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即“2019-nCoV”正在肆虐，这不仅浪费了大量的物力财力，还搞得全国人民人心惶惶。

现在西医说的病毒感染在中医里称为“时疫”（指一时流行的传染病）。《辨疫琐言》：“春则曰春瘟，夏则曰时疫，秋则曰秋疫，冬则曰冬瘟。”现在起源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发生冬春之交，因此它是明显的属于中医中的“瘟疫”。从古至今，人类遭遇了无数的瘟疫，其中有些瘟疫特别严重，对人类后代的影响巨大的有:非典、鼠疫、天花、流感等。总的来说，瘟疫是由于一些强烈致病性微生物，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

当前病魔如此猖獗，以致很多地方不得不封城、封路。几千年的历史表明，无论病魔是多么的险恶和猖獗，每次正邪之战最后总是人类可以躲过毁灭性的灾难，正所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古代中国人是采用何种方式来防治瘟疫的呢？中医在几千年制伏瘟疫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预防经验。概而言之，实为扶正与驱邪两大途径。我们应当以史为鉴，理清思路，继承发扬，古为今用。今将中医预防瘟疫的途径和方法分述如下。

“打铁还需自身硬”！在预防瘟疫的过程中首要的一点就是要和心身以扶正气。《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说的就是预防瘟疫，首先要正气强盛，也就是说抵抗力、免疫力才是防病于未然的关键。而扶助正气方法，主要应着眼于心身的调养。具体来说，可总结为“四减少”、“一增加”5个方面:

大疫当前，人心不稳，再加上一些没有证实的小道消息，这更加剧了人心的恐慌，这样会使人体的免疫力低下而易患传染病。反之，心定神宁，坦然处之，则不易得病。正如《内经》所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因此我们第一要减少精神压力。第二要减少体力消耗。《内经》认为:“邪之所凑，正气必虚”。所以，在瘟疫流行期间，要保持体力充沛，不要过度劳累，更不要通宵达旦地玩乐而使正气耗伤。体力强盛，正气不虚，就能抵御病邪。即使感染，病情也较轻，预后也较好。第三要减少性生活。过度的性生活也能使人体力耗损，抵抗力降低。中医有句名言，叫做“伤寒偏打下虚人”。说得就是包括了瘟疫在内的广义伤寒往往侵犯的是那些性生活过度的肾虚之人。《内经》也讲过:“冬不藏精，春必病温。”可见，在瘟疫流行期间，清心寡欲，养精蓄锐是非常重要的。第四要减少外出《内经》云:“虚邪贼风，避之有时。”在瘟疫流行期间，减少外出活动，减少和避免与患者的接触。注意保暖，防止受凉，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除了要做到上面说的“四个减少”之外，还要做到“一个增加”，即是增加营养，强健体魄。增加营养身体营养是预防和抵抗传染病的物质基础。当然，饮食不节，饥饱失常，不仅对健康不利，人体之正气也会因来源匮乏而不足。古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得瘟疫而死。马马乎乎吃了一点早餐者患病，而饱食者安然无恙。饮食对预防传染病的影响可见一斑。

另外冬春之交，正是瘟疫盛行之时，古人为了补充人体正气，提升身体免疫力，往往在春节之时饮屠苏酒以助抵抗外邪。据说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成的，其配方为大黄、白术、桂枝、防风、花椒、乌头、附子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而成。这种药具有益气温阳、祛风散寒、避除疫疬之邪的功效。后由唐代名医孙思邈流传开来的。孙思邈每年腊月，总是要分送给众邻乡亲一包药，告诉大家以药泡酒，除夕进饮，可以预防瘟疫。孙思邈还将自己的屋子起名为“屠苏屋”。以后，经过历代相传，饮屠苏酒便成为过年的风俗。古时饮屠苏酒，方法很别致。一般人饮酒，总是从年长者饮起;但是饮屠苏酒却正好相反，是从最年少的饮起。也就是说合家欢聚喝饮屠苏酒时，先从年少的小儿开始，年纪较长的在后，逐人饮少许。宋朝文学家苏辙的《除日》诗道:“年年最后饮屠苏，不觉年来七十余。”说的就是这种风俗。有人不明白这种习惯的意义，董勋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老者失岁，故罚之。”这种风俗在宋朝仍很盛行，如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诗中说:“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苏轼晚年虽然穷困潦倒，但精神却很乐观，他认为只要身体健康，虽然年老也不在意，最后罚饮屠苏酒自然不必推辞。这种别开生面的饮酒次序，在古代每每令人产生种种感慨，所以给人留有深刻的印象。

用中医的思维来分析一下这个屠苏酒所包含的七味药草的药性和功效，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它是防治瘟疫的。大黄的功能是排除各种滞浊之气，推陈致新，所以被称为药中的将军。白术是健胃、利水、解热的药，久服能轻身延年。桔梗能补血气，除寒热，祛风痹，下盅毒。蜀椒也能解毒、杀虫、健胃。桂心的功能是化瘀、活血、散寒、止痛。乌头能去风痹，去痞，温养脏腑。茇葜能驱毒、防腐、定神。综合这些药的功能，可以肯定它是防治疫病的有效药方。

抵抗瘟疫，除了积极扶正之外，另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调阴阳以抗外邪。中医预防瘟疫久经考验的方药很多。细审其方，思路决不止于清热解毒，而是用多种方法来调理阴阳，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郁者散之，以平为期。

具体说来，中医抵抗外邪常采用以下方法。

一是调补身体正气以抗外邪。在自身调理的基础上，若正气仍不充盛，古人也常常用补气药以御瘟疫。如由人参等16味药组成的神仙百解散，“常服辟瘟疫，治劳倦”。正如清代医家陈士铎所谓:“凡人邪气入身，皆因气虚不能外卫于皮毛，而后风寒暑湿燥热之六气始能中之。是邪由虚入，而攻邪可不用人参以补气乎?”

二是疏通六腑以泻实邪。素体火旺，腑气不通，往往内外相引，感受瘟疫。对此，通腑泻实就是行之有效的防疫法。《圣济总录》的调中丸，由大黄、麻仁、枳壳、茯苓、芍药、前胡、黄芩组成，“食后饮下，微利为度”，“辟四时疫疠非节之气”。

三是打通经络以行气血。经络内联脏腑，外络肢节，运行气血，协调阴阳。对于整体强盛而局部经络不通之人，可用疏通经络防疫法。代表药物是威灵仙。《开宝本草》谓:“主诸风，宣通五脏……久服之，无温疫疟”。

四是面对病毒以毒攻毒。在疫毒传播过甚之时，或不得已要接触病人者，用雄黄等药以毒攻毒，则是古人的拿手好戏。如《验方新编》谓:“雄黄研细末，水调，多敷鼻孔中，与病人同床，亦不传染，神方也。”《医方简义》的避瘟丸，由雄黄、鬼箭羽、丹参、赤小豆组成，服之“可不染瘟疫也。”《圣济总录》谓:“凡时行瘟疫，皆四时不正之气，感而病者，长少率相似。此病苟不辟除，多致传染。宜有方术，预为防之。”因此，推出了雄黄丸等“辟瘟疫不相传染”的方剂。

五是用芳香以辟秽气。辛温香燥之药，多有芳香辟秽，健脾化湿之功，是最常用的一类防疫药。如苍术、木香、蜀椒、乳香、降香等。李时珍谓:“张仲景辟一切恶气，用苍术同猪蹄甲烧烟，陶隐居亦言术能除恶气，弭灾疹。故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近代名医张山雷谓:“苍术，气味雄厚，较白术愈猛，能彻上彻下，燥湿而宣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故时疫之病多用之。”《和剂局方》的仙术汤，能“辟瘟疫，除寒湿，温脾胃，进饮食，”就是以苍术为君，配合干姜、枣、杏仁、甘草而成。《验方新编》以“苍术末、红枣，共捣为丸如弹子大，时时烧之，可免时疫不染。”《神农本草经》明确指出木香能“辟毒疫”。《雷公炮制药性解》谓蜀椒“堪辟瘟疫”。《太医院秘藏膏丹丸散方剂》的避瘟丹，由乳香、降香、苍术、细辛、川芎、甘草、枣组成。谓:“此药烧之能令瘟疫不染，空房内烧之可避秽气。”

六是用清热之法以解其毒。古语云:“用药如用兵。兵不在多，独取其能;药不贵烦，独取其效。”清热解毒药虽多，用于预防瘟疫的则只有贯众、升麻，而尚未见到用板蓝根的记载。陈士铎谓:“贯众，实化毒之仙丹。毒未至而可预防，毒已至而可以善解，毒已成而可以速祛”。《本草经疏》谓:“疫气发时，以此药置水中，令人饮此水则不传染”。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贯众对各型流感病毒有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对腺病毒、脊髓灰质炎病毒、乙肝病毒表面抗原、埃可病毒、柯萨奇病毒、流行性乙型脑炎病毒及单纯疱疹病毒等也有明显的抗毒作用。升麻，味辛、甘，性微寒，功能清热解毒，发表透疹，升阳举陷，主治时疫火毒等。早在《神农本草经》中，就指出升麻“主解百毒……辟瘟疫”。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升麻对人体免疫功能有重要影响，能增强淋巴细胞的活性，能诱导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有促进淋巴细胞转化的作用。

七是发散郁火以防疫。火郁于内，则易感外邪。古人用麻黄等发散肺经郁火以防疫，机会虽少，却也另辟法门。《日华子本草》谓麻黄“御山岚瘴气”，《圣济总录》“辟瘟疫不相传染”的方剂绝瘴散就是以麻黄为君药。李时珍谓:“麻黄乃肺经专药……实为发散肺经郁火之药。”而麻黄对流感嗜血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甲型和乙型链球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以及多种流感病毒的抑制作用的现代药理研究，也为这种说法提供了一些注脚。

八是探鼻取嚏以防毒。古代医家在瘟疫流行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自身保护的方法。《串雅内外编》在辟疫条下指出:“凡入瘟疫之家，以麻油涂鼻孔中，然后入病家去，则不相传染;既出，或以纸捻探鼻深入，令嚏之方为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