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再满屋》主演洛莉·路格林和她两个为进名校被包装成体育健将的女儿
我的一位老友在科罗拉多大学教了25年政治学。他告诉学生，他们来这里上学的真正原因，就是要和来自“正确”（有权有势）社会阶层的人婚配。
尽管可能有点过于愤世嫉俗，但这种评判肯定不全是错的。很少有父母会太操心孩子在科罗拉多这样的名校里面接受了什么样的“教育”。真正令父母忧心如焚的主要是，孩子能否从一家受人尊敬的大学（尽管科大还不算顶级的“精英”大学）获得学位。而且，无论父母有无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另一好处就是确保小苏茜和小约翰尼也学会适应某个社会经济阶层的风尚习惯。
即使苏茜在大学里没有邂逅一名医生，把她送到一个所在去学习社交，和那些最终会成为医生、工程师和成功商人的人士交往，仍然是最优的选择。当一个人完成了自己的“教育”，他或她就有了一个很棒的学位来证明这点，再加上一个大概由成功近在眼前的人士组成的社交圈。
因此，当好莱坞明星痴迷于让自己的孩子进入高水平大学时（尽管明星本人很富有，但孩子的智力和学业皆属平庸），任何人都不该感到惊讶。明星们通过贿赂和伪造考试成绩，来购买自己一向能在别的领域用钱买到的东西:一件时髦的消费品——对大多数明星来说，这基本上就是大学文凭的全部。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些道德败坏、撒谎成性的父母，因为他们精明到不相信高等教育行业几十年来一贯在兜售的那套废话。
尽管这听起来十分荒谬，但仍有一些高等教育人士在滔滔不绝地讲诉一些关于“博雅教育”的古怪理论，说大学是一段自我反思彻悟从而“沉浸于西方传统伟大巨著中”的时光，诸如此类。
肯定也有一小部分大学生真相信这一点，他们中的许多人长大后成为专业学者和大学教师，但大学教育长期以来主要和文凭有关。
虽然建立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大学有着一些崇高的目标，但当时绝大多数送年轻人上大学的家庭，并不认同这些目标。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大学攻读教会法等学科的学位。这有助于这一家子攀到更高的社会地位，或许还有助于在教会或世俗政府谋得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
是的，有时候教导某些技能也很重要。例如，今天许多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大学，都是为了培养神职人员而设的。毕竟，当时创立哈佛大学是为了解决“文盲事工”（不识几个字的教会工作人员）这类在殖民时代的北美被认为司空见惯的问题。但到了19世纪，美国大学已转变为一种更全面广泛的教育模式。在这种模式底下，特定技能不再那么重要，而获得学位则显得重要得多。
随着岁月流逝，其他职业的培训，例如世俗法律研究变成大学和学院的重要目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产阶级把这种培训视为通往“名利场”的门票。很少有大学教育把一种智力自我提升的操练或者对于维吉尔和但丁的理解向中产阶级推销。但即便如此，大学“教育”的各层面不是这段经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工作中往往也能获得法律和其他职业的培训。另一方面，大学学位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传递着某种精英地位的讯息。
这就是中产阶级真正最想得到手的。毕竟，很难想象一名19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的一家之长，在家族航运生意上埋头苦干，为孩子凑足上大学的学费，只是为了让后代可以深入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影响。
另一方面，毫无疑问，上层阶级能够负担得起更多玄思空想。事实上，到19世纪中叶，美国大学已经采纳了英国上层阶级几十年前的观念：大学的存在是为了把精英成员培养成思想开明的知识分子，好让他们为“领导”和“服务”做足准备。
然而，对于那些已经进入精英阶层的家庭子女来说，这种教育只不过是添置一样精致的摆设。
但高等教育的愿景，如果说一度反映现实，那么今天也必不然。上大学是为了获得对人文历史广泛而开放的视角，这一观点放当今来看，几乎是滑稽可笑的。除了提供（真正和职业相关的）工作技能的大学课程，例如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以外，大学教育提供的不过是对当今知识阶层意识形态观念“日复一日的学舌”。学生纯粹只学到一小部分人文和社会学科教授享有的狭隘世界观，此外几乎没学到手任何东西。
富有的好莱坞人士是冷酷无情的、玩世不恭的向上攀爬者（追求社会地位者），他们多年以前可能就弄清了这一情况。因此，他们把目标对准大学毕业，全因为大学为那些不具备知识专精以从事（比如）电气工程专业的人提供的一切，那就是帮助后代维持精英社交圈成员资格的一纸文凭。
（禅心云起 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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