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小夏，美籍华人，目前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担任弗吉尼亚州公立社区学院系统校董。在中国时曾获得北京大学历史系学士和硕士学位，赴美后又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学位。长期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媒体工作，熟悉美国政府各个部门以及民间机构的运作，并多次亲身参加各级政治竞选活动，对美国选举政治的具体操作有深入的了解。

曾经先后三次参加美国不同层级的选举。先从民主党，后转入共和党，并曾在2009年参加弗吉尼亚州议会议员选举，是该州第46选区共和党议会候选人。

作为一位参与美国政治的1980年代移民，龚小夏对美国华人参政有亲身经历，感受良多。
 

熟悉美国地方政治的运作是参政的前提，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
 

问：龚女士，你曾经先后三次参加美国不同层级的选举，目前又担任弗吉尼亚州公立社区学院系统校董。从你的从政经历中，你发现，一个华人政治家成长需要什么条件？
 
龚小夏：我想，“华人”这个概念并不是单一的。从成长经验来看，在美国出生或者孩童时期就到美国受教育的华人，他们对于美国政治的性质、运作都有自小的积累，而且英文是他们的母语，他们在美国政治运作中与其他族裔的人区别并不大。成年之后才移民到美国来的人就很不一样。我自己31岁才来到美国，在中国到过农村、在工厂工作多年，之后又接受了中国的大学和研究院教育。英文基本是到了美国之后学的。在这里我只想就自己的亲身经验谈谈体会。

 在我看来，熟悉美国地方政治的运作是参政的前提。曾经多年担任美国国会参议院议长的波士顿议员、爱尔兰后裔提普•奥尼尔说过一句经常被引用的话：“所有政治都是地方的”（All Politics is local）。在美国的选举政治里面，凡是希望获得选票的人，都必须拿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参加地方上的组织与选举活动，包括在地方上各种政治性或非政治性的委员会（民主党、共和党地方委员会，商会，环境协会等等）服务。在美国从政，可以形容为“入门易，出线难”。经常有人问我政治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我说，在开始阶段很容易，只要上网找到当地本党负责人的名字和电话，自己前去报名就行。党内的负责人可以不支持你，但是却不能拒绝你参选。不过，党内竞争者不少。一个人如果没有在地方上长期扎根式的努力，想要找到肯出钱出力的人帮助竞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当然，作为移民，在美国将自己“地方化”是一个相当困难的过程。这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到了社区和政治团体中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英文再好也白搭。
问：华人政治家的成长途径和其他主流的白人政治人物之间有没有什么差别？华人参选应该强调自己的族裔还是刻意淡化族裔？在融入当地社会和政治文化与保持自己风格方面，哪一种更可取？

 龚小夏：以我的经验，保持自己的个人本色最重要。美国人有句话说，“种族不过是表皮”（Race is only skin deep）。无论出自哪个族裔，选民其实很快就能辨别出候选人的个性、信仰、风格。在有过亲身接触之后，一个人外表的特性很快就会淡化，留给人们的印象会是更加实质的东西。所以在竞选活动中，候选人与选民打交道是最重要的。
 我在2009年竞选弗吉尼亚州议员期间，有半年的时间每天都在各个社区的团体中活动。在临近选举的那两个月里面，我每天从早到晚都会或者是站在车站、超市、商场的门口拉票，或者是逐家逐户去敲门。选举专家们告诉我说，候选人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一个选民平均接触8次才能拉到这张票。接触的方式可以是寄信、广告，但最重要的是亲自见面。我也发现，如果有机会亲自交谈，我有七八成的机会能说服对方。有过亲身的谈话与接触之后，选民们会将我看作一个具体的人，而不仅仅是某个族裔的成员。我的特殊背景倒是很有利于令人记住。我经常开玩笑说，除了自己，我谁也演不好。

成功的80%就是总要到场。在这个民主社会中，不出席、不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便等于不存在。

问：美国华人社团有什么缺点？

 龚小夏：美国的华人移民社区团体太多，影响太小，这是公认的事实。拿首都华盛顿附近的情况来说，这里至少有260多个华人团体，多是以联络感情为主的同乡会、同学会之类。但是，鲜有团体懂得如何为自己的社区争取利益。各级议会（联邦、州、地方）每年都会通过大量与本地利益相关的议案，像道路、桥梁、办公楼、学校的兴建或者为社区拨款等等。地方上的各个利益集团会不断地对议会进行游说，这是美国政治分肥中的正常程序。但是华人团体却极少出现。
 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美国国防部刚刚在我的选区里面兴建了一座能够容纳6400名工作人员的办公大楼。这导致附近整个社区都需要重建，所有居民的房地产以及本地的商务都会受到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市议会以及开发商多次召开居民会议，请大家参加并提出意见。虽然这一带的居民40%以上是少数族裔，其中10%左右是亚裔，但是参加居民会议的95%以上是白人。我给许多亚裔和移民朋友发了邮件请他们参加，但是却极少有人响应。这样，在市政府作未来计划的时候，少数族裔的利益便不容易得到体现。

问：我们看到你在2008年和2009年的文章都曾提及华人参政不够积极。你认为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对华人群体有什么影响呢？美国从政者收入低，是否对华人从政积极性有影响？
 
龚小夏：华人移民中普遍对美国政治及其运作方式缺乏了解而且不热心公众政治活动，是妨碍华人参政的一个重要原因。电影导演伍迪•艾伦的一句台词在政治运作中经常被人引用：“成功的80%就是总要到场”（Eighty percent of success is showing up）。不肯到场是华人社会的一个通病——募捐、拉票、辩论、集会的时候很少能看到华人到场，只有免费饭局的时候到场才会多一些。另外，华人的投票率——尤其在地方选举的时候——也非常低。
 
有很多人不到场、不投票并非不关心政治。许多受过非常好的教育的华人，喜欢私下里夸夸其谈，但是难得见他们出席主流社会的公众活动，也看不到他们出面去为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拉票。因为大部分华人心目中，那些都是很辛苦而且往往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殊不知，在这个民主社会中，不出席、不投票在很大程度上便等于不存在。
 
在美国，从政被认为是一种公众服务，收入的确不高，在很多时候往往还要赔钱。像我自己在2009年参选，几乎整整一年没有多少收入。有的候选人甚至押出了房子和退休金来竞选。我的一位议员朋友在选举的最后关头，需要6000美元做电视广告。他一咬牙将上班开的汽车卖了，改坐公车，结果在最后关头险胜。不过我想多数华人由于缺乏参与经验，并不清楚这中间的细节。

选票代表力量，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选择参加当地的各种政治和利益集团的组织活动。

问：你认为，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这种情消极局面？
 龚小夏：最根本之处，是要对美国的政治形成准确的认识。这是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结构，每个选民都是这个权力结构中的一员。选票代表力量，这是美国政治中最根本的常识。能拉出越多选票的群体和社区，政治影响力就越大。
 
显然，单就人数上来说，华人力量总体来说是不够的。但是，美国政治中出现两党“拉锯战”、选票接近的情况非常多。有时候几百票甚至几十票就能决定选举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少数选票何去何从就会非常重要，而竞争的各方也会作出各种吸引少数选票的政治承诺。如果这个群体的选票没有一个成型的、有信誉的利益集团来代表，那么该群体的利益就会被忽略。
 
我手头有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的中小学学区是独立于地方政府的机构，校董事会由居民直接选举。附近有个以白人为主的学区内，学校里只有300多个学生。校董事会作出决定，要取消这个学区，将学生分散到附近的校区去。其中有一部分学生将会被分配到附近一个比较贫穷、非洲裔与拉美裔聚居的学区，该学校的教育质量与安全都很不好。于是，将被取消的这一学区的几百名家长组织起来，为所有现任校董的对手筹款拉票，迫使校董事会在考虑是否改变决定。这个地区的华裔有数万人，但是政治影响还不如这几百名白人家长大。

问：将来华人在参政方面还有哪些事可为？应为？

龚小夏：参与地方政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信念，选择参加当地的各种政治和利益集团的组织活动。这点在开始的时候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移民最容易碰到不认识人、也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的情况。但反过来说，这也是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我自己在地方政治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比在大学课堂上的效果好多了。

 问：国内舆论经常把海外华人的政治成就解释为中国文化的成果，你认为在你个人的从政经历中，中国文化是否起了作用？如果有作用，你觉得有多大？是否是关键性的？
  龚小夏：华裔中出了一些政治名人，但政治成就却很不显著。在美国谈从政，指的主要是选举政治，这是美国政治生活的灵魂。任何一个民选的官员，哪怕职位再低（比如小地方的市镇议员），都可以对上面的官员——包括州长、总统——提出严厉的批评。民选官员只需要向选民负责，上级官员无法撤换他们。而被任命的官员就不一样，因为他必须唯上头之命是从。在奥巴马政府内阁中有两位华裔阁员，他们的确也是华人的骄傲。不过，骆家辉曾经被选为州长，那才是他政治成就的高峰。可惜，像他这样能够赢得选民信任的华裔太少了。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因素对于我的政治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形成有很重要的影响。美国的选举政治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激烈的趋向，幸亏有来自各方面的力量的平衡才不至于整个国家一起走向极端。我很相信传统的“中庸之道”，而且在中国经历过文革，对任何极端的政治思潮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与不信任。不过，中国传统中也有不少阻碍人民参与民主政治的因素，特别是在结社结党方面，要不就是一盘散沙，要不就是结成帮派。民主政治中的党派与传统的帮派是很不一样的。加入帮派者，与帮内的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个人关系凌驾与政治信念之上；而民主政治的党派是松散的机构，每个人有一定的认同，但仅此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