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硅谷无趣的养老生活和看得到的玻璃天花板下寻找着一个寻求社会阶级上升的出路。而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们认定这条出路就是回国。
但这个出路有时通向康庄大道，更多时候，却将这些人推向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这辈子好像就这样了。老梁（化名）在自己的 35 岁生日宴上叹了口气。
在旁人看来，老梁是让人羡慕的——5 年前从美国常春藤名校拿到了博士学位，之后顺利进入 Google 硅谷总部工作。又因为有博士学位和在校时发出的有分量的论文，毕业不久就拿到了美国身份。
同时，老梁在房价赶超北上广的硅谷有一套 50 来万的公寓。相对比其他升职顺利的工程师惦记着咬咬牙买在斯坦福大学隔壁 200 万的学区房，这样的生活显得不算宽裕，但对比那些非科技公司职员来说，这又是让人羡慕不已的。
但老梁在硅谷呆的越久，工作经验越多，他就越对自己失望： “难道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上不下。”在他看来，硅谷像个养老院，Google 有不错的薪水、细致到家的福利，但在这儿它实现不了个人价值，无法突破天花板带领团队，但他又不甘心一辈子自己在码代码。想想公司里 20 出头的、冲劲十足的年轻人，他有些绝望。
在生日宴的第二个礼拜，老梁咬牙辞掉了 Google 的工作，留下太太和儿子在硅谷继续保留美国身份，毅然回国，加入了阿里巴巴。而他身边，还有其他一群“老梁”在犹豫和观望。
中年工程师的回国野望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35 岁就成了中年危机的代名词——尽管硅谷的中年工程师们生活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他们仍然避免不了职场上危机的到来。
这批在全世界人都羡慕的科技巨头工作的中年人们在内心，有些时候对自己是否定的——他们认为在这个对工程师来说最好的时代里，他们其实可以做的更多，却因为无形的“天花板”成了一枚科技大公司里的螺丝钉。
尽管硅谷可以提供给他们足够的钱。根据美国 2015 年的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来看，美国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在 5.5 万美金左右。在硅谷，个人收入中位数也仅有 7.6 万美元一年。而硅谷科技公司，尤其是所谓的“FLAG”（Facebook、LinkedIn、苹果和 Google）四大科技巨头里，工程师的个人年收入大概 20 到 40 万美金。
“尽管这样也不错，但是我想试一次，再上一层楼。”老梁说在硅谷再“混”个十年，也没有可能参与到公司层面的决策和战略的讨论。老梁说自己一直想“做点事儿”。
“在美国做工程师，很快就可以有小富即安的生活。但中国工程师想要打破这种固化的阶级——越来越多的硅谷人相信要想大富、大成功还是得回国。” 吴睿智告诉我。
而这样的“大富”并不是这一代华人工程师凭空的臆想。硅谷回国创业、加入科技公司担任要职的先例——无论是离职 Google 回国创立了出门问问的李志飞，还是从斯坦福大学回到中国打造了小红书的 CEO 毛文超，都是仍然滞留硅谷工程师内心渴望成为的样子。
而硅谷工程师这种犹豫着想要通过回国改变“命运”的欲望，往往会被一封或几封安静地躺在 LinkedIn 账户内的猎头或者来自中国科技公司的 HR 的站内信所点燃。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选择回国加入一家势头凶猛猛的独角兽公司。
出生在北京，十几岁就来到美国读书，并且已经在美国呆完第 17 个年头的邹嘉同样曾经是 Uber 旧金山总部里中国团队的一员。曾经在 Uber 带领一个小团队负责产品研发的他已经成功被摩拜单车说服拉回国内，成为摩拜单车的新任副总裁。
离开生活了 17 年的硅谷回到北京是一个对整个家庭影响都很大的决定，但整个决策过程他只花费了两天。“公司找到我的方式就是聊天。摩拜的 CEO 其实早前就是 Uber 的总经理。看他发展不错，也很相信公司的愿景，所以我自己很快做出了决定。”他说。
邹嘉多次提到摩拜中西合璧的团队背景，除了 CEO 曾经在 Uber 中国工作过，CTO 曾经有一年以上的海外工作经历，其他 5 个副总裁也全部有海外或者至少外企的工作经验让他更加坚信回国加入摩拜是非常适合自己的决定。
“在美国，我不可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决策。但现在加入摩拜以后，我真正地能感觉到我们在改变世界，至少我能真切地感觉到我能带给公司的直接价值是什么，也能清楚地了解公司能给我什么样的成长空间。”邹嘉说。
邹嘉表示自己非常享受这个过程：带领更大的团队以及处理新的问题的确有很多挑战，但是正是这些挑战推动他继续学习，变成更好的自己。
“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事业上视野更宽，能够看的更远。”邹嘉表示。回国的确满足了他曾经在硅谷对于回国的这些设想。他身上的硅谷光环的确在入职时让他比其他竞争者更有优势，也让他获得了更高的薪资待遇。但这样的光环可能也就能持续一个季度，之后，只有过硬的能力才能给他的硅谷光环续命。
在他周围，从 Uber 美国离职回国加入摩拜的大概有 4、5 个人。其他从 Uber 加入摩拜的员工也发展得很顺利——在美国可能只是一个 Tech Lead，但是到了摩拜以后基本都升任了高级经理。一次回国的跳槽基本能让他们职位上升两到三个台阶，如果在 Uber 硬熬的话，最少也要六七年。
邹佳在加入摩拜之后，也曾经作为说客劝说硅谷同行回国一起奋斗。但因为曾在就职 Ube r时和 Uber 签署了员工准则，所以离职一年内他并没有主动回到美国挖前同事。这样的潜规则其实硅谷各大公司都有，但即使他不主动开口，一些 Uber 的前同事看他回国发展不错，也会主动请求被推荐尝试回国。
选择比能力更重要
但不幸的是，“硅谷”二字已算不得金字招牌，至少对于已经套路门清的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来说。
“我们给这种大型科技公司递出去的来自硅谷的简历，20 份也就有一个人能拿到录取通知，有的时候待遇还特别一般。”吴杰说，BAT 已经不愿意为硅谷标签付出高额的代价了。
“相对比前一两年加入中国的科技独角兽成为 CXO，或者加入 BAT 直接升任副总裁，现在硅谷回去的人已经错过了好时候，越来越不值钱了。”硅谷的品牌效应在变弱是吴杰这两年的感受，尤其那些本身在硅谷级别就不高的，或者所在的组不是公司核心业务的工程师就更难以得到 BAT 的另眼相看。
Google 广告组的普通工程师可能能收到 20 个录取，但是另外一个边缘项目的高级工程师反而一个录取都收不到。在招牌硅谷回国技术人员的时候，能力和能为公司提供的实际价值才是第一位的，但很多想要回国的工程师对自己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仍然把硅谷的发达、尖端当作是自己的标签。他们没有意识到，想要通过回国这个跳板获得高薪水、高职位，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在 BAT 的眼里，硅谷普通工程师的能力相对比国内工程师来说，差距越来越小。所以越来越多想要回国的工程师最后在钱上谈不拢，放弃了。这样的例子很太多，导致他和他的团队已经不愿意把精力浪费在这样一单一单递简历。
回国之后要做的选择非常重要。在吴杰看来，加入一家自己了解的、靠谱的、发展势头好的科技公司一般让自己的职业发展上一个大台阶；相反，加入一些还未成气候的小型创业公司，虽然回报可能更大，但也可能充满让人心寒的心机。
“回国后在初创公司被利用完，榨干了价值然后当成弃子抛弃掉的故事是家常便饭。”他说。
新“江湖”里的
“跟不上”和“瞧不上”
吴杰身边出现过不止一例这样的事情：
很多创业公司从硅谷挖人才看重的并不是他的能力和技术，而是用硅谷人才的加入来讲资本故事。这也是国内创业圈融资的一个手段。为了用硅谷大牛讲好这个故事，初创公司甚至会发出比 CEO 待遇都好的工作 Offer。
但是故事讲完，融资成功，这些硅谷工程师的价值就缩水了，创业公司也就不会愿意继续支付过高的薪水了。或者当公司经济状况遇到问题，性价比较低的归国人才就成了第一个被遣散的人，降薪、降职更是屡见不鲜。
“相对比大公司稳定的归国政策、待遇，归国加入自己不了解的创业公司风险是非常大的。”吴杰说他个人并不建议归国的工程师贸然走这条路。以他过往的经验来看，归国加入小型初创公司的归国工程师大概每半年就不得不跳一次槽。如果中途想加入阿里巴巴这样的大公司，也很难保住创业公司的高职位和高薪水。
但是选择了加入大公司的工程师们，也有自己的抱怨。
“国内好累，不光身体累，更是心累、压力大。还是原来硅谷好。” 回国面对糟糕的空气已经咳嗽了一个多月的老梁在给太太的电话中多少暗示了自己有点动摇想回硅谷的意思，并表示看不惯国内公司里的“那一套”。
“他谁都瞧不上。”老梁的太太在和我的电话里叹了口气。
这种“硅谷精英”的傲气不光老梁有，几乎大部分归国的硅谷人都有。但可惜，新雇主有的时候没有给予合适的工作环境、加薪升职机会来安放这种优越感。
“在硅谷，大家都觉得自己无法升职的原因是因为印度人和白人和透明的天花板在上面压着。所以科技巨头里，能做到 Director（主管）、VP（副总裁）就已经是顶头儿了。大部分人也就做到 Senior（高级工程师）。”一位从 LinkedIn 离职回国加入杭州阿里巴巴的年轻工程师张晓告诉硅星人。
“但实际上，升职还是在美国更容易一点——回国竞争太大了，其实更难。”张晓说一旦加入阿里巴巴的团队，无论美国回去的，还是国内招聘的，在升职上的考核评定都是一视同仁的。
这让老梁和那些硅谷回去等着被“重视”和优待的精英们感到失落。
“现在，因为你从硅谷回来就高看你一眼的时代已经渐渐不在了。” 张晓觉得国内的同龄人可能技术上不一定比硅谷回去的好，但是软实力上——尤其是和人打交道的能力上，有的时候硅谷回去的反而不如本地的。
久而久之，那些没有顺利升职的从硅谷回去的人就会心里有了落差，甚至是抱怨和反抗。
但是，比起老梁“瞧不上”国内那一套，从公司的角度来看，硅谷回来的人同样也“跟不上”国内的脚步，或者说达不到公司对他的期待。
“我招聘一个硅谷回来的工程师要花费比国内高 4 倍的薪水，对他们的期待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工程师一样的期待——我想看到结果。”一位国内不愿透露姓名的初创公司 CEO 表示。
“中国雇主比美国雇主更急于在短期内看到结果。这种期待对于归国的硅谷工程师来说压力是极大的。对于归国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来说，将越高深的知识转化成产品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尤其是当雇主想看到的是一个国内工程师不可能完成的产品的时候。如果雇主的缺乏耐心和归国工程师短时间内无法完成‘不合理’预期一直矛盾存在，那早晚会出问题。”吴睿智告诉硅星人。
很多情况下，无法按照预期提交产品和结果有的时候问题并不出现在能力上，而是卡在“人”上。而这一块，是不少硅谷工程师们尤其不擅长的领域。
“不是美国没有江湖，而是在美国的大部分华人没有升职到有江湖的阶层。”吴睿智说。他认为公司政治对于硅谷归来的工程师来说是极其陌生的。尤其对于那些被突然空降到国内科技公司管理层、在硅谷缺乏管理经验的工程师来说，相比工作压力，这才是最难的一关。
中国职场上直白和刺刀见血的斗争有的时候会让硅谷回国，打算感受祖国温暖的工程师感到心寒。
“在国内，搞不定人，就什么都搞不定。初创公司里的元老们看不惯空降兵，就会出现各种排挤。无论手段怎样，总之就是不配合让你无法完成你该完成的业绩和产品。最终，空降兵们会被老板和同事质疑，甚至自动离职。”吴睿智说，“空降兵不好干。”
呆不住的中国
和逃不回去的美国
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下，一大批硅谷归国的工程师都开始考虑再次逃离，回到曾经的舒适圈——硅谷。但离开容易，再回去可就难了。
“国内的有些小三太厉害，生扑啊！傻呆呆的码工哪儿见过这架势。”有人评论说。
但在硅谷的人看来，原因也不是这么简单。吴睿智表示，回国出轨不单是男性花心以及国内的诱惑，更多的是因为夫妻两个人长时间异国缺乏沟通和对彼此生活压力的了解。
回国新公司带来的无法完成预期的压力让归国的工程师常常透不过气，压力也大到难以想象，尤其是对仍然生活在硅谷‘养老’节奏生活中的全职太太来说。这个时候，身边能帮上忙的异性同事的关心、理解瞬间就可能让已经因为常年异地失去感情的夫妻出现婚姻裂痕。有人打比方说，他们留在硅谷的太太，就像是《我的前半生》里的凌玲，而他们描述中独自回国的硅谷工程师，也不过是老实巴交的陈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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