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美国加州尔湾还是春天，却仿若盛夏，早上十点的阳光透过试管婴儿医院候诊室九楼的百叶窗，在室内打出一道道明亮的格子，如果人在里面感觉紧张，会对这些光线格外敏感。
丽萨的最近一次生产在一年半前，2016年12月上旬，她剖腹产下一个和她在基因上完全没有关系的男婴，第二天，这个男婴的亲生父母，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接走了婴儿。
代孕，是试管婴儿的一种特殊（由第三方参与的辅助生殖）形式，最后把胚胎植入孕母的子宫，而不是生母的子宫。丽萨的身份，不是一个普通母亲，她是一个孕母，而且是有着十年孕母管理经验的伊丽萨白认同的“条件好，有职业精神”的孕母。她在一次成功的代孕一年半后，打算再来一次。
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客户，在等待孕母准备好自己的“档期”。2012年以来，加州各个生殖中心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有的中大型的生殖中心，近一半的病人是中国人，会讲国语的工作人员变得异常抢手，每个中心都会配备一到两个会讲国语的工作人员。
在南加州的尔湾市，由美国试管婴儿专家林炳薰医学博士创建的明明试管婴儿医院（RFC）一直以美国本土病人为主。不过近几年从中国来的就诊者数量日渐庞大。2017年，RFC诊所完成周期数达到896例，其中，美国本土就诊者约占78%，22%是来自世界各地——其中的中国就诊者占这22％的一半以上。
林炳薰博士每天早上准时5点到达诊所，与护士查看这一天里所有就诊者的病历资料，6点开始看诊或手术，一直到下午6点都是在紧张忙碌中度过。由于时差问题，即便下班后回到家中，很多时候也是需要通过微信或电话回答来自中国的就诊者有关试管疗程各种问题。
经济和情感的综合动力
怀孕五个月的薇薇安坐在了同样的诊室招待处。她在宠物护理中心工作，特地请假开车一个小时来到了诊所。她29岁，一头卷曲的短发，微胖，穿流行的条纹衫和破洞牛仔，戴一副眼镜。她有着墨西哥移民标志性的深色皮肤、深眼窝大眼睛。和丽萨的开朗活泼不同，她羞涩沉静。
薇薇安在二十岁出头结婚，并生了女儿，女儿三岁时，她和丈夫离婚，成为一个单亲妈妈。现在，她的女儿七岁了。前年，她的朋友丽萨成了孕母，她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可以代孕。
“像丽萨、薇薇安这样的二代移民，占了加州孕母的80%以上。白人非常少，不到10%。白人孕母集中在部分经济不发达的州，但是那些州的代孕法律不健全，不能有效保护准父母及孕母双方，所以绝大多数准父母还是希望找到加州的孕母。”一位在一个名叫“下一站幸福（nextbit）”的专做中国人赴美代孕的机构工作的人士介绍，他们在其他州也有白人孕母，满足中国客户的需求。
薇薇安没有谈及自己做决定时金钱起的作用。她只提到自己决定之前非常犹豫。她是一个感性的人，她说自己女儿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时流泪了，拿起手机给笔者看她女儿的照片，小女孩是一个金发碧眼的混血儿，笑得很甜。她生完女儿后，在家陪伴了她一年半，舍不得离开她。
为了女儿，薇薇安和前夫还保持着朋友关系。她的父母离婚后很少来往，让年幼的薇薇安不开心，她不想自己的女儿也经历这种阴影，女儿还是可以享受到父母双方的爱。
她起初不能确定，自己对代孕的这个婴儿是否会产生感情。代孕的收入有三万五千美元，这并不足以打消她的犹豫。在两个月的反复思考中，最终让她下定决心的是她内心的真实动力，她认为，打消情感上的疑虑，需要以来自情感的动力解决。
当然因为不懂美国国情，一些中国的准父母们会在选择孕母的过程中时不时也出闹出了一些啼笑皆非的笑话。比如有些准父母对孕母生活习惯不放心，提出在孕母家安装摄像头；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孕母的一日三餐……
2017年秋天，在代孕中心的安排下，薇薇安接触到了一位单亲父亲，他来自中国的湖南省，离婚并有一个女儿，他是用捐卵代孕的方式想要一个儿子。代孕协调员问她介意他（单亲）的情况吗，如果介意的话，她可以随时终止。
美国代孕法认为孕母是弱势群体，所以在法律条文上对孕母极其保护。在签署合约并公证之前，甚至在移植前，孕母都可以终止疗程。但是她说：“我不介意，不管这个人的种族或者状况如何，他都有权利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对代孕生下的孩子感觉会不一样？
张琪性格谨慎，反复研究代孕的各种问题，她唯一担心的是代孕生出来的孩子，会不会感觉没有那么亲近？毕竟没有像以前生两个女儿那样十月怀胎的过程，仅仅从理性上意识到是自己的孩子是否足够？这一犹豫，就是三年。
到张琪三十五岁时，有一位妇科医生提醒她，三十五岁是女性卵巢的分水岭，卵子的质量及数量都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如果想要做试管婴儿及代孕，不能再等了。被deadline一逼迫，张琪下定了决心，先去做试管婴儿，做好之后，移植到挑选好的孕母子宫内。幸运的是，她取了二十二个卵子，和先生的精子结合，培育了六个胚胎。
在挑选孕母的过程中，不知为什么，张琪虽然理性上知道胚胎放入的身体只要健康就可以，种族、肤色不会对孩子有任何影响，但她有一个执念，还是要找一个白人孕母。白人孕母在整个孕母的比例中只有百分之几，人数少，且很难有“档期”。
张琪宁愿等，几个月后，负责联系她的代孕公司工作人员给了她一个电话，语气兴奋地告诉她有一个符合她条件的孕母出现了：白人，有稳定家庭及职业，顺产生育过两个孩子，而且之前有过一次顺利的孕母经验，是“圈子里”非常敬业的好口碑孕母。
唯一有一点让张琪困扰的是，孕母有点胖，有血压稍高的状况。孕母如果体重与身高比例BMI超过32的话，会要求她在饮食健康专家的指导下进行一段时间的身体调理，通过后才能开始疗程。如果孕母拒绝合作，只能放弃合作了。
工作人员在电话里最后提醒张琪，“如果这次错过，很难再等到这种条件的了。”张琪和丈夫还是决定先见这个候选孕母一面，一见面，他们都很喜欢孕母的性格，她非常爽朗、外向，笑声很有感染力。张琪觉得，孩子在一个快乐的人体内发育，是一件好事。这位白人孕母的丈夫是部队里的一个军官，她自己也在公司做一份行政工作，家庭有比较好的收入保障。
整个孕期都非常顺利，最后孩子早产了一周。生产时，张先生紧张地不敢进入产房，张琪全程陪伴孕母在产房，陪伴她生下自己的孩子，孕母宫口打开后，孩子几分钟内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张琪回忆见儿子第一眼的感觉：“感觉他好大，不像是早产的婴儿。”她的儿子六磅半，这个体重和足月生的胎儿重量相近。然后，张琪就发现，婴儿和他的姐姐们出生时很像，她感受到了基因和科学的力量。
孕母很职业地询问张琪是否同意她的儿子吃她的初乳，经过允许之后，张琪的儿子吃到了孕母的初乳。此后，孕母提议，如果他们希望婴儿吃母乳，她可以把母乳存起来，冰冻，让他们一周取一次。张琪非常感谢孕母的好意，但来回四个小时的车程使张琪最终拒绝了这个温暖的建议。
检验张琪最担心的那件事的时候到来了，问她对代孕的孩子感觉会不会不一样，她说：“只有自己经历过才发现，是不是自己生没什么不一样。虽然没有十月怀胎的那个过程，但我和先生见他的第一眼，就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小孩。爱自己孩子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描述，张琪一看到孩子出来就激动地在产房里一直哭个不停。
代孕价格也被中国人炒得水涨船高
南京的何女士曾经在纽约不孕不育诊所做过一次相对不太成功的疗程，形成了两颗培养了3天的胚胎。为了确保成功，在洛杉矶朋友的推荐下，她选择了一家加州的试管医院来完成新一轮试管疗程。
加州在美国西岸，离中国只有十二小时的飞行距离，而飞到纽约却要十八个小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加州是美国各州里对代孕最宽容的州之一：它最早允许商业代孕并有完善的法律系统做保障。而纽约在1988年一起因代孕导致的纠纷一年后，禁止商业代孕。他们认为代孕损害了妇女、儿童和人类生殖的尊严。它现在仍然是一个“禁止”州，尽管最近，试图成为一个“管制”州。
南加州有着“代孕天堂”的名号，全美四分之一的试管诊所集中于此，早已形成一体化规模化的产业链。自2013年以来，来这里的进行试管疗程的中国人趋之若鹜。
中国人越来越多地选择代孕，代孕市场僧多粥少，孕母奇货可居。原来准父母占主导的局面逐渐转变为双向选择，准父母也需要提供个人信息及照片，被孕母初步认可，才会由代孕中心安排视频面试，双方再决定是否开始下一步的合作。
在林炳薰诊所占80%的美国本土病人里，大多数都选择自己生，除非子宫实在不能怀孕的女性，迫不得已才选择代孕。
但他发现，在中国病人中，越来越多自己可以怀孕的女性也选择了代孕。不只一个美国医生发现了这个趋势。如果能自己生，有职业道德医生都不建议代孕，代孕首先意味着经济成本的增加，孕母的基本工资，基本检查、营养费、保险等费用加起来至少五万美元，有些高的多达十万美元。
代孕的价格也被中国人炒得水涨船高，2015年左右，一个孕母只用三万美元左右，但到了2017年，一个孕母不包括保险费、营养费的基本工资，就达到了四万到五万五千美元，甚至六万美元如今也不鲜见。张琪找的那位美国白人孕母，因为是白人，加上有过代孕经验，价格是五万五千美元。
许多选择来美国做试管婴儿的中国人，他们习惯了能用金钱解决的事情就用金钱，包括孕育一个生命的过程。十月怀胎，母体的负担，身材的变形，在一些有钱人看来，不是一种生命的美妙体验，而是成本代价，他们要最高效地用金钱将成本降低。
这种趋势导致的最直接的伤害是，那些子宫有问题无法怀孕的真正需要代孕的人，却可能没有能力支付水涨船高的代孕成本。林炳薰医生主张可以自己怀孕的女性尽量自己怀孕，他认为代孕是一种解决不孕不育问题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商业上可选择的生育方式。
对商业代孕最宽容的加州，它的宽容并不是基于商业目的。1990年9月，29岁的非洲裔美国妇女约翰逊，和卡尔弗特夫妇签订了合同。卡尔弗特太太因为切除子宫无法怀孕，但她的卵巢没有被切除，能够提供卵子。卡尔弗特付给约翰逊10000美元，约翰逊做孕母，生下一个卡尔弗特夫妇的孩子。约翰逊在怀孕的过程中和孩子产生了感情，并寻求母亲的合法身份，打起了官司。
加州法官认为，孩子是卡尔弗特夫妇的遗传，宣称约翰逊是孩子的遗传“陌生人”。帕斯劳法官认可了约翰逊“培育、喂养、保护孩子”，他认为得到报酬没有问题，并指出代孕不是婴儿推销，而是补偿代孕母亲的痛苦。
这一案件最终到了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它判决反驳了一直以来的认为代孕合同反对公共政策的论点，从而使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承认商业代孕合法的“管制”州。
由此可见，加州虽然对商业代孕宽容，但它的本质不是以发展商业为目的，而是基于人类的自然情感：一是体谅无法自己孕育孩子的夫妇的情感，让他们有机会能拥有自己的亲生孩子；二是补偿孕母把自己孕育的孩子交还给亲生父母的痛苦。 而越来越多自己可以生育的人选择孕母，这违背了法案的初衷。
准备第二次做孕母的丽萨，再次跟伊丽萨白强调，这次，她还是要选择确实是因为没有能力自己生孩子的夫妇，这样她的代孕行为才有价值和意义。伊丽萨白为她挑选了一对来自中国上海的夫妇，女方已经48岁，通过捐卵获得优质胚胎。
但遗憾的是，丽萨的子宫内膜检查结果最终没有被林炳薰医生通过，他建议换一个孕母。每一个胚胎都是一个生命，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他不愿意冒任何一点风险。“虽然成功是有概率的，但每次失败我都很难过。医生和病人，其实始终是在一条船上。”他说。
（本文作者王晨，本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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