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报，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闻真正好，七个铜板就买两份报。”
上世纪四十年代，安娥（《卖报歌》词作者）与丈夫田汉合影
都知道，这是《卖报歌》第一段歌词，后面还有两段，是报童“诉苦”。
我们知道，二十世纪上半页，满清存在不过十一年，之后就是“民国”和“国民”。
现在通常把民国政府称之为北洋政府。然而，已有人指出，认为这不够实事求是，至少不严肃，因为所谓北洋政府，不管它有多不好，毕竟在事实上是民选政府(即使选举期间有贿赂，也还是民选政府)。我们今天把它说成北洋政府，明显带贬义。
2005年9月25日，现已去世的台湾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就说他要为北洋政府讲几句好话。讲什么呢，他讲北洋政府还是比较自由比较宽容的(特别是与后来再后来的政权相比)，比如，蔡元培是国民党员，北洋政府却让他做教育部长。
另外一个就是国民政府。后来的政权，对这个国民政府更反感，否则就不会把它推翻。据此，可以讲，《卖报歌》就是诉民国或国民政府之“苦”。明白这一点，才好往下说。
先来说说《卖报歌》第一段。“今天的新闻”为什么“好”，而且还是“真正好”?只能说明：当时新闻报道还比较自由，否则不会有“真正好”的新闻披露。你看朝鲜的报纸上有“真正好”的新闻吗?伊朗的报纸上有“真正好”的新闻吗?我们现在的报纸上还有“真正好”的新闻吗?都没有。因为不可能有。也不知今天委内瑞拉马杜罗掌管的报纸上有没有“真正好”的新闻。我想，同样是不可能有吧。
假如当年如后来，就算监控不严，不慎让报纸发出了“真正好”的新闻，也定会在第一时间，阻止这有“好新闻”的报纸流入社会流入大众手中，更不会让报童以这种“好新闻”作“卖点”，传播有“真正好”的新闻，而是一定将所有刊有“真正好”的报纸强行收回，同时驱散那些小报童——他们若是胆敢不听，执意对抗，就立即把他们像抓小鸡一样抓起来。
然而，当时至少允许报童叫卖这种刊有“真正好”新闻的报纸，即使也有监督，也有管控，否则，作词者一定会把那些后来才会出现的现象也反映在《卖报歌》中。在那时，军阀也好，政府也罢，大概还是认为：报童吆喝叫卖有“真正好”新闻的报纸，天经地义，对于天经地义的权利，怎么可以肆无忌惮剥夺呢?人的行为，总是缘于认识。
这就充分说明，至少在对新闻自由以及传播新闻方面的认识，民国也好，国民也罢，都认为当时就应该那么自由。这一点是万难否认的。不像今天，即使你转发的是央视视频，只要什么人不高兴，认为你是“传播恶性谣言”，一个电话打给腾讯，微信号立即被封一片。他们一点道理都不讲，认识不及当年不说，行为也比当年野蛮多了。
只要这种分析没错，那个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就也有可取之处甚至还蛮可爱的，就连那些报童其实多多少少也能得到一点精神上的快乐，可惜他们也许因为年纪小而当时不懂，享受不到这种快乐，即他们的报纸上还能刊出自由的记者自由报道的新闻。
这在几十年后，简直就是一种奢望。报童“大风大雨满街跑，走不好，摔一跤”，当然是很辛苦的。但一个社会如果还有自由，报童们还能拿着报纸在大街上吆喝着“今天的新闻真正好”叫卖，这个社会就还有希望，在今天看来，即使“走不好，摔一跤”也值。相反，如果报纸上没有了“真正好”的新闻，更看不到有人吆喝着这样卖报，我不知道这种社会的“快乐”又在哪里，是否真的快乐。
如此说来，《卖报歌》的词作者如果生在当今，很有可能在那歌词的后两段就不是诉苦，而是有可能兴奋，认为那些报童赶上了相对自由的好时代。不然，不论在封建王朝，还是在后来“伟大时代”，你的报纸上还会出现“真正的”“好新闻”并让报童吆喝着叫卖吗?尽管我也认为，与人类高度文明相比：“民国”和“国民”并不多么美好。
本文结尾，容从【安娥360】中抄几句词作者信息：安娥，1905年人，1976年去世，出生地是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人。著名剧作家、作词家、诗人、记者、翻译家、社会活动家。她的丈夫是《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当年在百代唱片公司(中国唱片社-上海分社)工作期间，她和著名作曲家聂耳为同事。
安娥虽然写过别的一些作品，可【安娥360百科】介绍她的“主要成就”居然就是“《卖报歌》、《渔光曲》和《高粱红了》”。看来，这首《卖报歌》影响确实不小。
20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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