，但听力还不错，测试时没有猜答案，结果近乎满分。老师之后通知我，我被分到大学三年级的华裔班，这是专门给我这样背景的学生设计的。
第二代移民通常已经接触过父母的语言，尤其在口语方面，所以语法和发音没有问题，但许多初级语言班把时间集中在这两方面上。因此，这些第二代移民孩子感觉传统语言课不够难，但同时它们书写能力确实是初级水平。参加大学语言班的第二代移民孩子越来越多，有的美国大学开始把两群学生分开：没有背景的学生参加普通语言班，已经有背景的学生参加专门设计的heritage（继承语）班。一个大学提供哪些课在于它的学生人数。美国大学最流行的外语是西班牙语，所以南美后代多的大学一般会提供西班牙语的继承语班。选择中文的学生少一些，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等因素使得中文受到高度重视，提供中文继承语班的学校在增加。华裔多的大学一般都有华裔班。
从我13岁放弃中文到大学第一堂中文课之间，隔着七年的时间。大二第一天早上八点走进中文课教室，大家都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周围只有ABC，这是一个美国大学平时见不着的现象。
我的老师姓宋，10多年前移民到了美国，在伯克利拿到亚洲学硕士，自己有个上初中的女儿，所以很理解我们的想法。老师站在我们面前，她笑了一下，告诉了我们，“我以前是周末中文学校的老师。我知道你们以前都上过周末中文学校。我不喜欢教周末中文学校的课，因为那时你们不想学，都是父母逼你们去的，是吧？所以我辞职了。现在你们长大了，自己选择坐在这个教室里。你们现在改变了想法，感觉中文对你重要了，所以我很高兴教你们。”
班上的学生开始偷偷地笑，教室里的紧张气氛马上消失了。结果从第一天开始，那个教室里的气氛就跟我其他课不一样。我感觉我跟中文班上的同学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因为虽然我们都是不同的专业，父母来自大陆、台湾不同的地方，但我们背后攒了一套共同的学中文经历。
我们的中文老师在我们大学生活中占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我华裔班三年级的老师经常开玩笑说，“我最喜欢教华裔班，因为我总是感觉你们把我当作你们的妈妈。我是不是长得跟你们的妈妈很像！”过年时，我们在美国大学没有机会回家，都是中文老师给我们带巧克力元宝吃，她知道大学孩子不吃早饭，有时会喂我们吃甜甜圈油炸圈饼。她还会跟我们聊她女儿成长的烦恼，问我们的建议。
华裔班上的同学变成了我大学最好的一些朋友。课后我们会集合在教室外面聊小时候的经历：我们在中文学校最恨的小学霸；被钢琴老师痛骂的经历；还有姥姥空手打墙上苍蝇的回忆。也是这些朋友，期末考试后一起到奥克兰的唐人街喝酒唱KTV，时不时请老师吃中国餐馆和冰淇淋。我大二的春季学期，我们中文班的同学请老师到我们最喜欢的中国餐馆，她对我们解释，“哎呀，美国人的习惯是孩子们先让长辈吃，但在中国文化是长辈要照顾你们，所以你们别让我先吃。你们先吃。”
我们华裔班的课文都是关于美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之间的典型性差异，比如中国人不喜欢欠债，但美国人喜欢用信用卡，感觉信用分数高的人更可靠；或者许多美国人错误地以为唐人街是一个中国的小模型，但实际上今天的唐人街更类似60年代的香港。课文里再一个令人难忘的话题是双语教育。那次考试老师放了一个录影带，介绍一位妈妈在谈异族婚姻和孩子语言教育的交叉；她总结了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坚持对孩子说中文，这样丈夫也没有机会在饭桌上参与她和孩子的谈话，只有这样才能保住女儿的中文。
这些话题对我很有意义，因为我也注意到了这些矛盾或差异，但没人对我解释过。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每次跟亲戚吃饭，我妈会假装上洗手间，然后跑到前台掏钱包，接着全家追在后面抢她手里拿的账单，周围的老外很迷茫地看着我们。
到了春学期，我们班有了新的老师——张老师，她年轻时候在中国是一名德语老师。她上课第一天介绍文化大革命时，讲到她被派到德国做调查，得到特殊旅行权利离开中国。“我想让你看我当时写的笔记，”她对我们说，然后在白板上投射她当时拍的照片、写的散文。在照片中，她拍了许多柏林街头染了头发、穿着皮夹克的朋克，旁边写着，“好不文明，这是因为他们太自由了。”回想起当时的想法，她笑着说，“你看，有意思吧？”
我们发现张老师的价值观是多面的，她那一代和我们年轻一代之间的距离很远，经常会有摩擦，必须通过交流才能彼此理解。比如有一次她解释她女儿的英文名字是她中文名字的拼音。在学校受同学欺负，她回家求妈妈起个英文名字，但我老师不同意，说“中文是姓名普遍，个人名字特制，英语是姓名特制，各人名字普遍，你又有个普遍的姓名，又有个普遍的个人名字，那你的独特性就没了。你应该对你的名字很自豪，不准诉苦。”而我作为在美国受过欺负的孩子，很同情她的女儿，我们大多数都有英文名字，感觉虽然在理想社会中你什么名字都能有，美国还是有些方面不平等，孩子有中文名字会遭受同学的欺负和更多的种族成见，所以最好起个英文名字，然后用中文名字作为中间名。
我们课上讨论的话题都很杂。其中有：你长大了，会按中国的习俗养你的父母，还是分开住？你把成功还是高兴作为生活目的？毕业后想追求什么事业，父母支持不支持？这些内容表明，设计华裔班课程的老师明白中文在第二代孩子的生活中不只是一个语言，它还关系到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忽略这个文化方面而光教字母和语法是永远不够的。
虽然这几年，中文课是我大学里最喜欢的课，但我记得我周末中文学校老师说的话：如果当时不抓紧，以后不会再有那么地道的课程了。她说的太对了。大学的中文课不会每一个字都教笔顺。我那么多年没有接触中文，很多字的笔顺是乱猜的，到现在还不清楚到底怎么写。大学的课程也没有朗诵唐诗、毛笔字或创意写作的项目。
华裔班跟非华裔班之间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我们课程会减少语法的教学，想当然地认为我们发音和口语没有问题，课文内容也会不一样。我七年没有练习中文，最大的困难是虽然可以背某一篇课文里的生字，到了考试，发现生字都记住了，但单词往往不会写，必须用拼音补充，结果还是丢了好多分。因为华裔班的学生有的父母来自大陆，有的来自台湾，我们的课文单周是简体字，双周是繁体字，考试也是简繁轮换。我简体字更强，所以考繁体字的成绩会差一点，轮到简体字分数会高一点，台湾裔学生则相反。
不过，华裔和非华裔之间的界线并不严格：这两个课程之间的分别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合适的选择，而不是按孩子的种族把他们分开。我“华三”班秋季学期有一位韩国留学生，他高中在上海读的，所以中文很强；春季学期有一位27岁的法学院学生，虽然是白种人，但他在北京工作了三年，上我们班目的是为了复习以前学的中文。我还有一位朋友是第三代华裔，父母不会讲中文，所以她上的是非华裔班。
复杂的命运
一直到今天，我总会想起妈妈当时提醒我的那句话：“你有一天会感谢我。”确实，这是许多华裔孩子的人生圣歌。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要学乐器，为什么要上中文学校，只有父母的保证，“你有一天会感谢我。”
我10岁时，每周六必须六点钟起床上钢琴课，我半闭着眼睛对妈妈说，“我现在一点都不感谢你。”13岁上中文课快要寂寞死了，也是同一句话，“我现在还是不感谢你。”甚至16岁被小提琴老师骂哭时，也是这一句：“我真的现在不感谢你。”
但是，当我在北京做了一年交换回来之后，终于看清了——我非常、非常感谢妈妈给我机会学这么多东西，尤其是中文，因为这些经验给了我一个技能组合，使我全面发展。我觉得很奇妙——我曾经很努力地拒绝中国文化，但后来长大了，投入学习中文，最后还把专业改成了比较文学，这样我可以同时研究美国和中国的文化。今年六月我已大学毕业。
同时呢，我也理解我的一些朋友，还有其他华裔，现在也不感谢父母逼他们学中文，认为自己的童年浪费在没兴趣的活动上很可惜。这些人找到了其他感兴趣的爱好，决定不需要中文，他们也都没有错。华裔想在美国成功、幸福，确实可以一点中文不需要，哪怕它会越来越有用。毕业之前，在大学的新招生日(New Admit Day)，我代表比较文学本科系招待未来的学生，其中有一位妈妈给我介绍她的女儿，说她未来想当作家，自己最大的快乐就是陪着她改文章，听到这里令我心有戚戚焉。近来，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沉思，如果我当时把时间花在自己喜欢的爱好上（写作、跳舞），而不是父母替我选的活动（钢琴、小提琴、中文学校），我今天是不是会更优秀，会更多地感谢妈妈。
我还记得华裔中文班的宋老师在第一堂课上还说了一句话：“华裔的命运是最复杂的，因为你活着活着会发现，你又不是美国人，又不是中国人。”
在这个逻辑下，我们迷失在两个身份之间，找不到路，而我们学中文的目的是为了救自己。
但我宁肯想，现在一定程度上把中文学好了，我本人就具备了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离开大学的校门，我不再生活在一个单面的世界里。我可以看中文的小说，读中文的新闻，想问题时候不只是从美国人的角度考虑，也从中国人的角度想。之前我很倔强地主张美国人的价值观，现在我愿意退一步考虑跟我不一样的想法，至少争取理解它。这些我每天都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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