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纽约来说，唐人街和中餐馆一直是其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过去疫情的这几年，这个城市的传奇餐饮业却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由于疫情的影响，人们无法前往中餐馆，围坐着一同享用饭菜；另一方面，在全美各地出现的反亚裔仇恨情绪也使得部分顾客对中餐馆产生了复杂的态度。对于亚裔群体而言，餐饮行业曾经是让他们摆脱移民限制，应对经济歧视的工具；而新一代的亚裔群体能否及时地为这个行业注入新鲜血液，保护好唐人街的独特文化，这将成为亚裔们在未来急需解决的难题。
中餐馆在美国的城市中随处可见，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充斥着外卖店、面馆或水饺店的大城市。但由于全球疫情的影响，曼哈顿唐人街传奇的餐饮业已经变得岌岌可危。该社区的餐馆在过去经历了多次危机。上世纪90年代，由于时尚品牌将生产业务转移至海外，一度雇佣了数千名移民女工的服装厂被迫关闭，唐人街的餐馆陷入了困境。随后到来的，是911危机、2008年的经济危机和2012年的超级风暴“桑迪”，所有这些危机都打击了当地的商业。但是，从曼哈顿市中心下东区到三角地带之间的这一带，数以百计的亚洲餐馆从来没有像疫情爆发以来这样，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旷日持久的收入损失。这不仅是市级、州级政府长达数月的封锁禁令的结果，唐人街的餐馆当时也直接受到了纽约市日渐枯萎的旅游业的冲击。那时无数餐馆已经关门，或只提供外卖，还有一些餐馆提供很少一部分的座位。
相较于其他街区，唐人街是更早开始受到疫情影响的。早在2020年3月，纽约进入封锁的前几周内，华人社区的生意就开始急剧下滑——这被普遍归因于反华偏见，以及华裔移民社区对病毒的恐惧。经济发展公司“华埠合作”的执行董事惠灵顿·陈（Wellington Chen）回忆，从2020年2月起，他就注意到了大型宴会场所出现了大规模的活动取消的现象。同时，（由华埠合作公司协助管理的）该地区商业垃圾收集量也有所下降——这表明了人数正在下降。早在病毒在美国开始流行之前，中国移民就已经得到了疫情爆发的消息，为了避免感染，他们都戴上了口罩，并开始减少外出。
据联邦数据显示，从2020年2月到12月，纽约市的食品和酒店业总共流失了超过14.4万名工人，员工人数净减少到达了40%以上。虽然没有关于餐厅倒闭的全面统计，但纽约州餐饮协会估计全市约有4500家餐厅倒闭， 据华埠合作组织估计，截至2020年12月，曼哈顿唐人街附近约300家餐馆中的10%已经关门。与其他族裔的企业相比，全美亚裔企业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估计，仅在2020年2月至4月间，就有估计约28%的亚裔美国人拥有的小企业被迫关闭，而非西班牙裔白人所拥有的小企业的关闭率仅有17%。巴克斯特街（Baxter Street）一家名为“Aux Épices”的马来西亚与法国风格小酒馆的共同业主Mei Chau（音译为周梅）决定在纽约市经历第一次封锁后暂时关闭她的餐馆。她在4月份告诉我，她意识到她的顾客（其中许多是非华裔的专业人士）突然不再光顾。与此同时，她的一名服务员报告称自己在地铁里受到了骚扰，而有关反亚裔暴力的报道在纽约各地开始激增。该餐厅于6月起永久关闭。
2020年6月开始在纽约市范围内运营的户外餐饮为唐人街恢复了一些生机。同样恢复的，还有受限的（顾客容量仅为25%）室内餐饮；在冬季停止室内用餐后，在餐馆老板的大力游说下，纽约餐厅的顾客量于2021年2月底开放到了35%。在华埠合作组织公司的帮助下安装的木质餐亭，让莫特街（Mott Street）隐隐有了海滨咖啡馆的感觉。唐人街内较高档的餐厅则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它们试图重新专注于外卖和有限的室内外用餐。而与此同时，它们需要支付的账单越来越多，联邦救济金却越来越少。在伊丽莎白街（Elizabeth Street）上，有着占地2.5万平方英尺的金丰（Jing Fong）广东宴会厅。经理杜鲁门·林（Truman Lam）最近从父亲手中接管了这家餐厅，他不得不解雇了餐厅100多名员工中的许多人。尽管这家餐厅在唐人街和上西区的分店最终重新开业，但由于没有了颇受欢迎的周末点心服务，以及婚礼和其他餐饮活动，该店的生意受到了严重影响。2021年2月，该店管理层宣布将关闭其著名的二楼宴会厅，并另谋新址。金丰的员工们担心失业，作为唐人街唯一的基层餐馆员工工会的成员，他们在2021年3月初举行了一场集会，要求房东继续开餐厅，并高喊着，“拯救金丰，拯救唐人街！”
曼哈顿的唐人街比皇后区的法拉盛或布鲁克林的日落公园等其他华人聚居区沉沦得更远、更快。惠灵顿·陈解释说，除了难以负担的租金之外，曼哈顿的餐馆从当地中国居民那里招揽的生意相对较少。当你在曼哈顿下城这样的商业区时，你依靠的是海啸般的工人，6700万游客，但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都离开了。唐人街的餐饮场景一直依赖吸引外地人存活。19世纪严苛的《排华法案》使得唐人街演变为移民聚居区。这个社区迅速适应，将自己转变成了一个旅游目的地。一个世纪前，它的餐馆将自己描绘成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推销给白人游客，按照所谓的贫民窟之旅的路线，护送游客穿过预制的“鸦片窝点”丛林，为游客上演帮派斗殴，以及其他诱人的“不义之举”。附近的餐馆很方便，可以为游客提供一盘“炒杂烩”，以结束这个东方冒险之夜。
帮助推广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美食的那一代餐馆老板，不仅是机会主义者，而且是有远见的人。由于
《排华法》豁免了符合“商人”资格的移民，而非低级的劳工，早期的中国企业家开发了一个巧妙的网络，将移民引入餐饮行业。商人签证使企业主能够担保亲属移民，为中国的工人和资本转移至美国提供了一条渠道。他们的生意变成了规避移民限制和培养稳定的移民劳动力的工具。
即使是在20世纪60年代亚洲移民自由化之后，中餐馆仍然是希望从美国繁荣中分一杯羹的工薪阶层移民的一个渠道。尽管这一直是一项苦差事，但几代人以来，中餐馆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帮助壮大了华裔美国人的中产阶级，也把餐馆老板的孩子们送往唐人街之外的事业和理想之地。根据纽约时报分析第一代和第二代华裔美国人职业的数据，这些移民的孩子倾向于进入其他职业，甚至那些期望成为企业家的华裔们通常会选择进入餐饮外的领域，如计算机服务业，牙科诊所和咨询公司。与此同时，中国餐馆在全国餐饮业的份额正在下降，而其他民族菜系的份额却在稳步扩大。
中餐馆的繁荣，是对移民缺乏商业机会这一情况的务实回应，这些移民缺乏语言背景和教育，无法在种族主义盛行的主流经济中成为专业人士。他们创办企业，是希望他们的孩子不会像他们一样“吃苦”。如果二代子女不再认为餐馆是唯一的致富之路，那么中餐馆将成为自身成功的牺牲品。然而，新冠疫情正在摧毁唐人街的基石企业，餐饮业的未来可能取决于这一代的年轻华裔美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试图重塑他们父母创造的生计。
南华茶室（Nom Wah Tea Parlor）地处多耶斯街（Doyers Street）的拐角处，拥有百年历史。前金融分析师威尔逊·唐（Wilson Tang）一直在努力经营他于2011年从叔父手中接手的生意。在疫情来袭之前，唐花了多年时间来塑造这家点心茶室的怀旧风格，其上世纪50年代的装饰让人想起花鼓歌，以及殖民时代的香港，唐还将品牌扩展到纽约、费城和深圳的几家分店。尽管许多年长的员工选择待在家里领取失业救济金，但唐选择把年轻的、会说英语的员工重新安排去从事经过改造后的外卖业务。南华茶室的饺子厂曾是这家餐厅厨房的供应商，疫情期间在批量生产速冻汤饺，让顾客在家里也能体验到这种点心的味道。南华这一品牌面向非华裔的美食家和时尚人士，为商品制定了与之相匹配的价格，同时利用了对唐人街过去时代的迷恋。这反映了许多年轻的唐人街企业家经历的现实：要复兴唐人街，小企业需要同时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并向外寻找新的客户和市场。然而可惜的是，在无法完全重新开放实体店的情况下，南华茶室无法向食客提供它的主要卖点：坐在唐人街老式茶馆里的用餐体验。
近年来，唐人街的文化完整性受到了城市人口结构变化的挑战：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尽管中国移民人口激增，但唐人街的华裔居民数量自2000年以来下降了约30%。留下来的人则承受着房租飙升和其他由社区士绅化（gentrification）所带来的经济压力。社区活动人士长期以来一直抗议缺乏高质量的经济适用住房，以及房地产过度开发可能带来的“小企业和家庭住户流离失所”的威胁。曼哈顿的唐人街似乎正在走着费城、华盛顿特区和旧金山的其他传统华人社区的老路，这些社区都已萎缩，失去了大部分原有人口。在某些情况下，变成了旧社区的外壳，成为了旅游景点和新奇商店的据点。尽管相比其他地方的唐人街，曼哈顿的唐人街保留了更多的华裔工人阶级人口，但只要看看邻近的小意大利（它以普通的、旅游为导向的餐馆和俗气的纪念品商店而闻名）就知道了：当这样一个社区的主要居民迁出之后，这个民族聚居地会发生什么。
中餐馆在纽约市的餐饮领域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地位，从速食叉烧包到十道菜的宴席，它们迎合了各种各样的口味和价位需求。但是，越来越多的唐人街餐馆老板们都在努力解决一个问题，即这个社区能否以及如何继续与移民保持联系。唐人街的出现，是为了应对经济歧视和华人移民社区的贫民窟化；今天，它成为了种族排斥的遗产以及文化的生存见证。只要年轻一代继续致力于维持它的生存，那么唐人街就有未来。疫情使唐人街经济破裂，但也迫使华裔移民子女重新发现“延续和传承”对于他们的文化遗产的价值。将这种新鲜的自豪感带回他们的根，下一批居民可能会在唐人街播种一种全新的生意和用餐方式。
（节选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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