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安 (Ann Lee)； 编辑：洛西 (Xi Luo)

引言

飞机被大规模应用于战场，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来的空军该如何发展，成为一战后各国军方争论不休的话题。德州农村长大的陈纳德没有机会亲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对空战有着独到的想法。可是，在军中服役期间，他却不得志，被长官认为好高骛远、离经叛道，因而愤然从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

1941年6月，陈纳德受中华民国蒋介石委员长之邀，到中国协助培训中国空军，而投身到抗日本战争中。陈纳德在中国天空找到了施展的舞台，率领闻名天下的“飞虎队”屡建奇功，他的飞行事业达到巅峰，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怀才不遇的飞行家

克莱尔·李·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lt）1893年9月6日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康麦斯(Commerce, Texas)。他是法国后裔，父亲约翰·陈纳德（John Chennault）是个小农场主，后家境衰落，举家东迁到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吉尔伯特镇(Gilbert，Louisiana)。五岁那年生母杰西·李·陈纳德（Jessie Lee Chennault）因病去世，在陈纳德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锥心刺骨的记忆。



陈纳德在德州康麦斯出生地
 
他在回忆录《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中提到：“我最早的回忆是在路易斯安那州东北部的橡树林和长满苔藓的柏树沼泽中漫游。森林、海湾和湖泊中的生活教会了我自信和依靠，并迫使我做出自己的决定。”

1903年，莱特兄弟（Wright Brothers）在北卡罗来纳州小鹰镇驾驶“飞行者一号”升空，跨出了人类动力飞行历史中的第一步。

那一年，陈纳德10岁。父亲续弦，继母是当地吉尔伯特小学的教员，她对陈纳德关爱有加，激励他树立雄心壮志，将来做一个有所作为的人。不幸的是，五年后死神再次将母爱从他的身边夺走。

虽然屡遭家庭变故，陈纳德从小就表现出独立顽强的个性和领袖潜质。他学习体育都力争第一，做事临危不惧，妥筹善策，行动力强。在高中毕业典礼上，陈纳德遇见了内尔·汤普森（Nell Thompson，1893-1977）女士，相恋一年，两人于1911年圣诞节结婚。（1946年离婚，两人先后养育八个儿女。）

毕业后, 陈纳德考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SU），第四年转入路易斯安那州立师范大学（Louisiana State Normal），取得教师资格。他和妻子内尔移居西卡罗尔教区（West Carroll Parish），担任基尔本学校（Kilbourne School）校长（1913年至1915年）。

大学期间，克莱尔·陈纳德曾接受军队预备队培训（ROTC–Reserve Officer Training Corps），后来参加航空军事学校学习，从此与蓝天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进入印第安纳州本杰明·哈里森堡（Fort Benjamin Harrison）军官学校，毕业后被调往陆军通讯飞行队。曾在霍姆伍德附近查尔斯湖以南的格斯特纳军营（Gerstner Army Camp, south of Lake Charles）驻扎过一小段时间，之后去了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凯利机场（Kelly Field in San Antonio, Texas）。

战后，陈纳德留任军中，1922年4月23日，成为德克萨斯州埃灵顿机场（Ellington Field, Texas）陆军航空队飞行员。1923年调至夏威夷，在珍珠港中心福特岛“鹿克机场”(Luke Field, Ford Island)，担任第19战斗机中队长。

“鹿克机场”在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中，成为日本空袭的主要目标，损失惨重。

1930年，陈纳德成为美国航空军官战术学校（ACTS – Air Corps Tactical School）战斗科教官，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在这段时间里，他提出了许多新战术，比如“缠斗术”。他不仅是陆军航空特技飞行队“三剑客”领队，还在麦克斯韦机场（Maxwell Air Force Base, AL）担任战斗机教练。1932年，“空中飞人”表演队重组，三架双翼飞机采用他首创的理论——“战斗机编队飞行时战斗力最强”。在后来的回忆录里，他写道：“我在夏威夷的职责是我航空兵团中最快乐的时光。”



1934年，陈纳德上尉作为“空中飞人”领队在波音P-12E面前

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世界各国空军中盛行意大利军事理论家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年5月30日－1930年2月15日）的“空权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取得空权就是胜利”,强调使用重型轰炸机占领制空权，不需要护航就可以使敌方屈服。但上尉陈纳德认为：在未来的空战中战斗机不可缺少，战斗机应和轰炸机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他通过分析一战空战案例，提出双机编队歼灭敌人目标的观点，在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并著书《防御性追击的作用》批驳杜黑的理论。

他再三强调：“侦察—中途拦截—击毁”。

这一观点至今仍被各国空军采用，可当时却遭到上司反感，杂志社的编辑们也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在文章之前，总是加上一段按语：“作者的见解并非代表杂志社，或者代表空军部队官方意见。”

在《战士之路》中，他写道：“即使在1931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王牌飞行员仍在教授1918年的战斗机战术，其中包括黎明巡逻和混战战术，这对新的轰炸机是完全不够的。”

陈纳德试图介绍伞兵部队、主张为战斗机提供更多机枪火力、甚至可以携带炸弹……可这些建议都遭到了上级军官和技术人员的嘲笑。

他的空战理论还包括建立一整套预警系统，对敌机进行全程监控，我方及时起飞拦截，摧毁来袭的敌机。

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依照陈纳德军事思想创建的预警系统，不仅成功阻截了来犯的敌机，也避免了大量军民伤亡。他不断的变革和创新对现代空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套预警系统仍然为美军地面搜查部队所采用。

如今看来，陈纳德不愧是一位空战天才，然而长官们却认为他骄傲，不服从指挥……致使他仕途起伏不定，其他队友都荣膺校官，他却仍是个尉官，这对争强好胜的他无疑打击很大，与军方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不断加剧，1937年4月30日，他以上尉军衔退役，理由是“健康不佳”。

在中国开启的传奇人生

那一年，战争的乌云笼罩着中华大地……

美国退役空军上尉陈纳德接受航委会秘书长宋美龄的邀请，作为特聘中华民国空军上校顾问到中国协助发展空军。

其实，这份邀请早在1936年的一次“空中飞人”表演时就发出了。欢呼雀跃的看台上有一名中国观众，时任民国空军上校、中央航空学校副校长的毛邦初上校，他为美国飞行员们的空中绝技深深折服。可是，他的邀请被拒绝了。

从美国陆军航空队“被退役”后，陈纳德44岁，昔日血气方刚的“天之骄子”如今一事无成，心灰意冷，眼下似乎只有一条路：回路易斯安那州乡下，安度晚年……

审视了当下处境，陈纳德不甘屈从命运，想去神秘的东方古国一试身手。

1937年5月8日下午，加菲尔德总统号（President Garfield）客轮离开旧金山码头，缓缓驶向波涛汹涌的太平洋。在前往中国的途中，陈纳德以农场主的身份，在日本停留一段时间，军人敏锐的嗅觉告诉他：美国早晚会与日本开战。

最初计划在中国停留三个月，月薪为1,000美元，但他在那里一待却是8年2个月零8天，与“八年抗战”结下不解之缘……

陈纳德到中国后从南京出发，去到南昌、汉口和洛阳的空军基地和航校考察。陈纳德发现国民政府名义上的500架飞机，实际上只有91架能起飞作战，其余无外乎教练机甚至“纸面”上的飞机。中国在飞机数量、性能和飞行员方面严重欠缺。当时的中国飞行员在意大利教练指导下只能驾机起降而不会空战。而训练过程中飞行员没有淘汰制，所使用的飞机都是质量低下的杂牌机。

残酷的现实，让蒋委员长大发雷霆，空战理念落后尚且不论，空军腐败的官僚机构竟然造成如此严重的设备短缺！

相比之下，日本拥有3000架飞机，陆军航空队的飞机就有1480架，海军航空队有1220架，其中400架驻守上海。不光数量差几个级别，飞机性能、后勤保障和飞行员训练也遥遥领先。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打响了，日军海陆空集结在上海蓄意挑衅，中国军队调集75万兵力，与日军浴血拼死抵抗数月。“一寸山河一寸血”，以伤亡30万军人的代价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叫嚣。

在杭州笕桥，陈纳德目睹了日本军机对中国领空狂轰滥炸，年轻的中国空军与日本海军航空队浴血奋战。虽说“八.一四”以3.5比0告捷，但敌强我弱，日军占尽空中优势。在屡次战斗中，中国空军伤亡惨重，飞机打下一架少一架，根本无法与工业基础雄厚，设备精良的日本军队抗衡。

多年来，美国实施“中立法”，不仅停止出售任何战略物资给中国，还规定美国公民不得以任何形式介入外国战争。中日开战以后，在华美国人更被明令禁止与中国政府进行任何军事合作。冒着违反国法的风险，陈纳德还是留了下来。

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弹尽粮绝，优秀的飞行员大部分牺牲，能飞的飞机只剩下12架……

在民国政府的请求下，1937年11月22日，“苏联志愿航空队”到中国助战，参与了南京及武汉等地的一系列的空战，236位苏联空军牺牲。

1941年4月苏日签订《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志愿航空队”被召回国应付东线战场，中国空军再次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飞行员没有飞机可升空作战，犹如战士手中没有武器，中国空军急切地需要国际社会在军力和物资上进行援助！

“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

1939 年10月, 战时陪都重庆遭遇日本轰炸机狂轰滥炸，为了争取美国政府的支持，受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的嘱托：“获得尽可能多的战斗机、轰炸机、运输工具以及所需要的物资”， 陈纳德与驻美特使宋子文（T. V. Soong，1894年12月4日－1971年4月26日）到美国军政界游说。

适逢《租借法案》出台，1941年4月15日，罗斯福签发秘密总统令，授权预备军官及现役军人从美国陆海军航空队退伍，加入由陈纳德指挥的“中华民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并同意通过《租借法案》贷款，用资金购买战斗机。虽说这些援助物资离陈纳德的要求相去甚远，至少解决了燃眉之急。

用他的话说：“在抗击日本人的战斗中，第一次得到了我所需要用来打败他们的一切东西。”

1941年7月10日, 第一批美军志愿人员，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一些后勤人员由旧金山秘密启程前往中国。他们的护照上标注的是“音乐家” 、 “学生” 、 “银行家” 和 “农民” 等五花八门的假身分。100架寇蒂斯P-40（战鹰）战斗机从英属仰光转运到中国（其中1架在运输途中损坏），由中央飞机制造公司（CAMCO）技术员卸载，组装并试飞。

同年8月1日，“美国志愿航空队”（AVG－American Volunteer Group）在昆明总部成立。陈纳德为上校指挥官，中国空军司令王叔铭（1905年11月10日－1998年10月28日）兼“志愿航空队”参谋长。



蒋委员长任命陈纳德上校为为来华参战“美籍志愿队”指挥官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

这些从美国招聘来的志愿者，大部分属于轰炸机部队，接受过空战训练的不足三成，空中射击技术也亟待提高。陈纳德的第一项工作是在缅甸同古租借英军机场，对这支良莠不齐的雇佣军进行空战培训，淘汰那些意志不坚强，技术不过关的队员。

由于P-40在灵活性上逊于“零式”战机，无法与日机在空中缠斗，陈纳德凭借1937年以来对日空战的观察，总结出一套空中制胜秘诀：双机配合，占领制高点、迅猛俯冲、猛烈开火、打了就跑……在安全飞离之后，改变航向，重新获得高度的优势。

一段时间的强化训练，飞行员的作战素质和战术配合技术明显提高。 1941年11月，陈纳德将“志愿航空队”分为三个中队（第一队“亚当与夏娃”；第二队“熊猫”；第三队“地狱天使”），两队驻扎在昆明，一队驻扎缅甸，以保护中国海上通道。不过，他们一直在进行紧张战备训练，直到日军袭击“珍珠港”之后，才开始参与战斗。



美籍志愿大队飞行员与P-40战斗机合影

与此同时，在陈纳德的提议下，中国全国部署了地面防空预警系统，从沿海敌占区到西部，以收音机、电话和电报为手段，预报敌机进犯情况。只要敌机起飞，靠近该机场的中国特工人员随即报告飞机数量、型号、方向、高度、航速和起飞时间，各级情报站依次传达，当敌机抵达拦截区时，我方对敌机的情况已了如指掌，为空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1年12月6日，陈纳德制定当敌人驱逐机或轰炸机在不同距离出现时采用不同等级的预警方式

（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

1941年12月20日，十架日制99式轻型轰炸机在没有任何护航的情况下袭击昆明。而24架P-40早已接到情报升空迎战，打了敌方一个出其不意！击落敌机6架，击伤3架，创造了首战9：0的辉煌战绩！

这是昆明老百姓第一次目睹了那些画着鲨鱼嘴的飞行战队的骁勇善战。在空中多次击落日本轰炸机，无不欣喜若狂，亲切地欢呼“飞虎！飞虎！”，象征我们的战机“如虎添翼”。

从此，“飞虎队”的英名流传开了……



 “飞虎队”创立人陈纳德将军

在陈纳德的领导下，“飞虎队”以少胜多，神勇作战，极大地压制了日军的空中力量。从 1941 年 12 月 18 日到 1942 年 7 月 4 日，“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共击毁敌机 298 架，击毙1500 名日军飞行员、机枪手、投弹手和导航员。而“飞虎队”仅损失了10名飞行员、地面损失3人、失踪4人。战斗中损失12架飞机，地面损失61架。空战比率如此之高是史无前例的。



1943年，一支由柯蒂斯P-40战斗机组成的中队在一名中国士兵的保护下

图源：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 

更重要的是“飞虎队”在中华民族抗战最关键时刻参战，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飞虎队”的出色表现, 得到了民国政府的特别嘉奖，十多名“飞虎队员”获得美、英政府颁发的飞行十字勋章。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给陈纳德上校的亲笔信中这样写道:“美国志愿队的大智大勇连同你们惊人的业绩, 使整个美国为之自豪。”

美国对日宣战后的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解散，五名队员留任，担任教官。陈纳德被任命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现役准将，担任“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指挥官。原3个“飞虎”中队改编成为第23战斗机大队，总部设在印度美国第十航空队指挥部。

“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的任务是：防御驼峰运输线；攻击日本空军及陆海军；攻击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台湾的日军；支援中国的军事行动。第23战斗机大队出色地发扬了“飞虎队”精神。

1943年3月5日，由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在昆明成立。陈纳德晋升少将司令。他强烈请求罗斯福总统加强驻华空军力量，夺回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并伺机攻击日本本土。然而，在作战计划、指挥权和资源分配等问题上陈纳德时常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发生冲突。

随着中国空军赴美受训归来，第一轰炸机中队和第三、五驱逐机中队移编，1943年10月1日，在印度马里尔成立“中美空军混合团”（CACW），隶属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指挥。中美空军并肩战斗，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在常德战役中，中国军队在空军的配合下, 坚守城池3个月。



陈纳德将军与飞机维修人员亲切交谈

战争后期，美制P-51战机（野马）投放CBI战区，其优异的性能，立即让第十四航空队和中国空军获得绝对空中优势。1945年1月17日，16架P-51出其不意地袭击日军占领的上海机场。当时，日军机械师正在飞机上工作，成排日机停在机库前，高射炮阵地空无一人。停放在机场的70架战斗机和3架从台湾飞来轰炸机立即在炸弹的轰鸣中成为碎片。

从1942 年 7 月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进驻，到 1945 年 5 月底接近抗战胜利，共击毁 2135 架日机，另有 773 架疑似击毁。空战中，击落损失比是十比一。日本商船损失估计为200多万吨，817 座桥梁被摧毁或损坏，1225 个火车头被摧毁，另有1500个被损坏，日军损失了18888条河船。

1943年8月14日，蒋委员长接受陈纳德关于组建伞兵突击队以防备日军进犯的建议，1944年1月1日，中国第一支空降部队“伞兵第一团”在美军顾问的帮助下，在昆明岗头村正式成立。伞兵团隶属第5集团军，为保密起见，对外代号为“鸿翔部队”，首任团长为黄埔六期李汉萍将军。



中国第一支伞兵“鸿翔部队”

1945年“鸿翔”第一队降落广东开平，后进驻罗定，在南江口发起突击，第二队在湖南衡阳降落，截断日军与两广的联络线；第八、九、十等三个队向广西平南县附近丹竹机场降落。抗战末期，这几支空降部队对敌人打击甚大。让日军为之胆寒，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中国还有伞兵部队。

中美军民携手捍卫世界和平

令人鼓舞的战果，今日的和平，是中美两国军队和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第十四陆军航空队盾牌

第十四航空队的标记是一只带翅膀的老虎，老百姓们依然沿用“飞虎队”来称呼这些“蓝眼睛，高鼻子”美国飞行员，飞虎传奇在中国民间经久流传……

当年的“飞虎队”每人都配备一件民国政府特别制作的“血符”（blood chit），这是有中英文注明的飞行员身份。这就保证了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若不幸迫降或跳伞逃生，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救助。十四航空队进驻后，特制的“血符”依然保护着这些用生命捍卫华夏大地的军人。



图五：飞虎队员衣服上的血幅，指示军民救护被击落的飞虎队员。（R.E。Baldwin Collection）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4月18日，美军对日本本土实施第一波轰炸。参与这次东京空袭的16架B-25B轰炸机，除了一架降落到苏联海参威外，其余15架都在浙江沿海因油料不足而迫降或跳伞。80名机组人员中有16人飞机坠毁跳伞后日军捕获杀害，其余则被当地军民救起，千辛万苦送回重庆，最后安全回到美国。

当时中国的最高统帅蒋介石授予杜立德中校与机组成员最高军事勋章，罗斯总统嘉奖杜立德并晋升准将，后来成为四星上将。

杜立德在自传中回忆说：如果“飞虎队”统领陈纳德事先被告知具体任务细节，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陈纳德建立了一个有效的空防预警监视网，可能帮助他们安全着陆，而他们在黑暗中没有导航讯号被迫跳伞逃生。 

宋美龄是在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继荷兰女王之后第二位女性。1943年，美国“国会记录第1080-1081页”演讲稿中提到美军杜立德机组轰炸东京在中国迫降的故事，原文如下：
……在此，我想说个小故事，来说明此一信念，杜立德将军率部下去轰炸东京，回程时有些美国子弟兵不得不在中国内陆跳伞。其中一人后来告诉我，他被迫从飞机跳伞，降到中国土地时，看到当地居民跑向他，他就挥着手，喊出他会说的唯一一句中国话：“美国，美国”，也就是“美利坚”的意思，（掌声）美国在中国话的意思是“美丽的国家”。这个大男孩说，敝国人民听了都笑开来，拥抱他，像欢迎失散多年的兄弟一般。他还告诉我，当他看到我们的人民，感觉他已经回到家，而那是他第一次来到中国。（掌声）……

场划时代的演讲，在美国国会议引起极大的轰动，议员们为之起立鼓掌达八次之多。

然而，日本对这次东京突袭极为震惊，恼羞成怒的日军对浙江地区发动“浙赣会战”，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扫荡，三个月内大举出兵，两个师团攻击浙江一带，从海岸地区向内陆320公里进发，凡涉嫌帮助美军救援的老百姓村民全部杀光，成百上千的村庄被日机夷为平地，三个月内屠杀的中国军民达25万之众！

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着好几份陈纳德代表“飞虎队”员为宋美龄主持的战争孤儿基金会捐款的来往信件，宋美龄在感谢信中表示：
“今收到AVG队员的$7990.00支票，这笔捐款将用于最需要救济的战争孤儿基金。感谢所有使这一贡献成为可能的人。对所有慷慨捐助的捐款者表示感谢，这些捐款是对我们的救济工作将是的极大支持。”



图六：宋美龄收到陈纳德将军递交的“飞虎队”员为战争孤儿院捐款后的感谢信

现在时常有人说：“飞虎队”是雇佣兵，他们到中国打仗纯粹是为了钱。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说法。在1940年代，7990美元不是小数字，AVG当时总共也就百来人。在胡佛档案馆这样的捐款就有好几笔，五千至八千不等。不可否认民国政府当时出资请“志愿队”到中国帮助抗击侵略者，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

在斯坦福胡佛档案馆，还看到几封在战斗或训练过程中牺牲的“飞虎队”员父母给陈纳德将军的信，其中一位父亲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将军，
给您写信是关于我儿子约翰·布莱克本（John E. Blackburn）的事。您在写给他母亲H.W.布莱克本夫人的电报中告知：约翰在一次飞行练习中丧生。可是，直到5月7日电报才送到。我想知道约翰4月28日那天受伤后是否还活着？还是立刻死亡？如果活了几天，他是否意识到自己受了重伤并且可能去世？是否提到过任何人？我还想知道的另一件事是：在战后我能否将他带回来？非常恳切底希望您能将他长时间保留着，或者以某种方式将所有细节写信告诉给我。约翰过去经常念想着您，我也确实希望您能安排有一天把他带回家。您在那儿干得很出色，我希望在您回到美国时与您会面。当您回来时，我会穿越整个美洲大陆去见您。
真诚的
H.W.布莱克本



飞虎队员的父亲给陈纳德的信

老父亲的信，注满丧失爱子之痛。他想知道儿子在去世前的每一个细节，是否还有所嘱托？更盼望着在中国土地上献出宝贵生命的儿子，战后有朝一日得以回家。字里行间没有流露出任何悲伤，只有对“飞虎队”统帅的无限敬佩。

类似的信件，还包括航委会秘书长蒋夫人委托当时驻美特使宋子文给烈士父母的慰问函。



杰恩父母家的窗上挂着一面带有五颗星的旗帜。

2019年2月，原十四航空队23战斗机大队第74战斗机中队詹姆斯·布赖恩特（杰恩）中尉归队了。他是二战时布赖恩特家参战的五个孩子之一，其中三个兄弟在太平洋战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居民区，可见不少窗户或门上挂面旗，一颗星代表一个孩子在军队服役。布赖恩特家挂的旗是五颗星。

杰恩经常跟孩子们讲起中国战场上民众积极为美军运送粮食和日用品，以及修建机场的往事。儿子小詹姆斯说，父亲常戴着印有“飞虎队”或P-51“野马”战斗机标志的棒球帽。虽因年事已高没能重返中国，对中国的感情一直深藏心中。

为了缅怀飞虎老兵詹姆斯·布赖恩特，“广州关爱抗战老兵志愿团队”发起的悼念活动在两岸三地多座城市接力举行，特别邀请多位抗战老兵和家属参加，收集志愿者签名200多。其中年届101岁的陈炳靖是中国空军12期第一批赴美受训成员、美国十四航空队23战斗机大队第75中队飞行员，也是唯一健在的“飞虎队”成员。



为缅怀飞虎老兵离世，志愿者举行两岸三地签名活动，图中签名者是101岁十四航空队老兵陈炳靖先生
图源：广东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提供

“飞虎队”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

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苏等国空军在中国大地上联合抗击侵华日军，为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战区，牺牲在异乡的美国飞行员是最多的，如今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陵园内，镌刻在墓碑上的各国飞行员：美国2590名，中国1468名，苏联236名，韩国2名。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苦难深重的中国。

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在血与火的战争中构筑，这些感人的事例充分反映出广大民众对来自太平洋彼岸“飞虎队”的热爱，以及“飞虎队”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陈纳德在盟军最高司令乔治·马歇尔将军（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1880年12月31日－1959年10月16日）的压力下再次离开为之奋斗多年的空军。7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特别为他授勋，颁授象征最高荣誉的青天白日勋章。战时陪都重庆军民在喧天的鼓乐声中，依依不舍地送别中国的老朋友。

1958年 7月18日，参众两院一致通过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将军关于授予陈纳德中将军衔的提议。九天以后，“飞虎”将军陈纳德去世，终年65岁，安息于华盛顿阿灵顿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Virginia）。宋美龄代表中华民国参加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陈纳德将军安息在“阿灵顿军人公墓”（正面和侧面）



陈纳德将军安息在“阿灵顿军人公墓”（背面）

阿灵顿公墓成千上万座军人墓碑中，唯有“陈纳德将军之墓”分别以中英文标示，墓碑上刻有中美空军军徽，象征着陈纳德对中国无比热爱之情。

“我最美好的希望是看到飞虎队的旗帜永远高高飘扬，并且作为太平洋两岸这两个伟大民族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的象征。”–《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