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也都知道了，黑人George Floyd被恶警跪杀事件在美国引发了广泛的抗议。在这波抗议声浪之中，美籍华裔的耶鲁女孩黄艾琳（Eileen Huang）脱颖而出。她以耶鲁大三学生的身份在网上发表公开信，指控美国华人普遍性歧视黑人，并警告华人：“如果我们不认真反省，这种态度会给我们所有人招来暴力。” 原文见：https://chineseamerican.org/p/31574。黄艾琳之所以指控自己的种族，是因为在抗议浪潮中，“我看到，我周围的亚裔美国人也保持着同样的沉默。我对华裔社区尤其感到失望，他们对谋杀美国黑人所持有的沉默让我感到震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次我只想谈几点。
1、作者以自己身边的少数几个案例就指控整个华裔社区，这显然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这种行为符合种族主义的定义。
2、作者以潜在的暴力为理由，劝诫华人社区反思“反黑情绪“。她这句话说得直白些就是这样：那些黑人可不好惹，如果我们不改变，华人社区将成为他们暴力报复的受害者。这本质上是一种威胁，并期望通过暴力威胁逼迫华人改变自己的观点。并且更糟糕的是，她似乎在合法化黑人这种以暴力反歧视的做法，全然忘记了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即使有理，一切都需遵循法治的途径。
3、最重要的是，作者从华裔沉默得出了华裔不同情黑人这样的结论，这是错误且幼稚的。华裔并非缺乏同情心，而是明白George Floyd被虐杀并非“系统性种族歧视”那么简单。哪里都有害群之马，千万次的执法中出现个别悲剧就闹成这番模样，过了；而严重暴力化的游行，更无助于解决问题。黑人走出困境，需要更加根本的解决办法。
对于到底是否存在系统性歧视黑人的问题，有很多学者做过各种研究，也得出过迥然不同的结论，这里我不展开谈。但双方都同意：今天美国的法律和规定里，已经找不到任何对黑人的歧视性条款了。相反，倒是有大量的优待性条款。有人会说，”系统性歧视“并非一定需要落于书面文字，他们可以存在于隐性的、微妙的人们观念之中。问题是，你在置业安家时小心避开芝加哥南区、巴尔的摩这些暴力犯罪高发的黑人区，这算不算歧视黑人？耶鲁大学的学生晚上回家时经过黑人区时请求警察护送，这又算不算种族歧视？
讨论这些问题会相当伤神，因为这涉及到“系统性歧视”到底如何定义的问题。不过，无论系统性歧视是否存在，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次的“黑人命很重要”的示威游行，并非真的关心黑人的生命，因为每1个乔治佛洛伊德这样的悲剧发生，就对应着超过100个黑人死于同种族黑人的枪下的悲剧发生。但这些人的命，却从未有人关心过。不久之前，亚特兰大和西雅图的“黑人命很重要”的示威游行中，各发生了一起未成年的黑人孩子被混迹在示威队伍中的暴力分子枪杀的悲剧，也未曾有主流媒体关心过。
这场席卷全美的示威游行，其实就是一场有目的的政治运动，它旨在凸显并强化这样一种叙事（narrative）：美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系统性种族歧视和压迫的国家，而现有体制腐烂不堪，只能借助激烈的社会运动才能纠正。他们为什么要宣扬这种叙事？借用著名黑人律师作家Larry Elder的话：只有这样，民主党才能让黑人保持愤怒，让他们持久地成为可资利用的政治工具。只有符合这种narrative的故事，才会被媒体大肆报导，其他则一概忽略。所以有人说，Black Lives Matter, only if killed by white cops。而上千万年轻人被鼓动上街轰轰烈烈一番之后，又留下了什么呢？飞涨的疫情、被焚烧的街区、被损毁的雕像..受害最严重的，还是常居住于城区的黑人社区。
今天，美国超过75%的黑人孩子成长于没有父亲的家庭，而他们的街区也普遍缺乏安全保障，且毒品泛滥。黄艾琳如果真正关心黑人困境，她应该多去关心这些问题。美国的信息相当透明，这个结论并不难得出。为什么黄艾琳想不明白？有人说她可能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发表公开信只是在表演而捞取政治资本而已。老实讲，如果真是这样还好些，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她写的东西她真信。反正，最近我是看到了太多华人二代为了黑人问题和父母吵翻了的故事。而且，笃信那套理念的白左真的不少，纽约市长白思豪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当然，这种真信的蠢货造成的危害更大 — 他会认真地办傻事。
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耶鲁大学堪称左派进步主义的大本营，其培养出的学生大体就是这样。哈佛也是，普林斯顿也是，斯坦福也是...基本上所有的大学都是，所有的学校都是，全世界如此。这是知识分子的本性所决定的。
到底什么是左派（也称自由主义者或进步主义者），什么是右派（也称保守主义者）？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对于“自由”和“平等"的态度。哲学家尼采曾说过，自由和平等是一对相互排斥、无法共存的概念——如果人们可以自由竞争，那么必然会产生不平等；而如果要追求人人平等，则必然意味着对自由竞争进行限制。左派，也就是自由主义者看重平等，而右派保守主义者则更看重自由。因为这两个概念的先天排斥性，全世界的左派和右派注定就是一对没完没了的天生冤家。
问题是，在当下的美国，自由就如同空气一般，人们早就习以为常。但不平等现象的确非常严重（或许这恰恰是自由的结果）。因此，这些知识分子，出于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自然会很关注“社会平等”话题。但正如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教授在股票市场都输得一败涂地，知识分子的那套理论注定和现实世界是脱节的：当他们利用其自身影响力推动向弱势群体进行政策性照顾。结果却是弱势群体是越照顾越落后。而愈演愈烈的不平等则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逐渐极端化，他们进而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并公开宣扬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今天的美国大学，越来越多的教授把他们把课堂变成了控诉美国罪恶，宣扬天下大同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舞台。至于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却越来越遭疏远。这不是危言耸听。这个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极端，越来越向往社会主义。相信很多北美华人家长都有同感。多项民调显示，Z时代（2000年前后出生）的美国人中，有超过50%对社会主义抱有好感。这搁20年以前，都是难以想象的。
追求平等本没有错，但问题在于，追求过头了，必然会对自由造成侵蚀。而这一点，年轻人不明白，知识分子明白的也不多。遗憾的是，等他们明白过来，就为时已晚，更何况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明白。2018年8月，一对本在美国国务院工作的年轻夫妻（Lauren Geoghegan， Jay Austin），双双辞去工作开启了全球骑行并在脸书上进行直播。他们想以此证明不同文化的平等与友好。最后，他们遭受恐怖袭击，命丧塔吉克斯坦。这提醒我们，天真的世界观将会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灾难。所以，如果我们还希望维系一个自由的美国，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凭借努力而追梦的美国，一个法治的美国，我们必须从现在开始和学校争抢孩子思想发展的主导权。
谨以此文与各位家长共勉。欢迎读者与作者交流意见（微信LZHOU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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