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维系婚姻？拥抱改变

ADA CALHOUN

几年前，我认识的人好像都要离婚。

“他不是我结婚时的那个男人了，”一个朋友告诉我。

“她没有变，我变了，”另一个说。

也有人不想谈谁对谁错：“我们分开了。”

情感和身体的虐待是离婚的明确理由，但它们并不是婚姻失败最常见的原因，至少从我听到的情况看是如此。更典型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改变。

变化或缺乏变化让你感觉窒息，这没有什么新鲜的。然而，在任何长期的关系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从我们爱上的人变成另外一个人——并不总是会变得更可爱、更聪明或更有趣。每个人都从户外爱好者变成了死宅，从反叛者变成中层管理人员，从性爱狂变成嗜睡者。

有时候，人们会因为这种变化而感觉遭到了背叛。他们爱上一个人，当那个人变得不再熟悉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个人违反了婚约。我已经开始怀疑，这个问题可能不仅仅是变化本身，还包括我们对“历史终结”这种幻觉的敏感？

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在2014年的TED演讲《关于未来的你的心理学》中称：“人类只是半成品，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是成品。”他谈到自己和同事们在2013年所做的研究：研究对象（从18岁到68岁）报告说，他们在十年时间里的变化远比预计的多。

2015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我在曼哈顿东村圣马可广场成长的书。在进行研究的时候，我听了一个又一个的人声称这条街沦落了，所有好的商铺都关闭了，所有优秀的人都离开了。即使人们对于哪些是好的商铺，哪些是优秀的人看法不一，这种感觉也是真实的。

怀旧是人类的一种自然冲动，它促发了我们对变化的愤慨。然而，要想永远对配偶，或者对一条街感到称心如意，就需要找到一些方法，对这个人或这个社区的不同版本感到满意。

由于我喜欢快速潦草地修理坏掉的东西（我的丈夫尼尔戏称我的修复美学是“小淘气俱乐部”），我经常得到这样的建议：“别动它，站在那里就好。”

当面对太多或太少变化时，这种不作为的反应也可能就是最好的立场。无论我们是否希望人们保持不变，时间都会带来诸多变化。

一年半前，我和尼尔在乡下买了一处房子。我们从来没有去市场上找过房子，我们在城里的公寓只有500平方英尺（约合46平方米）。每次去看望我父母的路上开车经过这栋可爱的蓝色房子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喜欢。结果，它的价格惊人的实惠。

所以现在，我们有了一栋自己的房子。我们买了家具，把照片放在相框里，还架起了羽毛球球网。我们对自己身上发生的变化惊叹不已。这两个在后院烧烤、交财产税、打羽毛球的人是谁啊？

相识时，我和尼尔都20多岁。那时，他不是一个以打理草坪为乐的人，我也不觉得这种人有魅力。但现在，我们热衷于给鸟食槽添水加料和讨论红衣凤头鸟。

认识尼尔这么多年，我从未见他钉过一颗钉子，但他现在竟然对书架和窗帘有了见解，还喜欢上了逛五金店。他竟然会一边修剪草坪一边吹口哨。他简直像个陌生人。但在这种新环境中，我也是个陌生人——一个知道何时种下鳞茎、如何使用慢炖锅的陌生人，一个刚考取CPR急救证书、在当地的营地做志愿者的陌生人。我们俩的陌生自我显得格外般配。

我认识的好几个结婚很长时间的人都说过这样的话：“我至少有过三场婚姻。每一场都是和同一个人。”我要说的是我和尼尔至少有过三场婚姻：一场是在尽情玩乐的二十几岁，一场是在以子女为中心的三十几岁，另一场是在拥有房子的四十几岁。

此前我经历了短暂的第一次婚姻。我和尼克在大学校园里相识，约会没几个月便辍了学，一同驾车横穿美国。之后的几年里，我们从事了一系列低薪工作。我们极少讨论未来，偶尔讨论一下，他也会声称自己尚未做好安定下来的准备，因为照他所说，他可能需要“趁年轻放纵一番”——我认为这是句蹩脚的俗话，一个荒唐的概念。

多年以后，当我跟尼尔谈起自己当年的想法时，他说，“你觉得它很荒唐，或许是因为你已经荒唐过了。”广告
的确，从16岁到19岁，我有过很多男朋友。但和尼克在一起时，我很乐于成为居家小妇人。我们养了猫。我改变良多，即便只面对一个人也没什么问题。我厌倦了改变，觉得他也应该是这样的。我当然认为他不应该变成一个过放荡生活的男人。

为了让他获得绿卡（他是加拿大人），我们在法院结了婚，但第二天我并未觉得有何不同。我们一如既往地看着《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 Incorrect)入睡，猫咪一如既往地待在我们脚边。

我们告诉所有问及此事的人，这场婚姻没什么大不了，只是走个过场，这样一来政府就不能把我们分开了。但追究起来，很难说我们和真正结了婚的夫妇有什么不同——除了缺少一场派对。

过了几个月，我变得很抑郁，并且认为他和我们的虚假婚姻是问题的一部分。当了三年的像是更为投入的一方，我受够了，让他搬走。他离开时，我很难过，但也对可以再次约会的日子充满憧憬。几年后，我遇到了尼尔。

最近，我问尼克我们能不能谈谈。我们已有十年没交谈过了。他目前住在伦敦，因此我们用Skype聊了聊。我发现他的样子几乎跟22岁时没什么差别，尽管他留了长长的大胡子。我们聊得很愉快。最后我问，在他看来我们的婚姻算不算数。

“算啊，”他说。“我觉得算。”

我们结了婚，只不过情况不怎么好。这场婚姻对我们来说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当情况变糟时，我们分开了。我太不成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以为激情是最重要的。当浪漫的感觉离开时，我跟着它们出了门。这和以前的任何一次分手没有任何不同，只是需要额外办些手续。

尼克眼下在一家欧洲艺术中心工作。他是单身。我没有料到他会过着这样的生活或者会留胡子。我没有对分手感到后悔，但我们如果没离婚，我想我会喜欢这个样子的他。

我现在有着长长的金发。遇到尼尔那会儿，我留着到下巴的短发，染成了黑色。当我自行漂染头发时，它们通常是橘色的，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现在我的体重是160磅左右。当我治好突发性阑尾炎，离开医院时，我的体重是140磅。当我怀着9个月的身孕，每一秒钟都感到饥饿时，我的体重是210磅。从4码到14码的衣服我都穿过。我曾纵情狂欢，也曾痛苦乏味地捱时间。我曾一文不名，也曾腰缠万贯，曾患上重性抑郁症，也曾喜气洋洋。这么多年下来，我有过许多种样子。

我们如何才能坦然接受：说到我们的身体（或者其他所有的一切），唯一不变的就是改变？我们如何才能在婚姻继续之际，少关注某些变化——比如性爱的次数，以及这是不是最佳的性爱。

待在乡间的一天，我和尼尔听到了一只落难的花栗鼠的动静。它进到房子里，躲在沙发下。每隔几分钟，这个小家伙就会吱吱地尖叫一番。我试图用一把扫帚把它赶到门外安全的地方去，但它不停地跟在我身后跑回来。

“哇，你真笨，”我对它说。

“交给我了，”尼尔神神秘秘地拿着一只塑料碗，说道。“把它从底下赶出来。”

我照做了，花栗鼠在起居室里匆匆跑过。尼尔像古代的掷铁饼者一样，把碗抛了出去。塑料碗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正好罩住那个惊惶奔跑的小家伙。他随后把一张纸板贴着地面推到碗下，带着花栗鼠到了外边的灌木丛那里，把它放走了。

“刚才那下可真开眼，”我说。

“我知道，”他说。

这么多年下来，还能对一个我本以为自己已经全然了解的男人心生钦佩，对我是种冲击。也是一种福音。他抛出一只碗，或许可以让我们的婚姻多维持五年。

Ada Calhoun目前居住在纽约，著有即将出版的回忆录《那些我绝不会说的婚礼祝酒词》，本文根据该书内容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