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随父母流动的打工子弟，在置身的大城市求学时面临各种限制。他们一度担心出路，最终却拿到全额奖学金，到海外留学，有人一家三姐弟均如此，有人则进入哈佛。他们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波黑、亚美尼亚等地，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更广阔的世界。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但和父辈相比，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
26岁的安徽女孩星月，已经在加拿大温哥华生活了八年，高中两年，大学四年，工作两年。
从一个生于乡村、无法在上海考学的流动儿童，到今天享有的海外工作和生活，她想想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她的弟弟恩四、妹妹星睛，也跟姐姐一样，都拿到全额奖学金，如今在美国念大学。
过去几年，像他们三姐弟一样，在上海东北角一带成长起来的外地打工子弟，有10个人拿奖学金出国留学。
在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卷入学区房、补习班之类的比拼之中，越来越多的人难以承受教育之重时，这些一度担心出路的孩子，人生变得如此不同。
1
温哥华这座城市的气质，星月非常喜爱：繁华与宁静并存，白天去喧嚣与热闹的市中心上班，晚上下班后回到平静安宁的住宅区。
八年前的夏天，汽车在温哥华海边的田园小道上行驶，穿越一片森林，最后停在一处靠海的房子前面。一位老爷爷倚在门前，面露微笑，等待三位学生的到来。星月和两位同学，下飞机后便被送到老人家里寄宿三天。
路边几只小鹿，见人到来也不受惊吓，兀自安祥地啃噬着草地。夜已深，抬头可见漫天的繁星，连银河都看得清清楚楚。这些情景，至今还记得“很清晰”。
毕竟，半年前民办职业高中学生星月，还茫然不知未来。因为没有户口，她不能在居住的城市参加中考、高考，前途一片渺茫。她常常回家晃荡，不去上学，她甚至缠着妈妈要钱，想去做生意，像好友一样去摆摊卖水果。
实际上，星月初中成绩很好，经常考第一，每学期能拿2800元的奖学金。她的梦想是考上好大学，但初二时，她知道自己不能在上海吴凇参加中考，梦想仿佛一下子被击碎了。
妈妈的头发也是那时候开始白的。“家里三个小孩，老家回不去了，上海又不能考试，可怎么办呀?”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成天往区教育局跑，哭诉，求告。
她曾把女儿星月送回安徽老家读过一年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那一年，这个五年级小学生成了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在听不懂的方言环境里，她学习成绩直线下降，还变成了大人眼中的“坏孩子”，带着班里同学逃课玩耍。
妈妈不得不把女儿接回上海，也意识到：孩子一定要带在身边，陪伴他们成长，错过了那些年，孩子长歪了，就再也无法挽回了。她再没想过把三个儿女送回老家。
可到底又能怎么办呢?
妹妹星晴记得，当时学校里那些打工子弟，人人都有危机感，想着初中毕业后的出路。星晴在网上搜索发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招收特长生，只要才艺出众，可以不受户籍限制，她觉得自己“文艺才能突出”，想去试一试。
但是，整个家庭很快便泄了气。当时爸爸的物流生意出了事，妈妈给外国人家当保姆带小孩，他们付不起一年十几万的学费。
2
这时候，妈妈想起了张轶超，找他商量三个孩子的未来。
多年来，这位复旦大学毕业的张老师帮忙解决了很多小孩的上学问题。他为了帮助打工子弟而成立的志愿者服务社，也成了上海国权北路一带打工子弟们的另一个家。
2001年，复旦哲学系研究生张轶超第一次去打工子弟学校，被那里的环境“惊呆了”。离复旦校园不到五公里，在一片到处是简易房的棚户区里，一群浑身灰扑扑的小孩，挤在几间简陋的房子里上课。老师大多没有专业背景，有的甚至只是中学毕业。
张轶超组织志愿者去给这些孩子上课。五年后，他把短暂零散的支教，变成了有固定场所和内容的公益教育机构，为那些打工子弟提供课外的音乐、艺术、英语等课程。
星月便是最早进入服务社的学生之一。这里给了她充满明亮和快乐的童年记忆：踏青、抓蝴蝶、制标本、钓鱼虾、弹吉他、唱歌，小年夜在国权北路的棚户区里放烟花，夏日的夜晚用天文望远镜看星星……
流动儿童在活动中学习相处与合作
带着这些孩子快乐成长的同时，张轶超也暗自为孩子们的出路犯愁。直到2010年冬天，一个朋友知道他在做教育公益，告诉他国际学校UWC准备在中国开放招生。
UWC，中文名“世界联合学院”，1962年由德国教育家库尔特·哈恩创立，意在将不同国度、种族和宗教背景的年轻人集聚在一起，互相学习，缓和彼此的敌对和争端，为各自的社区和世界带来改变。它的14所学院，分布在世界各地，运营资金源于各国政府及私人的捐助。它提供两年的高中(大学预科)教育，之后可以申请海外大学。
中国在1973年送出第一批UWC学生，一直由政府选派，毕业生中后来不乏副部级干部。2010年，毕业生志愿组成的UWC中国理事会成立，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公开选拔学生。
张轶超立刻组织几个符合UWC招生年龄的孩子，集训英语，填写申请书。星月最初对此并没有抱什么希望，“全国范围内只招25个，得有多渺茫啊?”快到报名截止日了，她连申请书都没填，张轶超逼着她填完寄了出去。这最终换来了一个面试机会。
春节时，在复旦大学学习人类学的挪威人吴郎，来帮星月练习英语口语，准备全英文的面试。在她家租住的地方，吴郎住了十几天。他们一起去附近的河沟里钓鱼钓虾，在家里弹吉他唱歌。
妈妈被气得不行——不是说练英语吗，这丫头怎么一点儿也不用功?她说了好多气话：“你要能考上啊，我就给全上海每条狗都缝件衣服，头朝下走路。”
3
来北京面试参与竞争的，都是和星月差不多大的中学生，他们大多来自国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但星月的策略是，相比口语流利程度，重要的，是把自己怎么想的说清楚。
“如果你是政府官员，你要做什么?”面试官赵宾问她。
“我要改变户口政策。”她说。他们就中国的户籍制度讨论了一番。
“去了国外你想做什么?”
“想做教育公平有关的事情，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
“怎么改?”
“我要拍纪录片，让大家去看，在看的过程中改变人们的想法。”
赵宾是UWC校友，时任爱生雅集团亚太区法务总监，也是UWC中国理事会学生选拔统筹人。他面试过很多人，很多人都很懂得面试技巧，答案早就设计好了。但星月的回答，他能感觉到是发自内心，“她的眼睛是会发光的，一看就知道是会尽全力去做一件事情、很有能量的人。”
命运的转折就此出现。
妈妈是在4月1日接到电话得知结果的。
女儿告诉她，“我被录取了，你猜我考到哪里去了?加拿大，最好的UWC，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
“我简直不相信，一看手机，愚人节，这死丫头，愚弄我!电话一挂，我把手机装包里不理她了。”8年后，她还把当时的场景记得一清二楚。
过了一会儿，张老师打来电话，告诉她星月被录了，最高分数录取。“我高兴得失控了，在公交车上哭了。”她回忆说。
星月的成功为服务社后来的学生打开了一扇门。她身后，每年均会有六七个孩子申请UWC，被录取一两个，其中包括了她的弟弟恩四和妹妹星晴。
恩四在美国读大学时参加了海上学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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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老爷爷家去UWC加拿大分校参加开学典礼时，星月再次被惊呆了。这是一所童话般的学校，一边是森林，另一边是大海。校园连大门都没有，几座木头房子零星地散落在树木和草丛间，小鹿在地上吃草，小浣熊在树枝上睡觉。在这里，她要度过两年高中生涯。
UWC并不是故事的终点，而是另一种喜忧参半人生的开始。
星月三姐弟和其他打工子弟，能有机会去UWC读书，都跟张轶超的服务社有关。但几乎所有这些学生，在UWC第一学期都想过退学。
第一个月，人们用英语聊天、上课、做作业，星月的英语水平还不足以应付全英文环境，上课像是在听天书，很难熬。压力一度大到无法承受，但她一个电话也没打回家，“不想让家人知道自己的艰难与脆弱”。
恩四和星晴也经历了最初的文化冲击和语言隔膜，以及课业的艰难。他们各自的学校里，每学期末都会有人承受不住压力而退学。
17岁的周怡辰2018年刚进入UWC。她在UWC常熟分校念了一年预备班后，即将去亚美尼亚分校。过去一年，即便是在中国的分校念书，她也感觉遭遇了“毁灭性打击”。初中时，她英语成绩很好，但到了这里就不行了，用英语写剧本、演话剧、做报告，她压力巨大，一度很消极。
不过，这些出身流动家庭的孩子身上有种韧性，就像开在山野的蔷薇，无人照看也会猛烈生长。
最艰难的时候，星月常坐在学校海边的堤岸上，看着海岸上的一棵树，觉得自己就像在爬树一样——不管怎么艰难挣扎，总想着有一天能够爬到树顶，看上面的风景。她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人要直面自己的弱点才能变得更强大”。
后来，她鼓起勇气参加各种校园活动，不管行不行，都先报名。在例行会议上发言，在音乐节上表演节目，和同学彻夜聊世界、聊梦想。她还接受物理老师的徒步挑战，为了练习跳海被淹个半死，跟校长理论为什么要取消她最爱的人类学课程，和日本同学讨论中日战争，争到面红耳赤最后以微笑和拥抱结束。
两年后从UWC毕业时，她哭得像个泪人。学校的老师同学就像家人一样亲切，她也在一次次自我否定、肯定之间，不断走出舒适区，变得更坚强。她拿到了加拿大一所大学的全奖，念人类学和经济学。
周怡辰眼下熬过了第一年，有些“心累”。她的同学多是家境优越、以考国外名牌大学为目标的典型国际学校学生，每个人都有一项“很优秀”的特长，辩论、演讲、组织策划、文学创作等等。她有时会遭到挑衅，被质疑英语水平和能力。在极大的差距下，她仍然拼尽全力拿到了合格的分数，让所有人都惊叹她的进步。
2019年春天，同样是打工子弟、从北京蒲公英中学进入UWC的段孟宇，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她所选的研究方向也是教育政策。
张轶超也是在和这些孩子的接触中，发现了自己的热爱，从而在这条路上走了快20年。
起初，有朋友对张轶超说，你做这事吧，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他们还是会像他们父母一样成为普通的打工者，但好处是他们成为坏人的概率变小了。
“现在看，这些孩子都不坏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留点善意在他们心中也是挺好的事。”张轶超说，“不上UWC又怎样呢?毕竟绝大多数孩子是上不了UWC的。”
他帮助过的大部分学生，成了这个社会的普通劳动者。有的做平面设计，有的在游戏公司画图，或者再普通一点，在爸妈的水果摊上卖水果，在超市做收银员，等等。去了UWC的学生，如今有两个大学毕业，留在加拿大和美国工作，其余的都还在念书。
他们在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波黑、亚美尼亚等地，用自己的双眼去看更广阔的世界。和父辈相比，他们已经走得很远很远。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怎样，或许还是做着白领工作的普通人。
但，那又怎样?张轶超看到另一位从事公益教育、帮助打工子弟的同仁欧阳艳琴最近写的文章，说希望这些孩子今后能“做珍贵的普通人”。
他很赞同，补充说教育还有一点很重要：必须得给人力量。“我可以做珍贵的普通人，但当选择来临的时候，我必须有力量去捍卫珍视的东西。不然，做普通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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