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华裔城市规划师卢伟民
卢伟民：美国华裔著名城市规划师，曾任美国Lowertown公司总裁、美籍华人“百人会”副主席、中美关系国家委员会顾问、美国房屋和城市发展部中国交流计划顾问、台湾经合会台北都市发展顾问、北京市政府城市规划顾问、2008年奥运公园国际设计竞赛评审。中国“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扩建工程概念设计国际方案评审专家委员之一。
其父卢毓骏（1904-1975）亦为著名建筑师，1929年从法国留学回国，随即负责规划设计南京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大考场及铨叙部新厦，并设计南京汤出望云别墅及五台山孝园、南京高等法院等。在台主要作品为考试院办公大楼（1968）、文化大学各大楼（1961）、南海学园科学馆（1958）、日月潭玄奘寺与慈恩塔（1961）等。
吴良镛先生对其评价说“他认为城市规划师不可仅依赖绘制美丽的蓝图，就能达到规划愿景，我同意他的看法。卢先生在规划工作中用了很大精力去做诸如动员社区参与，促进公私机构合作，扩大市民权益，开发市场及筹融资金等极为重要的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业绩。”
南京，中国历史上的六朝古都，钟灵毓秀，地杰人灵。1912年1月1日，随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民国建筑的历史由此拉开序幕。截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前后38年的时间里，南京的民国建筑一枝独秀，无与伦比，富有典型性、独创性和代表性，堪称是民国建筑的大本营。卢伟民的父亲卢毓骏恰在此时回国，参与了南京的建筑规划。也许正是这种学贯东西的背景，深深地影响了美国著名华裔城市规划师卢伟民一生对城市规划的理解。
赤子于心 赋城以魂
国际知名都市计划暨开发顾问卢伟民：“愿景是种在人们愿意走进和提供援手之前，必先让人发现、分享、珍惜的东西。”
2018年1月策划筹备了12年之久的明尼苏达州“中国花园”项目一期工程终于开工了。作为中国长沙的姐妹城市圣保罗市将1:1复制的“爱晚亭”到中国花园中，并命名为“湘江亭”。这一极具东方神韵的建筑群也将成为圣保罗市兼收并蓄的拓展多元化城市内涵的一个例证。
明尼苏达州“中国花园”设计图
“中国花园”落地明州有各方的努力和支持，更离不开一个人的规划和推动，他就是卢伟民。美国著名的城市规划师，一个赋予三座城市醇厚生命力的儒雅君子。
卢伟民生于1930年，祖籍福建。他的父亲卢毓骏，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入巴黎国立公共工程大学学习，1925年在巴黎大学都市规划学院任研究员。1929年回国，在南京考试院工作。可以说卢伟民的少年时大半时光在南京度过。后就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进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土木工程。然而，入学刚两年，因学生示威，政府迫令各大学关门停课。1949年卢伟民随父母搭乘最后一艘船辗转去了台湾，进入台湾成功大学继续完成学业，后入美留学。
他的父亲卢毓骏对于复兴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古典建筑有着强烈的兴趣，曾将柯比意（Le Corbusier）的名作《明日之城》（The City of Tomorrow）译成中文。他遵循道家的主张，相信人类与大自然及宇宙的和谐关系，所以他喜欢法兰克．洛伊．莱特（Frank Lloyd Wright）的作品，因为莱特在结合东西方美学上，成就极高。他向卢伟民展示落水山庄（Fallingwater）之美，并指出莱特在这个建筑中遵循了老子“天人合一”的理想。身为著名规划建筑师的卢毓骏认为，一座城市光有好的建筑物并不够，建筑师必须在建筑物和它们周遭的环境之间，搭建适当的关系，使其和谐共处。卢伟民忆及这些，曾说道“我对都市设计和规划的兴趣，便源自于父亲的教导”。家学渊源，和两岸多地城市生活的历练，对他以后在城市规划上的理解，颇有裨益。
1953年卢伟民背负理想赴美留学。台湾出境时需经过各单位在证件上盖不下五十个章才终于成行。他搭乘一辆货船，航行了十四天，到达美国。因为资金有限，极其拮据。生活的困苦让他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土木结构工程系做研究生的他，争分夺秒，仅用十个月就取得了学位。并且得到一笔研究生奖学金，可以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研究所开始城市规划课程，师从约翰·A·派克。
John A. Parker, founder and first chairman of DCRP at UNC
约翰．A．派克（John A. Parker）1946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创设都市和区域规划学系，那是美国最早的规划学院之一，课程内容不限于成是造型设计，而是立足于广泛的跨学科研究。其他的教员有史都华．夏平（Stuart Chapin），不但是著名的学者和规划师，也是名著《都市土地利用规划》（Urban Land Use Planning）的原著者；以及老练的都市设计者吉姆．韦伯（Jim Webb），三角科学研究园区（Research Triangle Park）的原始计划便是他提出的。此外还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交通工程师、政治科学家，以及法律专家。
卢伟民回忆，“当时班级很小，每班差不多五个学生，因此我们备受此领域中领袖人物的特别关注。”课程之外，还需夏季实习，卢伟民选了有名的中美洲波多黎各规划局，为阿瓜斯布宜那斯河城做了一项都市规划。非常照顾学生的约翰．派克（John Parker），是当时卢伟民的论文指导老师。随着1956年课程结束，1957年卢伟民取得区域规划（M.R.P.）硕士学位，并获得在堪萨斯市担任规划人员的工作。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两年后，有了一些积蓄的卢伟民，前往欧洲考察都市规划与开发。欧洲古典建筑在战后面临重建与保护的工作，卢伟民通过了英国公务员考试，入职伦敦郡府，研究大伦敦规划，并观察这时正进行中的新都市规划。随后他在欧洲大陆访问了十个国家，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建工作，以及瑞典和丹麦的大都会规划和新都市开发工作。欧洲保护估计与新城市规划的经验，给卢伟民留下深刻的印象。眼界的开拓，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城市如何破旧，如何立新的思想冲突让卢伟民迫切希望找到契合点。“我的成长过程，一部分在中国，一部分在美国，因此我是两个文化的产物，然而这两种文化经常很难融洽相处。大体说来，中华文化强调传统之延伸，而美国文化强调求新求变。由于跨越两种文化，在竞争性的理想中，我心中经常体会拔河比赛般的挣扎。”
三座重建之城 一脉文化相承
英国首相邱吉尔：“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
在二十世纪50到60年代，美国出台了两项联邦计划，一个是1949年的住房法为都市更新提供了联邦基金；一个是1956年联邦公路法，这两部处于美好愿望的法案，却给美国的都市发展带来强烈负面影响。都市更新计划驱逐了数百万人民和企业，尤其是穷人和小企业。高速公路计划虽然方便州际运输，但增加都市的郊区化、瓦解都市的街坊，以及加速了铁路运输的衰亡。与此同时的是拆除史迹建筑物与建造设计拙劣的替代物，剥夺了许多都市的形态和它们原有的“地方味道”。结果很明显──浮夸的破坏带来的不是想象的繁荣，更多的是对城市生命力的损毁。
保存史迹
彼时若没有亲眼目睹明尼亚波利的大都会大楼被强行拆除，卢伟民还在为如何赋予一个衰退的城市以活力而踯躅。
大都会大楼（Metropolitan Building，原西北担保贷款大楼，一八九○年）是一座继承罗门纳斯克式建筑之美的史迹建筑，虽然有些人想保留它，对房屋重建管理局提出控告，但却败诉。1961年大都会大楼终于在破拆锤的重击下，面目全非。目睹拥有理查德森式外观、利落的中庭、精致的玻璃电梯的美好建筑被付之一炬，卢伟民极为失望，但同时也启发他，为避免未来同样的憾事再度发生，他必须行动了。
The Metropolitan Building, 308 Second Avenue South, Minneapolis, Minnesota. Designed by E. Townsend Mix in Richardsonian Romanesque style with rusticated lower stories. Built 1888, razed 1961.
1965年身为明尼亚波利市政府设计总监（Design Coordinator）的卢伟民，率先进行一项全市的都市设计研究，并和美国建筑师协会当地分会合作。同时，利用担任新创立的都市环境委员会（Committee of Urban Environment）的规划师的机会，取得该委员会的支持，启动了两项保护研究。
首先聘请建筑史学家唐纳德．托伯特（Donald Torbert）进行第一次的明尼亚波利古迹调查，标出它们的建筑历史，标示出了34座以上的建筑物。另外又找到一位优秀的摄影师将这些建筑物全面而精致地拍摄记录下来，帮助其他人了解和珍惜该都市的建筑遗产。
接着又聘请法律专家理查德．巴布卡克（Richard Babcock），在调查结果报告书中也提到必要采取立法行动，他曾帮助故乡芝加哥和其他都市准备条例，以保护和保存他们的史迹建筑。这两项研究报告得到都市环境委员会全力支持。
“在一个寒冷的一月早晨，我到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去，为保存行动的必要与保护州内史迹建筑这项规定的重要性作证。经过讨论，立法机关通过这项草案并成为法律，而且包含了我们所建议的两项规定。今天，《1971年文化遗产保存法》不但帮助保护明尼亚波利的史迹建筑，并遍及明尼苏达州的其他五十五个都市。”
草案通过后不久，明尼亚波利成立了文化遗产保护委员会（The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mmission）。巴特勒广场大楼（Butler Square Building），一栋座落于北河弯的漂亮旧仓库，成为在新的州法和都市条例下受到保护及复原的第一座史迹建筑。停车优惠的规定，对于这座史迹保护，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不久之后，圣安东尼缅因街计划（在密西西比河东侧的床垫工厂和其他建筑物的复原工作）相继开始。包括圣保罗的其他都市也起而仿效，透过通过保存条例，开始了全州的史迹保存运动。
今天明尼亚波利有十二个史迹区和地标。密尔瓦基铁路车站被再开发为饭店、会议地点、溜冰馆，这帮助了市中心的重建；设立在位于密西西比河旁一栋经过大火之后空无一物的面粉厂，被重建为市立面粉厂博物馆，是一项非常杰出的成就；将靠近明尼亚波利东北角的“粮食带啤酒厂”重建后，成为广阔美丽的建筑事务所和艺术工作室，也成为另一个良好例子。
最值得一提的是翻修楼房更吸引居民，许多人热爱重建后的大楼。市中心一个接着一个的仓库改造，再次将居民和企业带回市中心。
之后出台的《都会中心八十五规划案》（Metro Center’85 Plan）和《全市都市设计规划案》(the Minneapolis Design Review Act in 1971)催生了尼可雷特步行大道、人行天桥系统、市中心地区的停车大楼系统、会议中心扩张，以及整个市中心的复甦。同时由于城市的复苏带来古迹保护与税收增额财务法的立法，并有助于整个州的古迹保护与重建工作。
对于这个城市规划的影响直到数年以后才实现：譬如，《都会中心八十五规划案》提议在河滨设立一个新的艺术中心，内有乐团大厅、剧院，以及正面朝河滨广场的博物馆。不过，乐团大厅建造于靠近尼可雷特步行大道南端的一个广场附近。二十多年后，一栋新的加斯瑞剧院建于河滨，旁边有市立面粉厂博物馆和几个公园，而麦克菲尔音乐学院，及书籍艺术中心就在几个街区附近。
持旧建新
由于明尼亚波利成功的工作经验，达拉斯市规划部门在1971年聘请卢伟民为规划局副局长兼都市设计主任。这个职位提供了各种规划设计的经验，包括参与德州教科书储藏所、仓库地区的重建，以及在达拉斯市中心的另一端创建一个艺术区及其他建设。
二十世纪70年代早期，一位孟斐斯开发商带了一项企划来到达拉斯，意图开发德州教科书储藏所──肯尼迪总统的遇刺地。他打算将这座建筑物改为蜡像博物馆，馆内将展出刺杀的影片和其他杂物。这些举动显然只是利用国家悲剧以获个人私利。被卢先生斥为：“是最没有品位的开发企划。”
达拉斯市议会向规划部门询问意见，该部门建议：采取历史文物保护措施，做为开发审查和防止这座史迹遭受污损，及受到不当使用的方法。规划部门派人去德州历史文物委员会申请这个储藏所的史迹指定，以避免国家的悲剧遭到商业性开发的荼毒。
此时一个自称“达拉斯向前”的团体，提出要拆毁这个储藏所，把它作为耻辱从记忆中抹去。这个团体尾随卢伟民等规划人员来到德州历史文物委员会，对史迹指定做出不利的证言，令委员会犹豫不决。卢伟民在和市府律师商量后，建议达拉斯市议会在达城自治条款下，由市府自做决定，将这个储藏所的附近列为市史迹区。德州历史文物委员会也赞成这个想法。
史迹认定受到当地市政领导人──美国海军陆战队退休将领布黎特．葛波德（Bryghte Godbold）、达拉斯规划委员会副主委及后来的代理市长阿德伦．哈里森──带头努力，并获得历史保护主义人士的支持，包括路易斯．康（Louis Kahn）、维吉尼亚．麦克埃雷司特（Virginia McAlester）、林戴琳．亚当斯（Lindalyn Adams）、班内特．米勒（Bennett Miller）的援助。
规划部门准备好将地区条例提案中的推荐项目交给史迹保护委员会前，花费了两年半的时间做社区工作，并五易其稿，三次延迟行动。因为知道将会遇上强大的反对力量，所以准备了强力的律师团和公关专家。直至适当时机到达时，才向市议会交涉。
“由于我们与社区携手合作，所以有二十四个组织，包括保护主义者、开发商、关心的市民团体，都站出来支持我们。多亏一位热心奉献的领导人，我们请到一位知名房地产开发专家川莫尔．克劳（Trammell Crow）亲身到场支持我们发言。”
1975年10月6日，经过五个小时的公听会之后，议会将达拉斯市中心55英亩之地指定为“西境史迹区”。议会采纳了我们提出全部的六项保护标准──关于建筑群、颜色、材料……等等。最了不起的是，它降低容积率，减少开发密度，采纳我们的建议将这区域的容积率降低60%。若没有这项关键要素，在二十世纪70-80年代达拉斯市中心建筑热潮时，不知会有多少史迹建筑物，会改建成停车场和摩天大楼。
按照市府的承诺，建起了一座徒步大道。达拉斯郡收购了德州教科书储藏所（现在的达拉斯郡管理大楼），并在六楼设立史迹博物馆（肯尼迪总统在此遭到射杀）。这个区域里的每个建筑物都被重建，并有了新的用途。一座水族馆、许多餐厅、办公室开设在这区域内；一家新旅馆也在此开幕，而且增加了停车场。从此，达拉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部分获得了保留。
之后，这个区域的北边出现新的住房和一座棒球场，而且达拉斯的轻轨铁路线延伸到这个区域。在创建西境史迹区及复原德州教科书储藏所之前，在附近的达拉斯中央车站已获修复，一座饭店和球场就盖在旁边。现在通勤火车以便利的日常营运方式，连结达拉斯和沃斯堡邻城。
同时二十世纪70年代末期，达拉斯市中心东北区段建造起一个新的艺术区。市府承诺愿意为艺术设施提供达于百分之七十的土地收购基金，和百分之六十的建筑物成本。多亏通过了发行大型市府债券，还加上私人捐献，在二十世纪80年代、经两度试发之后，一栋艺术博物馆及乐团大厅终于建成，紧邻原有的艺术高校和实验剧院。二十世纪90年代增加了一座雕塑博物馆；2009年秋天，一间歌剧院和剧场开幕。由于新住房的发展，达拉斯市中心也持续重建。
前达拉斯副市长哈利逊后来给卢伟民写信说：“你赐给达拉斯一种精神与气魄，我有生以来，还没有碰到过任何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你我共同经历过的欢欣与气馁时刻，使我感到意义深远，在市府或公益工作中与我共过事的人中，没有一个给我的感受能超过你。”至今，这位前达拉斯市市长仍然将卢伟民视为密友，卢伟民经常受到邀请，到达拉斯演讲与提供咨询。
内城之约 畅其生机
1979年，卢伟民应圣保罗市市长之聘，重返明尼苏达州，来到圣保罗“内城重建公司”担任副总裁。圣保罗市与西面的明尼阿波利斯市紧邻，两市虽然特点与发展极不相同，但常被称作“双子城”。
圣保罗是明尼苏达州州府，当年为铁路运输重镇，密西西比河运输中心。在行驶汽船的日子里，下城沿着所谓的下堤（Lower Landing）而茁壮，并且在铁路时代获得进一步扩张。从一八八○年到一九二○年，下城享受了一段建筑热潮。圣保罗联合车站（Union Depot）及许多现在让街坊生色。不少的仓库，对早期的运输时代而言，却是些纪念建筑物。由于美国的运输系统从铁路发展到公路，从火车到汽车，致使下城陷入衰退，车站关闭。“内城”作为中心区沿河最古老的地段，码头、仓库、火车站与停车场均建于此。由于经济结构的历史性变化，水运与铁路运输日渐式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郊区发展迅速，市中心衰败之象凸显。仓库空空荡荡。一个接着一个，下城的历史建筑物消失了。圣保罗联合车站在争取历史地标指定的努力失败后，甚至还受到拆除的威胁。
LRC在1979年成立后采取的第一步，就是促成针对下城地区的建筑调查，目的是希望它能成为史迹区，进而提名进入《国家史迹名录》（National Register of Historic Places）中。1980年，LRC谋得圣保罗市政府和拉姆希郡历史学会的协助，接着聘用一位独立顾问进行调查。在往后的两年之间，LRC沉着地完成了调查，界定一个特定区域以便于提名。LRC本身还与其他感兴趣的团体，包括明尼苏达历史学会，结为盟友。
该公司和圣保罗市、私人部分之特殊伙伴关系，为这一区带来成功的开发策略。经多年的努力，该公司产生出7.5亿美元的投资收益，是原始目标的七倍半。LRC每一分投资于计划的钱，吸引到5-35美元的公家和私人投资。税基增加六倍，从1979年的85万美元到2005年的500万美元。重建带来2600个住房单位，以及增加和保留的工作合计1.2万个。
更令人满意的是，LRC实现其社会目标──增加大量的平民住房单位（达全区住房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扩大艺术团体（五百位艺术家现在在下城工作和生活，许多艺术组织也座落于此）。而且它实现重建、没有因高档化而驱逐低收入及小商店。
为摆脱困境，实现圣保罗市的复兴，市政府迫切需要重建“内城”，以此为全市经济的加速发展注入强大动力。而由于当时联邦政府已停止下拨城建基金，市政府必须自主筹措资金，所以，当时的圣保罗市赖德谋市长说动麦克奈特基金会拿出1000万美元，作为重建内城的开发基金。上世纪70年代末，1000万美元是一笔庞大的数目，是全美国私人基金会所提供的最大一笔款项。
为了增加城市开发工作成效，麦克奈特基金会要求成立董事会，建立一个私营性质的“内城重建公司”（LRC），以助市政府和民间通力合作发展。将内城重建中不可或缺、相辅相成的三件要务，即社区规划设计、开发市场与辅助贷款，全部交由公司一并统筹经营，以吸引更多的投资。由于在明市与达拉斯市的成功实践，当时卢伟民已声名远扬。于是，受命于危难之间，他应邀来到了该公司，两年半后，升任总裁，一直工作到公司结束。
“内城”公司开发区的面积约180英亩，虽然范围并不大，但地处沿河，山川形胜，钟灵毓秀，加上市长的支持，私营公司在机制上所具备的独立共同制优势，这给卢伟民实现毕生理想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当然，如何吸引投资，保持城市风格，促进市长和民间的合作具有莫大的考验，成败难以预测。在规划中，卢伟民仍然本着自己一贯的设计思想，反对过去大批拆建之作风，极力保护历史性建筑，并促进新的建筑与旧有建筑相协调。他把一些老仓库和车站大楼保留下来，悉心加以整修美化，使之适应于新的用途。这样做也能大大节约重建成本，使公司基金和外部投资能够发挥更大的效用。经过公司二十余年苦心经营，今天的内城，新建的大楼与整治一新的历史性建筑交相辉映，各种配套一应俱全。一个既适宜于居住、又具有旺盛的可持续发展活力的全新社区呈现在大家面前，吸引了来自各个阶层的许多居民进入内城居住。
对一个像圣保罗这样的北方都市来说，一座人行天桥（两层楼高的人行走道）系统让市中心变得适合行走，有其有助冬天的散步。人行天桥尤其吸引年长者，倘若没有天桥，他们可能会搬到其他地方去住。总而言之，在冬天，人行天桥是使得都市变得适合居住的重要角色之一。·
圣保罗人行天桥系统形成一个重要的市中心动脉，在冬天，行人大量使用它。由于人行天桥的连接强烈影响座落在建筑物内的商店生意，所以鼓励行人多加利用它；然而它们非常显眼，如果设计不当，可能使街景显得混乱。开发商计画连结一条新的人行天桥到勾提尔大楼，但LRC介入斡旋有关地点和设计方面的讨论。
Twin Cities。
为了使得计画具有商业利益，勾提尔的开发商想重新安置人行天桥横跨第六街，让行人在勾提尔大楼与另一个混合用途计画“密尔斯公园广场”来去穿越。新人行天桥的安置会切断或限制附近下城建筑物的行人往来数量。LRC反对这个提案，因为它只对一个开发案有利，事实上，如有更好的规划，一个投资计画可以嘉惠整个社区。最后，市府和其他几个开发商支持这个观点，于是胜出。
开发商所提出的人行天桥第一个设计案，还制造了另一个问题。为了让新人行天桥吸引人们的注意，开发商提出的设计和市府人行天桥设计标准极不相同。LRC深恐市府批准像这样的计画，因为它将创下令人担忧的先例，而且无法相容的人行天桥大杂烩，终将破坏街景。因此，LRC在市府和开发商之间调解潜在的冲突，并提出本身的建议，包含一个替代设计。这个设计按照基本的市府标准，但也容许开发商加上天窗和内部装饰。开发商没有按照市府的标准将人行天桥的外部上漆，但对于未来的人行天桥计画而言，他的决定并未创下先例。
固然在这个案子里，LRC最终成功扮地演了调解者的角色，但是它遭遇开发商的市议会盟友相当大的抵抗。借着谋得市长的支持，LRC才能够达成妥协，以避免街景遭受额外的破坏。
人行天桥系统使得各年龄层，还包括年长者和身障者，即使隆冬在下城仍可通行无阻。有些市中心居住民众和上班族甚至组成人行天桥行走俱乐部。可行走／通行无阻，不但更适合人们的生活，还是打造健康社区的关键。维护人行天桥最小的设计标准，为未来的扩充设置了舞台。
特别令人羡慕的是，受环境魅力与低房租吸引，定居于此的艺术家已达500多位。近年来，一些支持与资助艺术家创业的组织与机构也来此落户。由于卫星、光纤网络的完善设置，内城这片城市乡村将始终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所以，许多高科技公司也搬了进来，一个“网络村庄”正在悄然兴起。
在这个蓬勃发展的社区里，每一栋经过再开发的建筑物，都有它自身的故事，每一则都包含一条线索，并连结到共同的、更大的故事之中──一种合作关系，它牵涉到开发商、建筑师、市府人员、艺术家、企业家、社区活跃者，以及一个非营利组织，名为“下城再开发公司”（LRC）。超过四分之一世纪，LRC为改变下城而扮演一个特殊的社区工具──街坊设计中心、都市开发银行、行销办公室，三位一体。
数年来，LRC与明尼苏达室内音乐协会合作在下城的“宴会大厅”和“会议中心”（东第五街一八○号的美国信托大楼里）推出音乐系列。LRC和圣保罗公共艺术携手合作《下城艺术大道计画》（Lowertown Artsway project），以及和世界闻名的大提琴家马友友与明州室内音乐协会推出音乐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大屠杀。并委托由中、美、日、韩四大作曲家创作四件新作品，2001年5月在圣保罗首演，而整个系列又在当年9月18日“世界和平日”进行全国性的广播，此外，2005年，该系列于圣塔克鲁兹举办的环太平洋音乐会中再次演出。
1985年，圣保罗市内城重建的总体规划设计，在全国900多个城市建筑规划设计初选推荐项目中脱颖而出，被授予“杰出设计总统奖”。总统奖评审委员会的褒奖状上写道：“这项工作凭依富有创意、富有魄力的城市建设构思。不像过去都市更新，依赖大量联邦资金，按照死硬的规划，大片拆建。内城重建公司运用复杂微妙的方法，以一系列官方与民间的通力合作为基础，使重建方案可以随机应变，不断得到修正。我们向全国各城市推荐，仿效圣保罗市的榜样。”在圣保罗市内城建成、并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那片“城市乡村”，已成为世界各国21世纪城市建设的典范之作。
当太阳照在蜿蜒流经密尔斯公园的小河。许多招牌正强力推销着那些藏身在精心修复的仓库中的艺术家阁楼，和独特的办公室空间。游戏场传来孩子的笑声，朋友们在室外咖啡馆聊得很起劲。在天桥旁的青年会（Skyway YMCA）里面与沿着河滨的地方，不论身材匀称与否，人们都卖力地逼出体内的汗水。人行道上满是匆忙的上班族、心不在焉的闲逛者、拉紧狗链的遛狗人。周末，旧联合车站还举办正式宴会和豪华的婚宴。
这是一场天人合一，自然与人工和谐共处的图景。正如他的父亲卢毓骏强调“城市可生而不可造”，最重要的在“畅其生机”。圣保罗市内城地区的可持续开发，就像卢伟民先生平常喜欢引用的一句老子的话所说的那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展现出无限的前景与生机。
法乎自然 筑城之灵
假使都市的定义，不过是沥青、石头、钢铁而已，那么“专注将来、漠视过去”，势将成为惯例。在追求现代化、功能、效率的前提下，很容易只认同去旧求新。
然而实情并非如此简单。在任何都市沿着街道走，在人行道上你所经过的每栋建筑、每家店铺、每个人都有一个和那都市连结的故事。这是因为都市是活生生的，藉着过去、现在、未来，不断发展和将本身转型。——貝蒂．麥考倫 Betty McCollum
卢伟民认为， 成功的都市设计使于策略愿景与逐步实现的行动。想为一个企划建立起公共支援，周详、有系统的策略愿景是个最重要的因素。而仅有愿景是不够的──必须有个增值地实现此愿景之清楚的逐步行动程序。有句中国古谚，大致翻译起来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在《都市建设艺术》书中卡米诺．西特（Camillo Sitte）提醒规划者去观察并采取增值的行动：“古代人不曾在制图板上设想他们的都市规划。他们的建筑物以自然的方式一点一点增加。因此，他们是受到实际醒目的影响。”
1998年，卢伟民和日本东京大学的七位教授共同出版了一本题为《地球环境和大都会》的城市规划指导性学术著作。其中收录了卢先生一篇题为《山水人情一再创东方气质城市》的长文，它实际上是卢伟民通过毕生学习和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规划和设计思想的概括，是他有鉴于世界文化过份之影响，亚洲城市渐失自己东方风格，千篇一律有感而写的。文中的“山水”，指的是中国传统诗、画、亭园建筑之中所具有的山水精神，在城市建设中，它被定义为“尊重自然，使城市与自然相协调”，符合生态环境，要建成绿意清新的城市，有公园、有绿地、景色秀丽，市民或游客均可找到个人所喜爱的观光或游憩胜地。“人情”，则被定义为旨在创造适宜于居住的生活空间，环境不污染，交通不阻塞，并且还善于应变防灾；所谓具有“东方气质”，系专对亚洲城市而言，推而广之，则是指城市自身传统特色的保持。卢伟民认为，建设城市就如做人，只有你尊重自己的文化，别人才会尊重你。他相信，只有与自然和谐共存，达到“天人合一”，“守望相助”的邻里精神、“书香气味”的城市才是最理想的人居环境。
卢伟民家学渊源，其父卢毓骏教授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建筑师、现代城市规划专家和教育家。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他影响至深。卢伟民在纪念他父亲逝世的一篇文章中说：“您不是一位‘浪子’，喝过洋水，就忘却祖国文化的深远；您不是一位‘孝子’，只知道模仿宋清营造法则，却不能吸收当代的工程技术。”到美国之后，他也像他父亲一样，既不做“浪子”，又不做“孝子”，而是始终不断地从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泉源中汲取养料。这种双文化交融互补的素养结构，加上他天性中所具有的艺术秉赋，使他的审美观、思路与灵感之源，要比只具备单一文化背景的设计家更加宽阔。卢伟民说：“我做城市规划，虽然受美国教授的影响，但很多是我自己的想法，是从中国搬来的。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造城的传统，唐代的长安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中国建筑中的亭园之美，乃是世界建筑艺术中的奇葩。搞现代城市规划，绝不只是把大楼造得越高越好，越大越好。”
把东西方文化中好的东西都拿来为己所用，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点进行适当的揉合与调和，这是卢伟民一贯的思想。1986年他在美国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我内心之中，一直有两种力量在相互抵抗——中国人所强调的持续、美国人所强调的改变。‘都市’正如‘生命’一样，如果只持续而不改变，容易陷入停滞；如果不断改变而缺少持续，也会陷入混乱。”持续即传统，改变即创新，卢伟民始终认为，“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一定要有一种平衡”。
卢伟民先生热心服务于许多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包括全国美中关系委员会。1969年12月，卢伟民应当时经合会之请，回台湾担任城市规划顾问，帮助联合国城市规划顾问团进行工作，时间达半年之久，后来又多次回台湾，为台北市提供城市改造的指导意见。1978年，他首次接待中国市长访问团。1979年，他在离开30年之后，应美中关系协会之邀，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其后的20多年里，他以城市规划专家身份“百人会”副会长身份，多次回大陆进行工作访问。
1999年，卢伟民先生被聘为北京市城市规划顾问。他曾参加过1988年汉城奥运会建设工程规划与设计的专家检讨会，北京市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之后，北京方面邀请他参与奥运前的城市建设准备工作。他向国内介绍过去奥运建设的经验，在奥运公园参赛设计评审中，为了使大家了解北京的特色，中国城市的传统，他向来自世界各国参与评审的专家们介绍了自己在“山水人情一再创东方气质城市”一文中所阐述的观点，并希望获奖作品能发扬中国固有的山水精神，既满足奥运期间的特殊需求，又能在奥运之后发挥最大的长期效用，真正能够为古都增色，并为北京市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发挥与投资规模相适应的巨大作用。经过各国专家评审而最后确定的获奖作品，其获奖理由正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山水精神”！
卢伟民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知名的城市规划专家，这是与他高度的文化艺术素养分不开的。城市规划本身就是一门艺术，优秀的城市规划专家在历史、现实与未来之间徜徉，除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实用性需求之外，还需满足人们对美与高雅生活情趣越来越强烈的渴求。
卢先生喜欢艺术，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中国书画、戏剧、民间剪纸等都是他的所爱。最恒久持有的两大业余爱好是书法和音乐。前者为中，后者为西，中西合璧，并行不悖。卢先生爱好中国传统书法，数十年如一日地把大量业余时间倾注其中。终于水滴石穿，日久功成。他的书法一如其人，潇洒优雅，从容劲健。
卢伟民是执着的。他不仅在书法爱好上可圈可点，在音乐上也锲而不舍，执着一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全世界的受苦受难者之中，亚洲的二战幸存者无疑是最沉默的。沉默会使悲伤永积于心，无由消解。当伤害被掩盖起来时，受伤害者就只能旷日持久地忍受折磨。他们希望通过回忆，来治愈亚洲和其它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受到的创伤。而音乐是最好的医治之道。卢伟民及大提琴家马友友、小提琴家金永南、分子生物学家林壁珠等人经过六年多时间的筹划与准备，2001年5月30日晚，大型室内音乐会《魂桥》终于在圣保罗市最大的奥德威表演中心举行首场公演。能容纳2000名观众的音乐大厅全场爆满，座无虚席。
当思考改变与延续两者的关系时，有时候我把视线转向东方。一千多年来，中国山水画家不断重新诠释过去，并承认先例是新创造的基础。当我参观中国艺术学院时，著名的中国艺术权威詹姆士．柯希尔（James Cahill）告诉卢伟民：“所有伟大的艺术必须带有几分的压抑。”卢伟民说：“多年来，透过我的设计与书法，我逐渐和自己的双重传承所带来的冲突观点和解，同时明白沿袭不变将带来停滞与恶化，变而无续则带来不安稳与不确定。取得适当的平衡，正是这项挑战。”
这个哲学适用于都市开发和重建──如同生命。旧的必须与新的并存。创新必须和历史生活在一起。我们不必为了更新而摧毁许多地区；我们也不必让许多地区深陷在过去的泥沼。规划师的工作是促进地区的正向改变，而不是去破坏它们的历史和认同。
卢伟民先生对其一生的都巿重建经验有一总结：建设一个健康、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的都市或街区，永无完成之日。一个阶段结束，另一个业已开始。唯一会限制都巿未来的， 只有我们的想象力、执行力和毅力。
卸任LRC公司后，卢伟民耗时多年将自己的城市规划心得撰写成书，这便有了《都市重建之道》。他撰写此书有三大愿望：一是加强民间团体的力量，帮助他们了解复杂的建城过程，如何有效地参与建造他们向往的城乡；二是关心国内同胞的生活环境，希望此书有助于改良城乡环境；三是促进中美两国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采取积极有效的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愿景。书中对三座重建之城的案例详加分析，一以贯之的是：法乎自然，筑城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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