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言名(Jane Cui)；编辑：王书功 (Shugong Wang) , 方强(Qiang Fang)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在一百多年前代表中国在西方奔走呼号，最后殉职。他的生前好友马克吐温评价他说：“蒲安臣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了国界，他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在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战败的清政府逐渐放弃宗藩关系朝贡体制，被迫开始了新的外交关系。清政府自1861成立主管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1866年尝试派出考察团，到1867年正式派遣外交使团，再到1877年建立第一个外交使馆。“中国用了十五年以上的时间来克服这种障碍和对西方所实行的外交代表制度作出对等的反应。”在清政府探索新的对外关系过程中，蒲安臣是一个奇特而又重要的人物。他是美国驻华公使（1861.6-1867.11），而后又以首位中国使节的身份，代表清政府穿梭于世界各地(1867.11-1870.2)。这种双重外交身份在中国乃至世界近代外交史上都不寻常！
年轻的美国与年轻的蒲安臣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年轻的美国不断壮大。美墨战争于1846年5月13日开始到1848年2月2日结束，这时期美国吞并了大片土地，其中包括后来的德州、加州和新墨西哥州等。此时年轻的蒲安臣也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活跃在波士顿的政治舞台上。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November 14, 1820 ，New Berlin, New York– February 23, 1870, St. Petersburg, Russia)出生于一个虔诚的新教徒家庭。他1841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Detroit分校，184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先当律师后进政界，进入政界伊始他便担任马萨诸塞州参议员（Massachusetts state senator 1853-1854），随后成为美国众议院的一员（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1855-1861）。此外，蒲安臣还是美国共和党(Republican Party)的创始人之一。
图片1年轻的蒲安臣
蒲安臣是一位坚定的废奴主义者。1856年5月22日，南卡罗莱纳州众议员布鲁克斯 （Preston Brooks)用手杖把参议员萨姆纳(Charles Sumner)打成重伤。原因是三天前，萨姆纳声讨南方蓄奴主义者在堪萨斯制造的暴乱，尖锐地谴责了布鲁克斯的堂兄，参议员巴特勒（Andrew Butler）。三天后，在参议院大厅内，布鲁克斯就把萨姆纳打得不省人事，手杖打成两截。布鲁克斯并没有因为此举受到众议院谴责，俨然成了南方蓄奴主义者的英雄。蒲安臣在纽约时报上撰文痛骂布鲁克斯，布鲁克斯旋即向蒲安臣下了决斗战书。蒲安臣马上应战，选择使用步枪，决定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一侧与之决斗，以避开美国禁止决斗的法律。布鲁克斯没料到蒲安臣会欣然同意，又得知他是出了名的神抢手。结果布鲁克斯没敢去决斗，不战而退。经由此事，蒲安臣名声大振成为废奴主义者的英雄。 （见图二）。为了纪念蒲安臣废奴的努力，堪萨斯自由州党（Kansas Free-State party）把铁路旁的一个小镇，以蒲安臣命名。
图片2.不战而胜的决斗
除了好枪法，蒲安臣还以口才闻名，雄辩且有感染力。在波士顿当律师时，蒲安臣参加了美国自由土地党（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短期存在的反蓄奴政党），他所作的演讲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1856年6月2日他在著名演说《马萨诸塞州的抗辩》中呼吁，是要自由还是要带来破坏无知和死亡的奴隶制？他呼吁正直、有头脑、有同情心的人们都来思考这个问题。这篇演说成为美国解放黑奴运动的重要文献。
图片3. 蒲安臣在国会的著名反奴隶制演讲《马萨诸塞州的抗辩》。
古老的中国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中国不断遭受到列强侵略，清政府被迫缔结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当时外交争议中，一个不断交涉的问题就是外国公使能否进驻北京。这个问题可以追溯到1793年英国首个访华使团–马戛尔尼使团（George Macartney Mission）。英国希望打开中英通商的通道，提出通商六项要求，内容涉及到占地和免税等。乾隆认为天朝无所不有无需交易，拒绝了英国的要求。清朝早早关闭了谈判的大门，这种自负消极的应对和腐朽没落的制度使中国近代史的车轮驶向了一百多年任人欺凌宰割的深渊。嘉庆皇帝更是谕令英王:“嗣后毋庸遣使远來,徒烦跋涉,但能倾心孝顺,不必岁时来朝。”英国果然听话，没有再遣使来华。四十多年后，当年跟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13岁小男孩，曾与乾隆皇帝交谈并得到御赐礼物的小斯当东（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 ），就极力鼓动英国出兵中国。 终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败后的清政府签下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不得不准许英国在通商口岸派驻领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于1858年签下了《瑷珲条约》、《天津条约》、以及1860年《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任由宰割，最终允许各国公使进驻北京。
图片4. 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画家威廉·亚历山大绘制的北京城门
1861年3月22日，上任不久的林肯总统任命蒲安臣为驻奥地利公使，奥地利政府以蒲安臣同情匈牙利革命、支持拉约什科苏特（Lajos Kossuth）领导的Sardinian独立运动为由加以拒绝。 蒲安臣行至巴黎得此消息，进退维谷之际，林肯总统得知中国政府允许列强遣使北京，于1861年6月14日改派蒲安臣为美国驻华公使，任期6年。（在这之前，没有一位美国专员或公使在华生活超过两年。）蒲安臣由巴黎启程赴北京，1861年底到广州，1862年7月20日抵北京，蒲安臣成为首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
进入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处境更为艰难。内部是长达13年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有同治陕甘回变、捻军等大大小小无数的内乱和杀戮；外面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环伺，清政府已经丧失了一个国家的基本主权职能。美国在中国虽未直接出兵，但通过“利益均沾”，仍然迫使清政府签下《望厦条约》、《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1861年4月美国内战开始，美国无暇顾及也没有兵力派往中国，所以对华的政策趋于保守。美国对华奉行“合作政策”来维护美国在华获得的“条约权利”，避免列强过早瓜分中国。
“合作政策”（Co-operation policy）是由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提出的。林肯总统1860年任命西华德为国务卿，就是这位国务卿从俄国买下阿拉斯加，让美国得到了富得流石油的大片土地。而购买阿拉斯加本意是要获得通往亚洲的桥梁，这只是西华德“美利坚帝国”(American Empire)构想中的一步。因为他倡导的“太平洋帝国”（American Empire in Pacific）思想是要建立以亚洲、太平洋为中心的商业帝国。他认为美国已完成领土扩张，下一个目标应是太平洋和远东地区。方式是商业扩张而不再是领土扩张，手段是贸易而不是战争。因为“利剑决不是被派往国外的最成功的使节。” 他说：“控制世界的贸易就控制了全世界”，因为“政治霸权随着商业优势而来。” 西华德成为推动美国介入世界并影响世界格局的重要构建者。可以说今天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部署仍有西华德构想的深深烙印。
图片5 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图片6 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
西华德在1862年3月6日给蒲安臣的信里说：“在不损害美国人生命和财产的情况下，和友国交往中尤其避免帮助、鼓励、支持、煽动对清政府的叛乱。英、法在中国的大使有租界和海军的支持，不幸的是，你没有。美国在中国的利益是和英、法一致……因此，除特殊原因外，你要和英、法合作。” 在中国采取“合作政策”, 西华德的目的是保护列强之间的平等贸易权利以及维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西华德相信美国道德至高点“使美国根本无需使用武力”。
蒲安臣是“合作政策”坚定执行者和完善者，不是他必须这么做，毕竟（和国务卿）四到六个月通信时间差足以让他有绝对的自主权，而是因为蒲安臣和西华德对华的政策观点并无二致。 在蒲安臣和西华德之间长达六年的通信中，清晰地印证了蒲安臣的观点。蒲安臣在1863年6月20日写给西华德一封长信道：“在保证美国条约权利的情况下，美国既不要求，也不占用租界；不干涉中国内政；不威胁中国的领土完整”。（见图5）无论是遭遇各种障碍还是各方指责，亦或是霸凌中国的诱惑，蒲安臣的态度始终如一。魏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 ）在他专门研究蒲安臣的著作《蒲安臣和中国的第一次外交出使》一书中说：“在（蒲安臣担任驻华公使）这段时间，他没有从大洋的另一侧带来一兵一卒，他能控制局面完全出自他非同寻常的坚定信念”。 正因此，蒲安臣代表的美国从没有向清政府提出割让土地的要求。
图片5. 蒲安臣给西华德的信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companying documents, to the two houses of Congres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thirty-eighth congress (1863) p.939
蒲安臣上任伊始就推动“合作政策”，他与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F.W.A.Bruce)、法国驻华公使柏尔德密(J. F.G.Berthemy),以及俄国驻华公使巴留捷克(L.TH. Baluzeck)，就对华政策问题进行多次详谈。英法俄美都已通过条约取得了一系列特权，太平天国运动使列强意识到，一个表面统一的中国比动荡分裂的中国更能让他们的既得利益得以保障。四位公使的名字都有字母“B”，简称“四B”，他们自称是“中国安全委员会”。蒲安臣是位反奴斗士，他的道德责任感使他反感以强欺弱，用武力使中国让步，加之列强各国都对战争产生疲态，所以，由年轻且陷入内战的美国推行的“合作政策”，实施得风平浪静，一帆风顺。以下是蒲安臣成功推行“合作政策”的三个事例：
1.西方国际法。1862年夏，清朝和法国发生外交摩擦，清廷重臣文祥就曾请求蒲安臣推荐一部在当时西方国家具有权威性的国际法著作, 蒲安臣提到了惠顿著的《万国公法》。当蒲安臣通过美国驻上海领事得知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M.P. Matin)正在翻译这本书时，就把丁韪良和他的译稿介绍给总理衙门。总理衙门同意协助编译并拨付500两白银资助出版，恭亲王还派出了4名精通中文的章京协助润色文稿。1864年春，普鲁士在中国海域扣留丹麦商船，即“普丹大沽口船舶事件”。总理衙门根据《万国公法》，认为 “外国在中国洋面，扣留别国之船，乃显系夺中国之权, 于中国大有关系” 。因为它不但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也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从而有理有据地把这场外交纠纷顺利解决。这件事让清政府意识到国际法知识的重要性。很快此书就在1864年冬，由丁韪良所创办的教会学校崇实馆刊印发行。丁韪良在《万国公法》的英文题献中写下了蒲安臣的名字。
2. 阿思本舰队 (Lay-Osborn Flotilla) 。1862年1月清政府从英国购买来的6艘军舰、2艘供应船，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见图六)。1863年舰队到了天津却成了英国人李泰国的私有舰队，根本不听清政府的指挥。李泰国要求清政府接受他和阿斯本（舰队司令）签订的合同“十三条协议”。舰队成了英国控制中国兵权的 “英中联合舰队” ，也成了中国内部权贵角力的重要砝码。1863年11月7日在给西华德的公文中，蒲安臣说他遇到了他来中国以后最困难的问题。蒲安臣很早就注意到这只舰队的动向，他向恭亲王咨询过此事，在给美国的公文中也报告过此事。当清政府拒绝签协定否认舰队的合法性时，蒲安臣敏锐地觉察到舰队去向的危险：日本的大名、沿海的海盗和美国的南方军都在觊觎军舰。蒲安臣写到： “事实是，舰队不符合中国人的需要，其中一艘是世界上最快的，所有舰船都比其他同类先进…我很奇怪清政府为什么没有立刻拒绝协议”。最后清政府按蒲安臣的建议，拍卖船只，解散舰队，支付巨额遣散费， 结束了靠外国人建立海防的梦想。清政府为此白白消耗了67万两白银。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取代李泰国成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8年之久。
图片6. 阿思本舰队从左到右为金台号、一统号、广寿号。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Jan-June 1863, p. 61
3.海关领航条例，蒲安臣在1867年给西华德的公文写到：“（通商口岸）普鲁士领事拒绝合作。在营口，英国领事Mr. Meadows也不愿意和美国领事Mr. Knight合作。因为在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的首肯下，英国出台了自己的领航规定，即英国领航员可以给其他国家的商船领航，但英国的商船只能由英国人领航。”蒲安臣反对这个“非法和不公”的规定。同时，法、普、俄及英国驻上海大法官Sir Edmond Horndy都反对此举，阿礼国只好作罢。最后各国都同意领航应归中国海关署管理，虽然管理中国海关的是英国人赫德。蒲安臣说：“第一这是中国人的权利，第二这也是方便我们（美国）”。
从以上三个事例可以看出蒲安臣本着保护美国利益、美国第一的前提下展开的“合作政策”，客观上保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蒲安臣的耐心、理智、及对全局的认知和把控都给清政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蒲安臣在1867年4月10日给西华德的信里展现了“合作政策”的成果：“传教得到扩展,贸易增加了三倍,科技人员被聘请,惠顿的《国际法》被翻译和采用，军事教育被采纳，近一百人为中国机构服务”。当然，“合作政策”最显著的成果是1868年蒲安臣带领中国第一次正式出访和签订了《蒲安臣条约》。
中国第一次外交出访-蒲安臣使团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逐渐取得了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传教等特权。西方的各色人等都来到中国，滲透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机构中。英国也希望中国派使节回访，以方便在各项事宜上的商讨。但清政府一直有人选和礼节两个问题的困扰：一是“夷务”被看成是有辱斯文和被流放的差事，愿意做的人很少，懂“夷务”的人更少；二是出使外国，见到元首，要不要行跪拜礼？不行跪拜礼就给了外使见清帝时不行跪拜的借口。纠结于这两个问题，清政府迟迟不能派出任何使团。
1865年11月6日，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向总理衙门提交了一份题为《局外旁观论》的备忘录，提到铁路、轮船、电报、矿业以及外交活动对中国的好处。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在1866年也提交了《新义略论》的建议书，阐述兴办铁路、电报、矿业、办学、西法练兵以及派驻外交代表的好处。
到了1866年，赫德要回英国休假，总理衙门提出派京师同文馆的三个学生一同前往考察。曾是闲赋在家的斌椿，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聘请他做了文案。当清政府得知斌椿愿意前往，就派他率领一行五人，由赫德做向导出游了欧洲各国。这五人是63岁的斌椿和他的儿子广英（照顾其父亲而同行）,在京师同文馆学习英文的凤仪、德明（张德彝），学习法文的彦慧。临行前清政府授予斌椿三品文官衔,也分别赐予三个学生六品和七品的顶戴。恭亲王明确表示它不是官方使团，不用接触各国政府，也无需顾虑清政府和西方君主相应拜见的外交礼仪。这是清朝派出的第一个尝试性的考察团。他们从北京出发，先后游历了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芬兰、俄罗斯、德国、比利时等11个国家，历时4个多月，并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回国后，斌椿还写了旅游见闻《乘槎笔记》，张德彝也写了《航海述奇》。 这次的访问并没有给清政府带来改变和触动。英国公使布鲁斯说：“斌椿还写了个适合上报的文书，谴责外国的进步，以示其不适合中国。结果斌椿得以提升。” 赫德对斌椿回国后不久出任堂官一事，即外务部长却给予积极的肯定。
尽管“合作政策”实施得还算平顺，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已不满足，希望开放中国全境和西方通商，并要修筑铁路、设置电报、兴办矿业等等。这些都使清政府感到压力和恐慌。清政府既不愿接受这些强加的要求，也不愿冒战争的风险。此时，日程上的1868 年修约谈判临近，左宗棠等人认识到“夷务之兴，其始于中国不悉夷情，而操之太蹙，疑之太深，遂致决裂不可收拾”，应该“遣使一节，以恫各国之情伪”。内忧外患终于催生了清政府最早的自愿的外交派遣–蒲安臣使团。这是按照当时国际惯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官方对外交往。
蒲安臣如何从美国驻华公使变成清朝的“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他在1867年12月14日给西华德的信里报备这件事的缘起。1867年11月中旬，蒲安臣准备卸任回国，恭亲王奕䜣在总理衙门给他举行送别宴会。席间有人表达对他离任的遗憾，希望蒲安臣能在列强面前解释中国的困难，蒲安臣很高兴地表示有机会他会向西方条约各国说明中国的困境。文祥说：“ 你为什么不正式代表我们呢？” 蒲安臣婉拒了这个提议。宴会结束后，总理衙门和蒲安臣就此事多次认真商讨，并且很快达成了协议。
恭亲王奕䜣在1867年11月21日《派美国蒲安臣权充办理中外事务使臣的奏折》中称：“近来中国之虚实，外国无不洞悉，外国之情伪，中国一概茫然，其中隔阂之由，总因彼有使来，我无使往…美国使臣蒲安臣于咸丰十一年来京，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从前英人李泰国所为，种种不合，蒲安臣曾经协助中国，悉力屏逐。造后回转西洋一次，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此时复欲言归，臣等因其未辞，款留优待，蒲安臣心甚感悦，自言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臣等因遣使出洋，正苦无人，今蒲安臣箴欲立名，毅然以此自任，其情询非虚妄。臣等遂以送行为名，连日往其馆中，叠次会晤，语极慷慨…臣等共同商酌，用中国人为使，诚不免为难，用外国人为使，则概不为难。”这里奕䜣清楚写到由一个外国人做中国公使，就没有礼节上的“为难”了。
同日（11月21日），同治皇帝批复：“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着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见图七）使团里还有英国人（Mcleavy Brown），法国人（E. de Champs）左右协助。五天后，清政府又命海关道志刚（满）和礼部郎中孙家榖（汉）“均着赏加二品顶戴，孙家榖并赏戴花翎…前往有约国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见图八）蒲安臣官衔的名称里有“各国“两字，而志刚和孙家谷则没有。
图7 蒲安臣为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任命谕旨
图8 任命志刚、孙家谷中外交涉事务大臣Johannes Von Gumpach, The Burlingame Mission: A Political Disclsure. Shanghai, London, and New York, 1872 P.34
同日（11月21日），蒲安臣向国务卿西华德辞掉美国驻华大使职务。“为了我（美）国家的利益和文明，我因此辞去美国驻华公使职务。” 11月23日蒲安臣发电报给西华德：“中国皇帝派我为公使出使条约国。接受。马上出发旧金山。”
蒲安臣的决定惊讶了无数人。23日蒲安臣还给西华德写信进一步解释了他接受这一使命的缘由：“当世界上占人类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国家破天荒第一次要和西方建立关系，并请求一个最年轻的国家在这一变革中起中间人的作用时，我认为这样的任务是义不容辞的。”
出发前，总理衙门致电美国驻华副使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 一再说明中国使团由三名钦差大臣组成，主要是由于语言习俗不通。派志刚、孙家榖和蒲安臣同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既彰和好，兼资历练”，为以后中外交往，“自然有辙可循，易于举办”。使团的任务包括了解各国对中国的态度；探询各国修约的内容和要求；劝阻各国勿借修约生事，干涉中国内政。 清政府每年支付工资8千英镑给蒲安臣，2千英镑给Mcleavy Brown，使团每年总花费不超出2万英镑，时间不超过两年。
清政府希望三人共使，并无高低上下之分。为了避免困扰，清政府在1867年12月7日国书照会驻北京各国大使：“各国驻京大臣以中国一时同派钦差三人，将来与各国办事，无所适从。今再将其故详细言明，以免疑虑。”“钦差至贵国时，有应办事件自应专向蒲大臣商议,蒲大臣议有办法应如何与中国总理衙门行文之处再由志大臣、孙大臣和蒲大臣斟酌办理。” （见图九）
图9 使团的任务和成员关系Johannes Von Gumpach, The Burlingame Mission: A Political Disclsure. Shanghai, London, and New York, 1872 P.164
国书中没有指出三人领导被领导的关系，但在出访过程中蒲安臣强调自己主导地位。究其原因有人为的因素，也有现实的因素。人为的因素是国书的英文翻译有错误。英文译稿是：“that relates to the duties of imperial commissioner i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devolve alone on Mr. Burlingame, and his decision will be final.” 国书里根本没有蒲安臣有最终决定权这层意思。英文译稿“but th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Foreign Office at Peking will properly devolve on the two Chinese commissioners, who will at all times consult with Mr. Burlingame in attending to their duties.” 原文中的意思却是蒲安臣自然应与志、孙二人协商相关的思考决定。所以Johannes Von Gumpach说英译版国书 “这简直就是一份外交赝品” 。现实的因素就是蒲安臣不懂中文，志、孙二人不懂英文，所有随行的同文馆学生都被作为 “learner” ， 不参与翻译。而且三人同时为出访大使，势必会由一人出头主导，在英文主导的条约国，这个主导自然而然就落在蒲安臣的头上。
图10 蒲安臣使团合影
1868年5月22日，蒲安臣和志刚、孙家榖率领随员及同文馆的学生30多人来到美国。就在使团离开中国之际，蒲安臣看到报纸上指责自己对美国的不忠诚。一路上他惴惴不安，怀疑是不是真的接受了中国的信任而出卖了自己。当船靠岸到旧金山，他看到岸上人头攒动，还想是不是他激起了敌意，以至于人们来找他算帐。他尽量冷静地问他见到的第一个人，那些人为什么聚在一起？此人显然不认识蒲安臣，回答说：“为什么，整个城市都在欢迎中国使者！”蒲安臣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纽约时报23日（见图十一）报道中国使团到达旧金山，并着重指出蒲安臣代表中国而非他个人来寻求两国友谊。
图11 纽约时报1868年5月23日对蒲安臣使团初到美国的报道
蒲安臣使团在美国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口才和魅力更是感染了美国人。在和安德鲁·约翰逊 （Andrew Johnson）总统作了一次商讨的会谈之后，他和西华德国务卿于1868年7月28日签署了《蒲安臣条约》。《蒲安臣条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允许中美移民、商贸、留学自由，并且以西方国际法的形式确立了两国的对等地位。
1868年9月19日使团到达伦敦，11月20日维多利亚女王接见了使团。外交大臣克拉兰顿勋爵（Clarendon）于1868年12月4日向蒲安臣保证：只要中国恪守各项条约义务，她“可以指望得到外国方面的克制”；英国“不愿也不打算对中国施以不友好压力来促使她的政府加速发展她和外国的关系，倒是愿意促使她持续稳妥地来发展”。 还将这项保证通知了英国驻中国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而且还训令他在即将进行的修约谈判中本此精神行事。
在取得英国方面的承诺以后，使团于1869年1月2日来到法国巴黎。1月21日，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一行。法国政府没有多少兴趣和中国讨论修约问题，所以法国的态度可想而知。不久传来四川酉阳发生教案，法国教士李国死于暴乱。另外，清政府迟迟不能签署《蒲安臣条约》，让使团在欧洲的处境略显尴尬。使团在法国逗留有6个月之久没有结果，最后出发北上挪威、丹麦、荷兰各国。
1868年9月新一任美国驻华公使Ross Browne来到中国。由于使团的耽搁，条约在1869年3月20日才送到Browne手里。清政府就条约的答复是“有必要等使团回来后，条约经过充分商讨，再行签约”。 Ross Browne认为清政府迟迟不签约，是因为以往的经验教训让他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清政府有理由怀疑，因为没有任何指示允许蒲安臣签定这个条约。清政府能否最终签约，一时间众说纷纭。（见图十二，纽约时报对签约不确定性的报道）。这时蒲安臣不得不派使团秘书英国人J. McLeavy Brown回到北京，专门解释条款对两国都有利，这样清政府终于在1869年11月23日签署了条约。
图12 纽约时报对中国是否签署《蒲安臣条约》的报道和猜测
1870年1月在柏林, 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Kaiser William）热情款待蒲安臣使团。蒲安臣说：“中国对（条约国执行条约）的容忍，不应违背中国的独立以及文明的真谛。”这是蒲安臣对他出使条约国使命的最基本阐述！俾斯麦表示北日耳曼联邦将根据北京所认为的最高利益来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使团在1870年2月2日来到俄国首都圣彼得堡，16日得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接见。
长期的紧张、兴奋和思虑，使蒲安臣的身体消耗达到了极限。本不在意的感冒令他卧床不起，几日后，蒲安臣因肺炎病逝于圣彼得堡，时间是1870年2月23日，年仅49岁。此后，该使团继续前往比利时和意大利，于1870年10月回到中国，使团一共出行32个月。
蒲安臣的死讯很快传开。他访问过的各国以及美国各地都以各种形式吊唁。蒲安臣的遗体4月21日运回美国，在4月23日波士顿Faneuil Hall举行葬礼，大厅悬挂大清国旗和美国国旗，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凭吊。恭亲王以同治皇帝的名义下诏，赐予死者一品官衔，给予家属1万两白银的优厚抚恤金。蒲安臣去世的消息在美国、中国的报纸均有报道（图13、14）。有人说：“中国失去了一位真正有能力能引导中国走向自由和进步的外国人”。马克吐温说：“美国失去一位儿子，世界失去一位仆人。”
图13（左）蒲安臣病逝在1870年2月24日《纽约时报》的讣告
图14（右）蒲安臣生平及病逝的消息《中国教会新报》1870年第90期，8-9页。
《蒲安臣条约》及蒲安臣使团的影响
条约的全称是《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条约签于1868年7月28日，一年多后清政府签于1869年11月23日。条约是蒲安臣在华盛顿和国务卿西华德签署的。没有任何相关的笔记和文件存留，似乎这个条约只是蒲安臣和西华德谈话的产物。多年后，在西华德的儿子Frederick W. Seward的信里可以看出一些原委。当时美国总统Andrew Johnson刚刚经历国会乃至全国的疯狂弹劾，美国与中国《蒲安臣条约》、和俄国的《阿拉斯加易手条约》都至关重要，但两者都没有在正常的外交途径中产生，因为情况特殊，任何反对都是致命的。条款只好在国务卿和外国公使之间商讨，总统最后签署条约。
《蒲安臣条约》一共有八条：
1.在中国让给外国人居住的地段，中国皇帝并未放弃“征用权”（Eminent Domain）。
2.在中国内陆的贸易和领航由中国政府决定，但不应与条约各方相矛盾。
3.中国皇帝有权在美国港口派驻领事，其领事特权与豁免权和英、俄驻美领事相同。
4.宗教信仰自由。两国公民在对方境内免受宗教迫害。
5.两国政府尊重移民自由，禁止贩卖苦力。
6.中美公民到对方国家访问或居住都应享有对等的特权、豁免权、最惠国国民待遇。不包括归化（naturalization）。
7.两国公民都可以到对方的政府公立学校求学，并享有最惠国国民待遇，两国公民得以在对方境内设立学堂。
8.美国政府无权也无意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管理。铁路电报等建设项目上，“总由中国皇帝自主，酌度办理”。倘若中国政府决定展开这类项目并希望利用西方技术，美国政府将指定工程师接受中国政府聘用。
图15 《蒲安臣条约》英文原件有美国总统Andrew Johnson的签字。图片来源于台湾故宫博物馆
对使团、条约以及蒲安臣个人有种种不同的评价，极有争议。负面的评价是《晚清外交史》“由于蒲安臣多年来凭其狡狯伎俩骗得了他们的信任”， “事实上蒲安臣在接受清政府的任命时，便决心为美国及其文明的利益而服务。他对清政府的训令完全不顾，既不与中国官员商量，也不请示清政府，只是假用中国钦差大臣的名义，遂行其阴谋活动”。正面的评价如梁启超:“彼条约实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细说清朝》一书认为蒲安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欧美替中国挣得了极大的同情与了解，于完成任务的前夕病死于圣彼得堡。” 事实上，蒲安臣使团基本完成了出使的目的，因为它的确促使西方列强承诺在即将举行的修约谈判中执行一项克制的政策。《蒲安臣条约》是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对外平等条约，是华工、华侨实施法律保护的客观依据。
任何的结果和影响都是内部和外部相应的反应。蒲安臣使团对中国的影响，可以和三年后日本的岩仓使节团做一下比较。1871年12月日本明治维新初期派出的岩仓使节团同样访问欧美，路线时间长短和蒲安臣使团大致相同，但结果截然不同。清政府派遣蒲安臣使团是权宜之计，目的是探听虚实笼络各国，成员是临时拉进的洋大人和临时提升无关紧要的官员，既自傲自大又羞羞答答地与各国交往。整个使团的状态是无甚准备、没有计划、分工不明、无权无力。日本岩仓使节团派出是实权人物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考察制度、宪政、工商业，回国后推出开化、产业、强兵改变国运的三大政策。蒲安臣使团成员回国后也写了不少书，像志刚的《初使泰西纪》、孙家榖的《使西述略》、张德彝的《欧美环游记》。这些书都是个人的印象和感想，不是有针对性的考察调研，更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上的改变与革新，当然他们也无权做任何改变。中日使团目的不同，结果自然不同。
蒲安臣在各种宴会上为中国设身处地奔走呼吁：“让中国感到安全，就要在各个方面让中国自由，这样她才不会觉得铁路和电报是用来毁灭她的工具！”“我曾为四百万黑人请愿， 现在我要为四亿中国人讲话。”这期间有报纸明显地改变了舆论导向，审视以往对中国粗鲁无理的偏见。英国报纸对中国的态度开始从商人的角度向政治家的视野转变“我们应该从长远考虑，少用些武力压制多些更耐心等待。”蒲安臣以他乐观超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以他正直超越国界的人道精神，帮助着中国。经过蒲安臣使团首次出访和《蒲安臣条约》的签订，中国的历史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中外礼仪之争
蒲安臣在访问美、英、法、瑞、丹、荷等国时，他并没有遵循总理衙门的规矩，而是按西方的外交礼仪觐见各国君主。志刚通过观察认为：“礼从宜，使从俗，亦礼也。”各方都未失体面。当蒲安臣病逝后，志刚和孙家榖继续访问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按照西方的礼节觐见各国君主也成了自热而然的事情了。1873年6月29日，外国公使在紫光阁以鞠躬礼觐见了同治帝，至此中外礼仪之争结束。
公派留学之始
《蒲安臣条约》鼓励移民和求学的自由，美国替代欧洲成为中国政府派遣留学生的首选。1872年，经容闳的努力，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中国幼童乘船前往美国，掀开了中国公派留美学习的历史。
驻外领事和驻外领馆
《蒲安臣条约》第三条外派领事，但清政府仍迟迟不愿外派领事。一个非常明显的实例就是志刚和孙家榖做为近两年的交涉事务大臣（1867年11月-1870年10月），随蒲安臣使团出访了11个国家，会见了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 法国拿破仑三世, 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 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经验和能力都得到了历练。按理说他们应该在对外事务上大有作为，事实恰恰相反。费正清在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蒲安臣的两名助手返国后的遭遇都不甚佳，一名被派往中国西部担任很不足道的工作，另一名则被派往蒙古边境任职，似乎他们都因为这次国外之行而受到了玷污。” 清政府派他们出访时为了“既彰和好，兼资历练”，结果却是放弃不用。1873年清政府出面调查解决在秘鲁、古巴华工的悲惨处境问题，促使清政府考虑外派领事。终于1875年8月，清政府派郭嵩焘为英国常驻公使，行程延至1876年冬，于1877年1月21日到达英国。郭嵩焘在伦敦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驻外使馆，这离《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又晚了近九年。
废除海禁和保护华侨
清初，为了打击郑成功抗清，清政府严令寸板不得下海。雍正五年更是谕令禁止华侨归国。海禁人禁使在外的华侨华工处境十分悲惨却无处伸张。虽然清朝也有个别时期出现过对华侨的保护，但总体上对华侨的忽略和歧视的态度没有改变。直隶总督谭廷襄在签署中美《天津条约》时说:“敝国皇帝抚御万民,何暇顾及此区区漂流海外之浪民。” 《蒲安臣条约》的签订，对这个问题有了直接的关注。蒲安臣注释说：“第三条（派驻领事）系指金山地方中国人已有十数万家,中国若不设官,一恐其滋事无人弹压;一恐其久无统属,悉变为外国下等之人。”1893年光绪采纳薛福成的建议,废除了海禁旧例,颁布新章程“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 婚娶生息, 一概准由出使大臣或领事馆给予护照, 任其回国谋生, 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 并听其随时经商出洋”。旧海禁的废除和保护华侨，清政府在对外事务方面有了进步。
华人华工的涌入
《蒲安臣条约》的五、六条主要是限制贩卖苦力，鼓励合法移民。条约的签订，打开了美国获取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大门，带来了一个华人移民美国的高潮。从图十六看，1868-1870年的来美人数明显高于往年。蒲安臣呼吁给予中国和中国人公正的对待。他自作主张签订了条约，给予中国人和其他国家人们一样的豁免权和最惠国待遇，鼓励自由移民。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最重要的特权-归化权（naturalization）却被《蒲安臣条约》特别地排出在外。禁止华人入籍，实质上剥夺了他们最基本的作为公民的权利。
图16 三藩市海关记录的登岸离岸华人人数表
资料来源:李定一:《中美早期外交史》
《蒲安臣条约》的终止
图十七发表于1868年7月18日，蒲安臣条约签订的前夕。蒲安臣坐在最右边，也是唯一坐着的人。 女主Columbia代表美国，正把清政府的官员介绍给各国，包括英、法、德、意、西和教廷。教皇躲在柱子旁，神情有些惊异。总体来说，这时的国际大家庭对中国的态度还是尊敬的。
图17 美国把中国带给世界“The Youngest Introducing the Oldest” 18 July, 1868 by Thomas Nast for Harper’s Weekly. Source: UDel-Walfred
“The Youngest (America) Introduces the Oldest (China)” 1868
马克吐温说：“《蒲安臣条约》是以公正、启蒙和进步为宗旨，因此它必须存在。它跨越太平洋上的桥梁，它打破了清朝紧闭，它用年轻的鲜血激励着最脆弱国家的活力。”可惜好景不长。
在条约签订以前，美国西部反华浪潮早已不新鲜，随着大量华工抵达加州，针对华人的暴力事件层出不穷。19世纪70年代美国加州出现了经济危机和劳动力过剩，白人认为是廉价的华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图十八画于上图的两年后，同一作者，美国对华的态度和风向却是完全相反。《蒲安臣条约》签订不到两年，1870年美国议会试图废除《蒲安臣条约》，美国总统Hayes否决了提案，但这只是技术上的否决，没有否决限制中国移民。1880年《安吉尔条约》出台，终止了中国人自由进入美国的权利，《蒲安臣条约》最终被修改。1882年被《排华法案》彻底取代，以法律的形式针对一个民族公开歧视，成为《美国法典》的一部分。直到1943年《 排华法案》才被禁止，但每年仍有105名华人移民的限额。对华人彻底没有歧视性条件的法案是1965年出现的《移民和国籍法案》。
图18 排华图片“Throwing Down the Ladder by Which They Rose, by Thomas Nast, 23 July 1870
“Throwing Down the Ladder by Which They Rose” 1870
蒲安臣在普鲁士时曾给卫三畏写了一封信：“一直以来，我用生命来保障，那些在战争中签下苛刻条款，执行时能够对中国人公平些。让美国答应保护在加州的华人，让英国限制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不要故意挑起事端，确认法国的传教士不掺杂政治伎俩…我曾，我希望唤醒西方国家的开明，以此开动中国人的心神，至少接近真理，能够让他们感到这世界上有基督的教义。”
蒲安臣应当没有预见到他身后的美国存在着长期的排华浪潮，他也无从料想自己的名字为此受到前所未有的谩骂和诋毁。蒲安臣所面临的困境就是一个天才也不能预见和避免。使团受不受欢迎，中国做出怎样的改变，中国、美国和欧洲的利害关系，每个人都希望从中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无论蒲安臣多么尽心尽力，人们越是兴奋、越是对中国产生种种冀希，结果越是失望，因为没有人可以同时侍奉上帝和贪婪的魔鬼。
蒲安臣死后，美国加州的Burlingame， 堪萨斯的Burlingame，威斯康星的Anson均以他的名字命名。
图19 蒲安臣墓碑
后记：2018您11月美中关系中关键人物-蒲安臣铜像揭幕视频video.sinovision.net/?id=47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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