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各国政府顶着债务大增压力 面临极限挑战
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政府债务总规模已达到二战以来最高水平，超过全球年度经济总产值。各国政府、尤其是富裕国家的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消除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害，借入更多资金。
新经济思维正在鼓励这种支出，支持举债的分析专家称，此类支出有望带来一轮全球经济的强劲增长期，扭转许多富裕国家经济本世纪以来的萎靡状态。但如果这些理论是错误的，那么全球政府可能背上沉重的债务，而这些债务只能靠通胀、高税负、甚至是违约的方式来消化。
无论如何，一方面各国政府面临巨额债务负担，而另一方面市场对此并不担忧，可是这两种情况的同时存在是史无前例的。
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将连续第二年达到3万亿美元。即便如此，由于美联储对加息持谨慎态度，再加上对通胀的担忧，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仍只有1.33%左右。同时，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即将超过一千万亿日圆（合近10万亿美元）。即使公共债务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已超过250%，日本政府每年的债务利息支出仍未超过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水平。希腊正在增加本国债务，投资者正买进这些收益率甚至低于美国国债的希腊债券。就连印度等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宣扬政府增加举债的好处，而市场对此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抵触。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的研究员、信用评级公司标普全球(S&P Global Inc., SPGI)的前首席经济学家希尔德(Paul Sheard)表示：“世界已经变了。知识框架已演化。”
新经济思维已鼓励政客们大举借贷，并强调指出，自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秉持谨慎的财政政策这种正统观念以来，借贷条件已经大为改变。全球化、人口老龄化以及中国的情况加在一起，已经创造出一个储蓄充沛且这些钱可用来投资的世界。
政府债务的成本越低，借债规模就越大。美国带领全球，通过政府大举借债推动疫情后经济复苏。甚至在今年的刺激措施出台之前，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就预计，到2021年底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将达到GDP的102%，为二战后以来的最高水平。
摩根大通(JPMorgan)的经济学家认为，即便像美国这样大规模举债，全球总储蓄也几乎不会下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简称IMF)的数据，每年的全球总储蓄价值超过25万亿美元，储蓄的增长在最近几十年压低了借贷成本。
批评人士称，美国的支出计划过于庞大，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以及通胀率和利率的持久上升。令人担心美联储陷入了鼓励过度举债和冒险的低利率政策中。美国利率上升和美元汇率上涨，可能也会给背负巨大美元债务的发展中国家带来麻烦。
英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前成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誉休教授古德哈特(Charles Goodhart)警告说，令借贷成本保持低廉的全球储蓄潮可能在未来几年内退去。他担心，尽管各国政府可能从近期历史中吸取教训，包括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疲软复苏，然而那个时代已行将结束。
希腊阿利莫斯的一处海滩，旅游业是该国的一个重要产业。希腊政府是债台高筑的政府之一。包括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在内的各国政府都决定抓住机会，通过支出来摆脱新冠疫情带来的低迷。刺激措施的目标不仅是尽快抹去所有衰退的痕迹，还包括对长期的经济复兴进行投资。
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估计，自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已投入了相当于8,000亿美元左右的经济刺激资金，约为日本年度经济总产值的六分之一。日本还将进一步支出数千亿美元，但该国的通胀率仍为零。
全球大多数政策制定者和经济学家现在都认为，发达经济体从2010年起倾向财政紧缩，导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缓慢，造成企业倒闭和劳动者失业，从而留下持久的经济创伤。
欧洲部分国家的财政紧缩政策极其严格，但这种做法甚至未能有效降低政府债务与GDP的比值，因为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胀低迷拖累了GDP。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私营部门有多余的资金储蓄，这些储蓄将被政府赤字所吞噬。这些储蓄中包括科技公司囤积的现金，科技公司通常不需要像20世纪大企业常做的那样、对工厂和机械进行巨额投资。
中国、其他亚洲国家和中东产油国拥有巨大贸易顺差，而且将大部分所得资金用于购买美国国债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债券，从而增加了储蓄。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曾在2014年表示，人口老龄化、高储蓄、私人投资不振是当前时代难以摆脱的趋势，各国经济难以发挥其潜力，他把这个问题称为“长期停滞”。
英国央行前政策委员古德哈特称，各国政府面临的危险是，过去30年的结构性力量可能即将发生逆转。
由于对美国的通胀感到担忧，曾在民主党执政时期担任重要政府职务的萨默斯在今年成为了对拜登政府支出计划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这让很多人感到惊讶。萨默斯称，拜登政府的支出计划超过了从美国经济低迷程度预期看所需的水平。但即使是萨默斯和其他拥有同样看法的经济学家也认为欧洲的支出是合理的。IMF已表示，考虑到新冠疫情给经济造成的冲击程度，欧元区整体赤字约占GDP的7%的这一比例实在太小了。
对于背负大量国家债务的政府来说，通胀本身不一定构成问题。通胀意味着GDP和税收收入在名义价值上有增长，与此同时现有债务的规模则保持不变。通胀曾帮助美国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二战后减轻了债务负担。
鉴于政府现在支付的利息很少，即使利率稍高一些可能也不是问题。央行将乐于把利率提升到一个更正常的水平，结束现代社会中利率接近于零的局面，因为这将使他们在经济衰退时有更大的灵活性去降息。
为防止债务比率不断上升，政府可能不得不增税，或听任高通胀来消解债务。如果投资者在高通胀面前却步，借贷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央行可能不得不加息，其独立性将受到考验，因为政界人士不喜欢看到经济受到打压。
令政府大举借债声名狼藉的一个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糟糕的记录，曾经接连出现违约。不过，发生违约的通常是那些借入自身无法掌控的货币（比如美元）的国家。
印度财政部今年借发布年度财政报告的机会主张大幅增加以印度卢比计价的公共债务规模，称这样做或能促进经济增长。该报告指出，通过政府公共投资来承担风险，可以刺激私营领域投资并引发良性循环。这将带来私营投资蓬勃发展的局面，而非挤走此类投资。
受一项规模数千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影响，截至3月底的一年里，印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接近10%。印度政府表示，正在帮助保持国内经济蓬勃发展，维持国库税收充裕。印度财政部长希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在接受采访时称：“这场危机非比寻常，充满挑战，但我们希望我们的税收能令人非常满意。”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债务不可能在不产生问题的情况下永远增加。而且如果偿债成本不高，那么高水平的债务就会是安全的。目前的全球政府债务已达90万亿美元，现在的问题在于它还能升到多高，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中长期影响和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不确定性。短期看来，世界经济的收缩幅度可能远远超过2008/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部分国家甚至可能会出现不亚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经济衰退。
从长期来看，即使经济复苏曲线确为预判的“U”型或“V”型，也不太可能回归到疫情之前的增长路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认为，到2021年底全球产出损失累计可能相当于日本和德国经济总量之和。部分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可能面临更严峻的复苏挑战。
各国央行和政府已投入数万亿美元以维持民众和企业的生计，并防止金融市场失灵。各个国家或地区因解除封锁的时间点先后不一，也可能造成更多国家间“保持社交距离”。这很可能意味着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延续疫情前就已出现的变化苗头，甚至走向重塑。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可能进一步加剧疫情之前就已盛行的逆全球化叙事。世界各国原本对于国际贸易和商业往来的现行规则制度适用性已存在不小分歧，而全球经济合作的减少，必将进一步威胁原有的基于规则的国际治理体系。目前正在谈判过程中的贸易自由化倡议（特别是亚洲）重要性凸显。参与其中的各国和区域联盟可借此良机确立自己的规则和标准体系。
一个显而易见的变化就是在家办公模式的推广。一方面，这种安排可以大大减少员工的通勤时间，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办公楼需求的减少和住宅房产供应的增加。
另一个变化则是“虚拟”线上交流和“虚拟”线上会议的普及。这既可以降低企业的成本，又可以减少当前各国旅行限制政策下员工跨境出行的风险，同时降低航空旅行需求。这些因素都有助于降低碳排放，带来一段时间的气候“红利”。
第三个变化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前已露端倪，即用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来缩短全球供应链并鼓励产业“回归”，其后果就是已经工业化的经济体与其他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疫情带来的经济冲击可能加剧这一影响。各国政府可能会重新评估并重视自身的“战略性行业”和“龙头企业”，以增强对黑天鹅事件风险的防范。（节选自华尔街日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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