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与美国金融重镇华尔街之间的关系耐人寻味。澳洲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汉弥尔顿（Clive Hamilton）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马晓月（Mareike Ohlberg），除了在新书中分析北京借由与华尔街大亨交好，来影响华府决策外，也进一步拆解北京如何“深耕”华尔街，确保影响力绵延不绝。
两人指出，中国中信集团（CITIC）、保利集团等大型国营企业，长年来都是由中共“权贵阶级”及其后代子女把持。对于西方国家的对冲基金、退休基金、保险公司和银行业者来说，要进入利益满盈的中国资本市场做生意，先决条件之一是与掌握中国大型企业、并牢牢控制中共统治集团的“红色家族”打好关系。
因此，即使这些“红色家族”的后代未必聪明绝顶或资格过人，西方企业仍会为他们安排工作，以求“攀上关系”。一名中共权贵子女的理想生涯，通常起于在一间声誉卓著的大学取得学位，例如美国常春藤盟校、英国牛津或剑桥大学等，毕业后直接在纽约和伦敦的大型银行或对冲基金交易室上班，几年后拿到MBA（企业管理硕士）学位，正式在华尔街取得一席之地。
书中指称，其实，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就曾在2016年指控投资银行摩根大通（JP Morgan）违反“海外反腐败行为法”（FCPA），最后以2.64亿美元（约79亿台币）达成和解。摩根大通当时为了取得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特设“子女专案”（Sons and Daughters Program），在香港、上海和纽约提供数十个工作机会给中共权贵子女，被形容为“系统性的贿赂”。
中国前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之子高珏，正是在父亲与摩根大通高官戴利（William Daley）密会后，循“子女专案”空降该企业。戴利曾是柯林顿时代的商务部长，对中国前进世贸组织（WTO）有功，之后也在欧巴马时代任职白宫幕僚长。据悉，毕业于美国名校普渡大学的高珏在面谈时的表现很糟糕，仍拿到梦寐以求的分析师一职。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高珏常在上班时打瞌睡，很快就被认定“不成熟、没有责任感、不可靠”，并被列入裁员名单。然而，高虎城见苗头不对，立刻找上时任摩根大通亚洲区副主席方方，以推进摩根大通中国交易案为诱饵，请求对高珏刀下留人。方方被说服后，高珏保住在纽约的职位，而纽约主管的儿子成了替死鬼。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共权贵来说，透过安排子女进军华尔街，除了为子女谋高就外，更重要的是与华尔街保持联系。在美国的权力核心安插子女当线民、特使，便于搜集情报、施加影响力。美国企业整体的运作模式，包括北美最富有人士的个人资料和财务状况等机密，将被整组打包传回给“中国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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