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上开往美国的偷渡船时，23岁的林温锋想，等挣够钱，很快就能回家了。
那是1993年，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
又一个23年过去。父亲去世了，孩子要结婚了，他再没见过他们，再没回过家。
这种归期遥遥的单程旅行，在长乐无数家庭发生。
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小城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偷渡客。
这些人翻山越岭进入美国，谋一份薪水更高的生计。他们最大的苦恼在于，没有拿到合法居留身份的话，一旦走出美国国境，便再回不来。
为了拿到身份，很多人选择造假，编造名目繁多的理由，在美国的移民法庭上寻求政治庇护。当然，大多失败了。
离开时想得简单。等到远渡重洋、欲归无计之时，林温锋们才终于明白，人生远比当初的设想复杂。
旷日持久的等待里，亲人长久分离，离散的故事俯拾皆是。
此岸与彼岸
今年九月，为了拍摄一个偷渡客的故事，24岁的纪录片导演徐加成第一次踏入纽约布鲁克林的八大道。这是一条长约1.6公里的主干道，四周街巷枝枝节节，聚居了数万福州人。
她被八大道的情状震惊了——
这里只流通现金，没有一个大银行、没有ATM机。因为很大部分人是非法移民，无法办理银行账户。
这里的餐馆没有英文菜单，口味只有老福州人吃得惯。
这里的人们，说自己的方言，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有专门的律师，像是一个小的飞地。
徐加成看到，在八大道满目的快餐店、小商品店中间，夹着香火不息的小庙。
农历新年时，这里的居民们还会抬着妈祖的雕像游街。那是数百年前，保佑过他们祖先的神祇。
漂在纽约，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了异乡人。这是他们怀念家乡的方式。
大洋彼岸的福建长乐，闽江从北境穿过，奔流入海。港口一片蔚蓝，空气中的咸腥味儿拾级而上。
沿着曲折而漫长的河岸线，一路要经过长乐市猴屿乡、潭头镇、金峰镇、梅花镇，皆是侨乡风貌。
村中立起三四层的别墅，哥特风、洛可可风与中式风格在此共存。家家百叶窗紧闭，空空荡荡落了锁。只通过高高的护栏，散发着来自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
沿路可见的祠堂不下百座，一座座崭新，雕梁画栋，寂寂无人。
老人、妇人、孩子还在，青壮年们都走了。
他们离家的时间，大多都二三十年了，有的甚至更久。
他们大多是在妻子生完孩子后立即启程，都是20出头的年纪。
跨越太平洋的旅途，既是男人们迈向个人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履行家庭义务的一种方式。离家时他们承诺，挣够钱很快就回来。
面目模糊的父亲
那些年，有多少数量的成年男子偷渡出国，几乎就有等量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
谈起父亲，他们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忆，他长什么样子。父爱？一位女孩摇摇头，“我从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
郑晨曦出生在长乐金峰，今年22岁了，她还没见过父亲。
小时候，她曾很爱那个假想中的他。那时家里有人偷渡出国，是件被羡慕的事。她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学习机，会炫耀给小朋友看，“我爸送我的，很宝贝，一天充好几次电，觉得好炫酷。我的还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触屏！”
一家三口没机会照全家福。她把父亲寄回来的照片，和她与母亲的合照都剪下来，粘在一起，拼成全家福。很开心地递给她母亲看，“觉得自己有点小机灵，可能我妈会觉得很心酸吧。”
再长大一些，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学校填家庭调查表，不知道爸爸职业那一栏该写什么。老是缠着母亲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也无法回答。
到了青春期，知道父亲回不来，思念变成了恨意。
每年过年，家里就母女俩，冷冷清清。亲戚最爱问：你爸在你几岁出国？你多久没见了？年年回答，年年都得到同情的目光，她就在这种目光里，长大成人。
长乐市侨乡桥村分布图。侨乡和侨村密集地分布着。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南方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李梦婷，也出生在一个家家都偷渡的家族。
她父亲2006年偷渡到日本，十年后被日本政府遣返
小时候，小朋友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是爸爸妈妈一人牵一只孩子的手，提起来，让孩子悬在半空中。一家三口，都笑得咯咯的。
她总是看得眼热，却只有妈妈的手可牵。
十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回国的父亲，“像一个陌生的叔叔”。
在饭桌上，父亲伸手过来搂她，一边问：梦婷，喝椰汁吗？她说好。那是父女俩第一次对话。
此后那些年，父女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程度。父亲有时被母亲怂恿，走过来笨拙地和她搭话：这个电视剧好看吗？上次成绩考多少？李梦婷回答，好看，考得还不错。回答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力送出和接受，但已经是她觉得温暖的时刻。
不久后李梦婷母亲患病去世，父女变成了礼貌而冰冷的亲人。
现在再讲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她表情疏离。被问到“与父亲有任何温暖的记忆吗？”她犹豫半晌，摇头，“非常遗憾，一点都没有。”
她理解父亲出国的决定，但那十年空白，使两人丧失了感情基础，都不再愿意去弥合关系。
被距离拆散的婚姻
1930年，纽约一家华人报纸转载了法庭上一位法官和一位华人被告的对话。
你结婚多久了？已经38年了。
你和妻子吵架吗？从不。
你妻子住在哪里？惊讶的法官问。这位64岁被告的回答则令所有人捧腹大笑：我妻子一直在中国。
这个故事是作为笑话登出来的，但背后透露出的沉重现实，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没有任何改观。
男人们离家去国，他们年轻的妻子则一头扎进照顾老人、抚养子女、人情往来、维护宗族的无数种责任与义务中去。
丈夫刚离开那两年，每晚把孩子哄睡后，李梦婷的母亲就坐在床上哭。那时她23岁，对照顾好小女儿和两位老人，完全手足无措。
压力还来自经济状况。丈夫偷渡，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她有个小本子，首页记的就是欠哪家多少钱。每个月收到丈夫的汇款，先还钱，再记这个月花多少，剩多少，存银行多少。直到丈夫回来前两年，欠债才还清。
但在白天，她看起来十分正常。长大后母女谈心，李梦婷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了无助的那几年。
郑晨曦的母亲排解忧虑的方式是烧香拜佛。为了祈求丈夫能一切安好、拿到身份，她四处求神拜佛。听说烧符很灵，便求符来烧，一张符一千块，那是九十年代，一千块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自知无望，她也只好放弃。
但不管怎样，这些夫妻隔着千山万水，保全了还算和睦的家庭。
另外一些婚姻，被孤独和疑心拆散。
林温锋的女儿林洁，几乎是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的。
林温锋出国之后，夫妻间有了很多误会。比如妻子和母亲有些摩擦，母亲就会跟他抱怨，他打电话责怪妻子，妻子觉得委屈，夫妻俩就开始在电话中吵架。
老人生病、家里缺钱花、孩子没人照顾……当初夫妻间的甜蜜与誓言，都被消解在鸡零狗碎的拉拉扯扯之间。恨和伤害开始堆积。
旷日持久的分离，也挑战着双方的忠贞。
福州方言中有个词叫“咔咔”，是情人的意思。二刘村人称，有些夫妻因长期异国分居，都有了“咔咔”，但彼此心照不宣，仍会维持婚姻。
留守的妻子们无事时，会去镇上的舞厅跳舞。一位村民聊起，他一次和一位留守妻子跳舞，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太多年没有接触男性了，会这样。”
12月11日，长乐市猴屿乡猴屿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休息。村里青壮年大都出国，多剩老人留守。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无人出席的葬礼
挂念与等待，构成了李梦婷外婆郑紫金的下半生。
这个福州老太，不高，微胖，一头短发。围着一个大家族打转，说起话来一刻不停。
18岁时她嫁到长乐市古槐镇屿头村，一共生了三男三女。儿女们组建的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偷渡过。
1994年大儿子偷渡美国，接着是二儿子、小儿子、二女婿偷渡到日本，再接着小女儿偷渡到美国……一个一个都走了。
之后孩子们只聚齐过一次，那就是二女儿重病去世。从此，一家再没有团圆过。
李梦婷记忆里，郑紫金是撕着日历、掰着指头算日子来过活的。每个月，每个孩子会大概打一次电话回来。她总是一捞起电话，就唠叨得没完：钱够用吗？在外面吃得好吗？老板对你好吗？
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她就开始问每个人，过年回来吗？那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念想。
孩子们也不忍拒绝，只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要是不忙就回来。快过年时，才不得不告诉她，回不来了，明年再看。
但每年总还有一两个孩子能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郑紫金仍是幸福的。
在金峰镇仙高村，直至去世，林温锋的父亲也没有等到一个孩子。
2005年，他被查出肺癌，一年后去世。
林温锋当时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英国，都是偷渡过去，没拿到身份，一旦出境就功亏一篑。于是，父亲重病的一年里，没有一人回国。
按照长乐风俗，人死后，要由长子把他背到村中祠堂，放进棺材。最后，只好由林家长媳，也就是林温锋的妻子，穿着丧服、背着公公进了祠堂。在传统观念浓厚的福建农村，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在纽约调研时，遇到过一位偷渡客。在餐馆炒菜时，他接到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国奔丧。“他整个人傻掉了，只好说没有办法去，还咬着牙从中午一直炒到晚上十二点钟。等到把最后一个客人的菜炒出来，他才放声大哭。”
子女们离开后，村庄里只剩下了独居老人。在二刘村，一位哑巴老人的故事总被人提起。他的孩子都出了国或在外地，平常无人看望，前两年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过了好多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是啊，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在猴屿乡猴屿村，一排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
“还能怎么办”，是被孤独压得透不过气的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答案。
拥抱海洋的移民之城
在长乐市地图上，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侨乡和侨村密密匝匝分布着。
宁谧的港口，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
千百年来，渔业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最基本、最平常的方式。
早在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就在此招募人员，祭祀海神，伺风开洋。
西风东渐，这一带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经济区域之一，造就了一批不拘于传统思维的人，心中涌动着离开家园寻找致富机会的欲望，开始到南洋、北美谋生。
顺着族谱回溯，几乎家家都有一部长短不一的移民史。
而真正意义上的“偷渡”，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零星开始。
一位从业多年的长乐蛇头回忆，第一批去美国的人，寄回美元，建起楼房。刺激了其他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偷渡的极盛时期。费用也从一万八千美元涨到两万五美元，再到四十万人民币。
长乐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偷渡目的地一般是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长乐偷渡客们的应许之地，它象征财富、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研究，为了到达美国，福建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42个国家。
最初的方式是坐船。这是所有的偷渡方式中最漫长和艰辛的一种，有人甚至死在了去美国的途中——1993年6月，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十名偷渡客溺水身亡。
二刘村的刘明达记得，九十年代，村里每家都有人偷渡。都是悄悄的，也不告别。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又不见了一个人。
潭头镇上，有专门做造假证据的人：找几个人制造一些场景，拍些照片，送上美国的移民法庭。
另一种拿到身份的方式，是和已经拥有“绿卡”的人假结婚。
小学时，李梦婷曾亲历一场荒谬的“婚礼”。她大姨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再和自己的姨父（也就是李梦婷的姨公）结婚。
为了证明相爱，需要准备许多证据。比如情书，比如一份陈述双方如何相识、相知并决定结婚的说明。
他们穿着西装、婚纱，在酒店举办了婚礼。亲戚们也都衣着鲜亮，席间大家喝酒谈天，神色如常，还合了照。李梦婷指着姨公问，“我该叫他姨父还是姨公？”大家都说她傻。
“就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好好喝酒呢？”后来她想明白了，因为见惯了，他们不是第一个假结婚，人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假婚礼。
但不管方式如何繁多，最终拿到身份的都是少数人。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2001年到2005年，美国共收到中国人政治庇护申请3万6千多宗，只有5259宗直接获批。
对于数目更大的，那些既没拿到身份也没挣到大钱的人来说，回家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故乡之于他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那是1993年，福建省长乐市金峰镇。
又一个23年过去。父亲去世了，孩子要结婚了，他再没见过他们，再没回过家。
这种归期遥遥的单程旅行，在长乐无数家庭发生。
根据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5年，有二十多万人从小城长乐进入美国，其中很大部分是偷渡客。
这些人翻山越岭进入美国，谋一份薪水更高的生计。他们最大的苦恼在于，没有拿到合法居留身份的话，一旦走出美国国境，便再回不来。
为了拿到身份，很多人选择造假，编造名目繁多的理由，在美国的移民法庭上寻求政治庇护。当然，大多失败了。
离开时想得简单。等到远渡重洋、欲归无计之时，林温锋们才终于明白，人生远比当初的设想复杂。
旷日持久的等待里，亲人长久分离，离散的故事俯拾皆是。
此岸与彼岸
今年九月，为了拍摄一个偷渡客的故事，24岁的纪录片导演徐加成第一次踏入纽约布鲁克林的八大道。这是一条长约1.6公里的主干道，四周街巷枝枝节节，聚居了数万福州人。
她被八大道的情状震惊了——
这里只流通现金，没有一个大银行、没有ATM机。因为很大部分人是非法移民，无法办理银行账户。
这里的餐馆没有英文菜单，口味只有老福州人吃得惯。
这里的人们，说自己的方言，有专属福州人的职业介绍所，有专门的律师，像是一个小的飞地。
徐加成看到，在八大道满目的快餐店、小商品店中间，夹着香火不息的小庙。
农历新年时，这里的居民们还会抬着妈祖的雕像游街。那是数百年前，保佑过他们祖先的神祇。
漂在纽约，在故土与他乡都成为了异乡人。这是他们怀念家乡的方式。
大洋彼岸的福建长乐，闽江从北境穿过，奔流入海。港口一片蔚蓝，空气中的咸腥味儿拾级而上。
沿着曲折而漫长的河岸线，一路要经过长乐市猴屿乡、潭头镇、金峰镇、梅花镇，皆是侨乡风貌。
村中立起三四层的别墅，哥特风、洛可可风与中式风格在此共存。家家百叶窗紧闭，空空荡荡落了锁。只通过高高的护栏，散发着来自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
沿路可见的祠堂不下百座，一座座崭新，雕梁画栋，寂寂无人。
老人、妇人、孩子还在，青壮年们都走了。
他们离家的时间，大多都二三十年了，有的甚至更久。
他们大多是在妻子生完孩子后立即启程，都是20出头的年纪。
跨越太平洋的旅途，既是男人们迈向个人独立的重要步骤，也是履行家庭义务的一种方式。离家时他们承诺，挣够钱很快就回来。
面目模糊的父亲
那些年，有多少数量的成年男子偷渡出国，几乎就有等量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里长大。
谈起父亲，他们往往要花很长的时间回忆，他长什么样子。父爱？一位女孩摇摇头，“我从不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儿。”
郑晨曦出生在长乐金峰，今年22岁了，她还没见过父亲。
小时候，她曾很爱那个假想中的他。那时家里有人偷渡出国，是件被羡慕的事。她收到从美国寄来的学习机，会炫耀给小朋友看，“我爸送我的，很宝贝，一天充好几次电，觉得好炫酷。我的还和别人不一样，可以触屏！”
一家三口没机会照全家福。她把父亲寄回来的照片，和她与母亲的合照都剪下来，粘在一起，拼成全家福。很开心地递给她母亲看，“觉得自己有点小机灵，可能我妈会觉得很心酸吧。”
再长大一些，她意识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每次学校填家庭调查表，不知道爸爸职业那一栏该写什么。老是缠着母亲问，我爸什么时候回来？母亲也无法回答。
到了青春期，知道父亲回不来，思念变成了恨意。
每年过年，家里就母女俩，冷冷清清。亲戚最爱问：你爸在你几岁出国？你多久没见了？年年回答，年年都得到同情的目光，她就在这种目光里，长大成人。
长乐市侨乡桥村分布图。侨乡和侨村密集地分布着。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南方科技大学的大二学生李梦婷，也出生在一个家家都偷渡的家族。
她父亲2006年偷渡到日本，十年后被日本政府遣返
小时候，小朋友们都爱玩一种游戏，是爸爸妈妈一人牵一只孩子的手，提起来，让孩子悬在半空中。一家三口，都笑得咯咯的。
她总是看得眼热，却只有妈妈的手可牵。
十岁时，她第一次见到回国的父亲，“像一个陌生的叔叔”。
在饭桌上，父亲伸手过来搂她，一边问：梦婷，喝椰汁吗？她说好。那是父女俩第一次对话。
此后那些年，父女的关系就一直停留在这个程度。父亲有时被母亲怂恿，走过来笨拙地和她搭话：这个电视剧好看吗？上次成绩考多少？李梦婷回答，好看，考得还不错。回答聊胜于无，双方都无力送出和接受，但已经是她觉得温暖的时刻。
不久后李梦婷母亲患病去世，父女变成了礼貌而冰冷的亲人。
现在再讲述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她表情疏离。被问到“与父亲有任何温暖的记忆吗？”她犹豫半晌，摇头，“非常遗憾，一点都没有。”
她理解父亲出国的决定，但那十年空白，使两人丧失了感情基础，都不再愿意去弥合关系。
被距离拆散的婚姻
1930年，纽约一家华人报纸转载了法庭上一位法官和一位华人被告的对话。
你结婚多久了？已经38年了。
你和妻子吵架吗？从不。
你妻子住在哪里？惊讶的法官问。这位64岁被告的回答则令所有人捧腹大笑：我妻子一直在中国。
这个故事是作为笑话登出来的，但背后透露出的沉重现实，在将近一个世纪后，仍没有任何改观。
男人们离家去国，他们年轻的妻子则一头扎进照顾老人、抚养子女、人情往来、维护宗族的无数种责任与义务中去。
丈夫刚离开那两年，每晚把孩子哄睡后，李梦婷的母亲就坐在床上哭。那时她23岁，对照顾好小女儿和两位老人，完全手足无措。
压力还来自经济状况。丈夫偷渡，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她有个小本子，首页记的就是欠哪家多少钱。每个月收到丈夫的汇款，先还钱，再记这个月花多少，剩多少，存银行多少。直到丈夫回来前两年，欠债才还清。
但在白天，她看起来十分正常。长大后母女谈心，李梦婷才知道，母亲是怎样熬过了无助的那几年。
郑晨曦的母亲排解忧虑的方式是烧香拜佛。为了祈求丈夫能一切安好、拿到身份，她四处求神拜佛。听说烧符很灵，便求符来烧，一张符一千块，那是九十年代，一千块是一个月的工资。后来自知无望，她也只好放弃。
但不管怎样，这些夫妻隔着千山万水，保全了还算和睦的家庭。
另外一些婚姻，被孤独和疑心拆散。
林温锋的女儿林洁，几乎是在父母的争吵声里长大的。
林温锋出国之后，夫妻间有了很多误会。比如妻子和母亲有些摩擦，母亲就会跟他抱怨，他打电话责怪妻子，妻子觉得委屈，夫妻俩就开始在电话中吵架。
老人生病、家里缺钱花、孩子没人照顾……当初夫妻间的甜蜜与誓言，都被消解在鸡零狗碎的拉拉扯扯之间。恨和伤害开始堆积。
旷日持久的分离，也挑战着双方的忠贞。
福州方言中有个词叫“咔咔”，是情人的意思。二刘村人称，有些夫妻因长期异国分居，都有了“咔咔”，但彼此心照不宣，仍会维持婚姻。
留守的妻子们无事时，会去镇上的舞厅跳舞。一位村民聊起，他一次和一位留守妻子跳舞，感觉到她的手在抖，“太多年没有接触男性了，会这样。”
12月11日，长乐市猴屿乡猴屿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休息。村里青壮年大都出国，多剩老人留守。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无人出席的葬礼
挂念与等待，构成了李梦婷外婆郑紫金的下半生。
这个福州老太，不高，微胖，一头短发。围着一个大家族打转，说起话来一刻不停。
18岁时她嫁到长乐市古槐镇屿头村，一共生了三男三女。儿女们组建的六个家庭，每个家庭都至少有一人偷渡过。
1994年大儿子偷渡美国，接着是二儿子、小儿子、二女婿偷渡到日本，再接着小女儿偷渡到美国……一个一个都走了。
之后孩子们只聚齐过一次，那就是二女儿重病去世。从此，一家再没有团圆过。
李梦婷记忆里，郑紫金是撕着日历、掰着指头算日子来过活的。每个月，每个孩子会大概打一次电话回来。她总是一捞起电话，就唠叨得没完：钱够用吗？在外面吃得好吗？老板对你好吗？
离过年还有很长时间，她就开始问每个人，过年回来吗？那是她生活里最大的念想。
孩子们也不忍拒绝，只好给一个模糊的答案：要是不忙就回来。快过年时，才不得不告诉她，回不来了，明年再看。
但每年总还有一两个孩子能回来，某种程度上来说，郑紫金仍是幸福的。
在金峰镇仙高村，直至去世，林温锋的父亲也没有等到一个孩子。
2005年，他被查出肺癌，一年后去世。
林温锋当时在美国，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英国，都是偷渡过去，没拿到身份，一旦出境就功亏一篑。于是，父亲重病的一年里，没有一人回国。
按照长乐风俗，人死后，要由长子把他背到村中祠堂，放进棺材。最后，只好由林家长媳，也就是林温锋的妻子，穿着丧服、背着公公进了祠堂。在传统观念浓厚的福建农村，这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并非孤例。厦门大学教授庄国土在纽约调研时，遇到过一位偷渡客。在餐馆炒菜时，他接到电话，告诉他父亲去世，要他回国奔丧。“他整个人傻掉了，只好说没有办法去，还咬着牙从中午一直炒到晚上十二点钟。等到把最后一个客人的菜炒出来，他才放声大哭。”
子女们离开后，村庄里只剩下了独居老人。在二刘村，一位哑巴老人的故事总被人提起。他的孩子都出了国或在外地，平常无人看望，前两年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过了好多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是啊，就是这样，还能怎么办……”在猴屿乡猴屿村，一排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老年人活动中心的长椅上聊天，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他们一边点头，一边喃喃自语。
“还能怎么办”，是被孤独压得透不过气的他们，能给出的全部答案。
拥抱海洋的移民之城
在长乐市地图上，沿着漫长的海岸线，侨乡和侨村密密匝匝分布着。
宁谧的港口，小小渔舟的上方，海鸥悬停在空中，袅袅的雾气垂在左右。
千百年来，渔业被人们视为安身立命最基本、最平常的方式。
早在明朝初年，郑和下西洋，就在此招募人员，祭祀海神，伺风开洋。
西风东渐，这一带成为中国最古老的经济区域之一，造就了一批不拘于传统思维的人，心中涌动着离开家园寻找致富机会的欲望，开始到南洋、北美谋生。
顺着族谱回溯，几乎家家都有一部长短不一的移民史。
而真正意义上的“偷渡”，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已零星开始。
一位从业多年的长乐蛇头回忆，第一批去美国的人，寄回美元，建起楼房。刺激了其他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们。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偷渡的极盛时期。费用也从一万八千美元涨到两万五美元，再到四十万人民币。
长乐市公安局边上的一条街上，集中了数家移民咨询机构与律师事务所。新京报记者罗婷 摄
偷渡目的地一般是纽约。这个美国最大的城市，是长乐偷渡客们的应许之地，它象征财富、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机会。
一位美国学者做过研究，为了到达美国，福建移民的足迹遍布全球42个国家。
最初的方式是坐船。这是所有的偷渡方式中最漫长和艰辛的一种，有人甚至死在了去美国的途中——1993年6月，一艘满载286名福州偷渡客的旧船“金色冒险号”在纽约近海搁浅，十名偷渡客溺水身亡。
二刘村的刘明达记得，九十年代，村里每家都有人偷渡。都是悄悄的，也不告别。过了几天，大家发现，又不见了一个人。
潭头镇上，有专门做造假证据的人：找几个人制造一些场景，拍些照片，送上美国的移民法庭。
另一种拿到身份的方式，是和已经拥有“绿卡”的人假结婚。
小学时，李梦婷曾亲历一场荒谬的“婚礼”。她大姨和自己的老公“离婚”，再和自己的姨父（也就是李梦婷的姨公）结婚。
为了证明相爱，需要准备许多证据。比如情书，比如一份陈述双方如何相识、相知并决定结婚的说明。
他们穿着西装、婚纱，在酒店举办了婚礼。亲戚们也都衣着鲜亮，席间大家喝酒谈天，神色如常，还合了照。李梦婷指着姨公问，“我该叫他姨父还是姨公？”大家都说她傻。
“就想不明白，他们怎么可以好好喝酒呢？”后来她想明白了，因为见惯了，他们不是第一个假结婚，人们也不是第一次参加假婚礼。
但不管方式如何繁多，最终拿到身份的都是少数人。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数据，2001年到2005年，美国共收到中国人政治庇护申请3万6千多宗，只有5259宗直接获批。
对于数目更大的，那些既没拿到身份也没挣到大钱的人来说，回家就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故乡之于他们，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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