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也证明，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国家利益为重的独裁国家发动的。作为一种外交辞令，人们常说，某某国家的兴旺发达将对世界和平有利，而不是造成威胁。这句话只适用于把人民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的政体。如果我们同意人民是爱好和平，不愿意打仗的，那么不难得出结论，国家利益服从人民利益的政体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而不可能违背人民的利益去为国家利益作战；反过来，人民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的政体就不是爱好和平的政体，因为它可能为了国家（实际上是为了该国的政治家）的利益叫人民去“送死”。所以今后世界和平要得到保障，唯一的途径就是把国家利益超越人民利益的那些国家，改造成为以人民利益为重的政体。
▍如何看待战争的正义性
我们常说，要区别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要支持正义的战争，反对非正义的战争。但是除了抢粮食、抢牲口的小规模战争，在大的正规战争中，双方都认为自己投入的战争是理直气壮的“正义战争”。
日本人侵略中国，显然是非正义的，但是日本方面至今还认为是正义的，日本人认为打仗是爱国的，武士道是民族的灵魂，为天皇战死是死得其所。因此至今还把战争罪犯的骨灰放在靖国神社里，接受百姓和政府官员的朝拜。日本百姓在二战中牺牲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战争的原因归咎于战争罪犯。
不光是日本如此，差不多所有的战争双方，对于战争性质的认识都是这样的，双方对战争的解释往往截然相反。战争的正义性远不是显而易见的，它往往是宣传给人的认识。
当然，并不是所有战争都是错的，如果不打仗自己遭受的痛苦或死亡的概率大于打仗的相应概率时，或者说，打仗能够减少痛苦和死亡时，战争对百姓而言才是合理的。
托马斯·阿奎那在讨论反抗暴政的合理性时，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反抗暴政是合理的，除非“推翻暴政的行动带有严重的纷扰，以致社会从继之而起的骚乱所受的损害比旧有统治的继续来得大”。美国出兵打伊拉克，把伊拉克人民从萨达姆的暴政之下解放出来，之所以有那么多的争议，正是应了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段话。
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的利益判断标准和国家的利益判断标准是不同的。这点不同，自古以来从来不允许说明。
只有国家利益才可以宣传，人民的利益好像不言而喻就是国家的利益。国家号召人民去打仗，要用各种理由。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国家管理好，而去争夺那些没有多少价值的荒地呢？
但是政治家可不是这么看问题的。他们从自己的观点出发，牺牲百姓的生命在所不惜。因为打仗不是他们自己上前线，哪怕死上几千几万，也未必轮到自己的头上。可见政治家的利益非常不同于人民的利益。而且恰恰就是这一点不同，成为推动战争的原因。
如果双方的政治家真的以百姓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战争也许就不会发生。
所以有人说，因为出现了原子弹，政治家们也被暴露在战争的第一线，因此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减少了。不过政治家们为自己兴建了可以抵御原子弹的地堡，这样的推断已经不能成立了。联合国应该规定，不允许建造专为领导人避难的防空洞，否则，他们可以置百姓的生死于不顾，自己躲进防空洞发动核战争。
▍从人民的利益看“投降”并不可耻
自古以来，绝大部分战争都是这样，先由发动战争的国家领导人编造出一套战争如何符合正义的理由，动员人民，让他们自愿或者勉强认同这一套理由。战争另一方的领导人经过掂量自己的利弊得失，决定是参战或者退却。
如果战争打起来了，就容不得退却，必须全力以赴。万一战败，领导人的直接损失是非常大的，他们的损失大于百姓战败时的损失。所以即使败局已经不可避免时，还要困兽犹斗，不肯投降，逼迫百姓作最后的挣扎。
二战时的塞班岛之战，美军攻打塞班岛，日军不敌败退，最后退到海边，逼迫几千名普通老百姓跳崖自杀。阿尔巴尼亚的独裁者霍查教育他的百姓：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
但是真正从百姓的利益看，生命是最宝贵的，活着是一切讨论的前提。今天我们要把被颠倒了的说法重新颠倒过来。真正把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国家的利益应该服从百姓的利益。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个顺序是对的，但是历代君主从来不讲孟子的这段话。
在败局已定的条件下，应该说，“投降”是正确的选择。跳崖自杀并不能改变局势，何必做这样的无谓牺牲呢？歌颂这种无谓的牺牲，是政治家们的宣传。这样的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苏联把卫国战争中被俘的战士当作叛徒来处理，他们受到极不公平的对待。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再打下去就没有意义了，只能让双方都多死许多人而已。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区别。
▍国家主权与人民利益的关系
应该说，政治家们的宣传是非常有效的，他们的宣传骗取了普通老百姓的性命，百姓还不觉悟。
美国打的越南战争，死了5万多人，为的是防止共产主义的扩张。让普通百姓去为了一个遥远的目标牺牲，完全是无理的。可是至今美国也没有彻底否定越南战争，还认为越南战争的逃兵是不可原谅的。
伊拉克战争，美国又死了1600多人（截止到2005年5月），伊拉克人的死亡人数，有人说大约为美军死亡人数的100倍。政治家制造出吓人的伟大理论，其中就没有百姓的死活。
我认为，对于一般人（除了看破红尘的人）而言，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有道德的人则更尊重别人的享受。在自己享受的时候也帮助别人获得享受。一个良好的社会，或者说和谐社会，正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每个人高高兴兴寻求快乐，同时帮助别人得到快乐。
世界上的恐怖主义分子就是在这一点上搞错了。他们认为追求享受是错误的，为国牺牲才是光荣的。所以身上绑了炸弹去炸别人，作出损人不利己的愚蠢的事，而且至死执迷不悟。如果世界上被这些误导的思想所控制，人类将走进死胡同。
经常有人提倡抵制日货。要知道，贸易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活动。抵制日货对自己并没有利。抵制日货是用损害自己的方法去损害别人，这和身上绑了炸弹去炸敌人，虽然程度上不同，性质是差不多的。
日本人对二战的认识和德国比较十分不够，应该让普通的日本人都知道真相，要联合日本人民起反对战争罪犯和军国主义，认识到日本百姓同样是战争的受害者。但是不必抵制日货。抵制日货受害的是日本企业，他们对战争是没有责任的。相反他们对全世界的人民作出过巨大贡献，提供高质量高性能的产品给大家。
这里并不是完全否定主权、独立等观念，但只有它们有利于人民的切身利益时才值得追求。而不是盲目地把主权、独立等看成至高无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国家利益未必总和人民利益相一致，当这二者发生矛盾时，肯定国家利益要服从人民利益。绝不是相反，把国家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
爱因斯坦在1931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主权的限制”。他写道：“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2005年，德国政府决定把这个信条刻在德国政府大楼上，作为爱因斯坦逝世50周年的纪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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