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伟大的科学家，华人的骄傲

李政道，1926年生于中国上海，原籍江苏苏州。1944-1946年先后就读于浙江大学、西南联合大学。195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60年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196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

作为重要的划时代贡献，从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还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与杨振宁一起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7年同杨振宁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从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到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仅仅用了13个月，李政道与杨振宁创下的这一得奖速度，至今未被打破。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诺奖。

70－80年代，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理”以及“反常核态”概念等。

1984年至今任哥伦比亚大学“全校讲座教授”。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1959)、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64)、意大利林琴科学院外籍院士(1982)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1957)。曾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科学奖(1957)和意大利共和国最高骑士勋章(1986)等。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李政道和杨振宁为什么决裂

李政道和杨振宁应该说是一对极好的科学搭档，两人曾是西南联大和芝加哥大学的同窗好友，又都对理论物理有着相同的爱好与天分，他们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一起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对多体理论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57年同杨振宁一起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年李政道只有31岁，杨振宁比他大4岁。是当年最年轻的获奖者。万万没有想到，获得诺奖之后，二人却因为名字排序之争而分道扬镳了，不能不说这是他们之间的历史遗憾，也是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一大损失，甚至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

对于这段恩怨，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深以为憾，但各执一词。

杨振宁虽然认为和李政道友情的永久破裂是他一生的遗憾，但是他最先对外公开“事实真相”。杨振宁还曾引用苏东坡与其弟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不了因”，来表达他对苏轼兄弟情谊的羡慕，他说：“很遗憾，我和李政道没能做到这点。”

2003年7月李政道也曾公开发表一封信，“我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同时对真相作了公开说明，“我和杨振宁争论的主要焦点是：在1956年我们合作发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中，有关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如果他们得奖后一直能够合作下去，那历史很可能要改写，两人的科学成果或许都要比现在更好。

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是一个科学史的问题了。其是非曲直，应该由历史来判断，应该由科学史家来研究。至于结论，这恐怕是没有人，没有什么机构，可以做出的。”

李、扬分手后，各自都在理论物理领域取得不同的成就

李政道的研究领域十分广阔，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力学、统计物理、凝聚态物理、广义相对论等方面建树颇多。“物理成了他的生活方式”将物造性地提出新问题、新思想在科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对祖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李政道先生曾经说过，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项目，从某些方面讲，比他的诺奖工作还有意义。”被李政道称为“忘年交”的中科院院士张杰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说。

1972年，李政道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时，希望他能帮助解决中国人才断层的问题。从此，他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奔走。
1974年，李政道在接受毛主席接见时，提交了一份培养人才的建议书，建议选拔优秀青少年进行系统的科学训练，这正是“少年班”的雏形。1978年3月，中国科技大学创建了少年班。
1979年4月2日，李政道为来自全国100多个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1000多名师生上了第一节课，此后两个多月的讲学引起国内强烈反响。1979年6月11日，李政道参加了由他促成的中美高能物理联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率先开启了物理学领域的中外合作交流。
目睹祖国面临人才断档的危机，李政道发起并亲自组织了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从1979年到1989年，该项目培养了千余名青年科技人才。“在CUSPEA实施的十年中，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精力。虽然这对我是很重的负担，但我觉得，以此来回报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国母亲和老师是完全应该的。”李政道曾在《我和CUSPEA》中写道。
1981年12月22日，邓小平在中国科学院提交的关于建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上批示：我赞成加以批准，不再犹豫。这一决策的背后，李政道的积极建议起了关键作用。我国第一台大科学装置得以建成，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也从而跻身世界前列。
1983年李政道提出在中国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初步设想，198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开始。“就连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的会徽都是李政道先生亲自设计的。”
李政道力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制度，担任名誉顾问的他在该基金成立之初就提出，必须把权力交给科学家。
1998年，李政道出资30万美元，以他和已故夫人秦惠莙的名义设立了“中国大学生科研辅助基金”，资助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苏州大学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的本科生从事科研辅助工作。
“李政道先生曾经说过，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CUSPEA）项目，从某些方面讲，比他的诺奖工作还有意义。”。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这是李政道特别推崇的杜甫诗句。直到86岁退休，李政道与“物理”打了一辈子交道，他在退休前还在发表研究论文。如今，95岁高龄的他热爱生活、画笔不辍，还在这次研讨会上分享了他新近的“画作”。

杨振宁在粒子物理学、统计力学和凝聚态物理等领域作出了里程碑性贡献：
20世纪50年代和R.L.米尔斯合作提出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和李政道合作提出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在粒子物理和统计物理方面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提出杨－巴克斯特方程，开辟量子可积系统和多体问题研究的新方向等。
杨振宁还推动了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南开大学理论物理研究室和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中心的成立。
清华大学前校长顾秉林对杨振宁作出了高度评价，“杨先生是我国科学工作者的一面旗帜”。
学术地位：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现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荣休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科学院名誉院士、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是中美关系松动后回中国探访的第一位华裔科学家，积极推动中美文化交流和中美人民的互相了解，在促进中美两国建交、中美人才交流和科技合作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其主要成就除了与李政道合作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还有：
相变理论、玻色子多体问题、杨—Baxter方程、1维δ函数排斥势中的玻色子在有限温度的严格解、超导体磁通量子化的理论解释、非对角长程序、时间反演、电荷共轭和宇称三种分立对称性、高能中微子实验的理论探讨、CP不守恒的唯象框架、杨—Mills规范场论、规范场论的积分形式、规范场论与纤维丛理论的对应等世界顶级发现和理论。
在国际顶级刊物发表过300余篇论文，还著有《论文选集与后记1945-1980》、《杨振宁文集》《曙光集》、《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基本粒子发现简史》、《读书教学四十年》、《科学、教育和中国现代化》、《科学的品格》、《新世纪的科技》、《20世纪的物理学》、《对称与物理》等著作。

其获得的奖项有：
1957诺贝尔物理学奖；1979费米奖；1980润福德奖；1981奥本海默纪念奖；1986美国国家科学奖章；1992莫斯科大学奖；1993本杰明.富兰克林奖；1994鲍尔奖；1995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奖；1996俄国波哥柳波夫奖；1999昂萨格奖；2000教皇学术奖；2001费萨尔国王国际科学奖；2006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终身成就奖；2015马塞尔·格罗斯曼奖；2019年度求是奖“求是终身成就奖”。
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是世界级的科学家，都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敬和爱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