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不是提倡现在的小学生花很多时间大量学古文，更不提倡读经。我要说明的是作为中国人打一点中文基础是一种文化底蕴，一种熏陶，不是作为实用的工具。
有这个熏陶和没这个熏陶，跟人的思想深度、审美品味、待人接物的教养是不一样的。然后在接纳外国文化时，在取舍之间的品味也是会不一样的。而且中国文字、文学有那么丰富美好的东西，生为中国人，如果不知道欣赏，该多可惜！
中文是一种基本底蕴
2008年为了迎奥运，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街头各行各业的百姓似乎都在积极学外文，连在公园晨练的老大妈也说学了外文便于出国探亲云云。
与此同时，电视字幕充满错别字，广告乱改成语成风，“历史剧”中人物的称谓混乱：称对方父亲为“家父”，自己的妹妹为“令妹”，把自己家叫做“府上”等等，不一而足，惨不忍睹。
现在似乎忽然走到另一个极端，强调学中文、弘扬传统文化了，就要压缩外文，在高考中降低外文的分量。似乎学中文和学外文互不相容。
我必须首先声明，我主张学好中文绝不是与外文相对立，也与现在以所谓“国学”抵制普世价值无关。更不赞成那种让小孩子穿着古装读《弟子规》、《三字经》之类的做法。不过我的确坚持中国人首先要学好中文，是作为一种基本文化底蕴的养成。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好中文？
一个欧洲知识分子往往精通几国西方语言，可以有双母语，甚至三种母语。但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其他国家人，同时精通汉语与一门西方语言而都达到母语的程度的，是极少数。这是指真正的“精通”，运用自如，而不是一般的“流畅”。
比起上一代的人——我的老师、父母辈，我的旧学底子差多了。但是与下一代相比，又好像学得多一些，就是我的同代人，情况也很不一样。
举个例子，某次与人聊天时，有人说到了一些大人物的糗事，我脱口而出说真是“墙有茨”。一位专门研究古诗词的大学教授非常惊讶，说你是学外文的人怎么还知道“墙有茨”？
这个词是《诗经》里的话：“墙有茨，不可扫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以后，“墙有茨”就隐喻宫庭中的秽闻。
老一代的人说话不喜欢太露，一般爱用隐喻，这是很寻常的比喻，我少时就听大人说过。而在那位比我年轻的教授看来，这种典故只有他那样的古典文学专家才懂。说明我这代读书人一般的常用典故，到这一代人竟成为了专业知识。
中文的成语、典故特别丰富，并已融入日常话语中，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正是其魅力所在，也是几千年文明的积淀。对成语、典故的运用也成为写文章的一大艺术。当然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文章高手，但是基础的语文教育至少应该严格规范，应该有一定的要求。
每个人本能地都用母语思考，所以对母语的修养越深，能调动的资源、语汇以及联想就越丰富。
当然，语言也是发展变化的，时下许多新的网络语言，老一代人就跟不上了。不过要成为汉语文化的一部分，还有待时间的淘洗。
个人学中文的经历和体会
我的中文熏陶来自三个方面：家庭、学校和自己乱看书。我只是个案，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普遍性，也有特殊性。
●其一，家庭
我最早知道的诗就是“春眠不觉晓”，那是我三岁的时候，早晨起来正好外头下雨了，我母亲一边给我穿衣服，一边吟这首诗，用她的方言湖州调吟。每一个地方的方言不一样，吟的调子也不一样。我母亲是湖州人，所以她就是用湖州话吟。我到现在想起“春眠不觉晓”这首诗，自然心里就出现湖州调。
我中学有一位国文老师是河北人，他在课堂上教那个古诗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就是用河北调来吟的。所以我现在想起这个诗的时候，就出现那个调，与湖州调完全不同。吟诗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记得住，跟唱歌一样，而且对音韵、平仄自然而然就熏出来了。但是用普通话是很难吟的，连有的韵脚都不对。
那时候天津也有外国学校，类似现在的国际学校，所有课程除了中文都用英文教学。太平洋战争之后，学校里英文让位于日文，英文程度下降。我父亲有些我们看来比较“洋派”的朋友就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主要为了学好外文。
父亲对此略有动心，可是我母亲坚决反对，她认为假如中文底子不打好的话，这个人的思想不会深刻，洋文再流利，毕竟还是中国人。外文以后可以补，中文错过了就补不回来了。所以我继续留在原来的学校。我很感谢她这个决定，也认同她的看法。
●其二，学校
我在天津上的耀华学校是从小学一年级一直上到高中三年级，十二年完整的学校。那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其他方面不讲，这里只讲中文教学。
中文和数学是主课，一星期至少五堂。从小学三年级起，就另外加一点文言文选读。我最初读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琅琅上口，很快就会背。
中学六年的课本大约文言白话各半，文言的课文好像是按年代排，例如初一主要是先秦文章，初二是秦汉文……高三是明清文章。老师在课堂上重点讲的都是文言文，他觉得白话文用不着太教，挑几篇做一点提醒，自学就行。所以我印象深的都是古文。
我们那个学校很特别，中学六年基本上作文都做文言文，国文老师的理论是，文言文做好了，不怕白话文做不好，以后有的是机会写白话文。这也许有一定的道理，我后来当然主要都是写大白话，完全没有困难，但是文言文的底子无形中对文风通顺、简练，和遣词造句的推敲是有帮助的。
这样说起来洋洋大观，好像读了一大堆古文，四书五经，其实我们只读了三书二经，还只是少量选读，不可能像前人那样从头到尾每一本都读。
但这样浅尝辄止跟没有接触过是非常不一样的，选读的多是比较精彩、有用的，我们对成语、典故的出处了解许多，而且对于汉文的美有了鉴赏力，对于过去的那些人和事觉得特别好玩，古代士人的境界、幽默感、表达方式，都使我对我们中国的文化和历史产生了非常深的感情。是很有趣、很美丽的，这么一种感觉，而不是非常苦的、非常枯燥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归功于老师，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学校碰到的，那些老师每一个都可以成为模范教师，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对教的内容自己非常投入，特别欣赏。他（或她）给讲一首诗的时候，自己就先摇头摆尾击节赞赏，甚至自己感动得都要落泪的地步，你就跟着她一块欣赏，一块儿感动。而不是为了将来要准备考试而使劲记。
●其三，课外乱看书
我学生时代自己读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远远超过课堂教的。商务印书馆出的幼儿文库、少儿文库、中学生文库，是我最早的课外读物，内容丰富，图文并茂。特别是其中有讲成语、谚语故事的，非常有趣而且有用。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样的读物。
我们那时学习比较宽松，放学后家庭作业比较少，所以有许多闲暇看闲书。母亲虽然对我管教比较严，但只要成绩单使她满意，对我看书从不加干涉。我主要是养成了“读字”的兴趣，不一定是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对一切有字的东西都好奇，包括买东西包的报纸，都要看一看。有时竟然也会有意外的发现。
所有这一切对我主要是起文化熏陶的作用，形成一种审美趣味，后来不论怎样从事“西学”，周游列国，或是强制“思想改造”，这种熏陶形成的底色是很难改变的。过去是不自觉的。到了晚年日益精神“返祖”，才意识到什么叫“文化底蕴”。
我从古文体验到的思想情怀
读文章、诗词，不是读字典，必然包含着思想、情怀，或者至少表达某种意境吧？那么我从这些古文中受到什么感染和影响呢？我觉得我得到的感染不是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些东西。
有一些传统道德是自然而然贯穿在家教和学校教育中，待人接物的态度，以及什么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等等，这不是从书本里头学来的。今天回头来看，读的那些中国书给我留下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士大夫的忧患意识
我所生活的时代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内忧、外患。我成长的最重要的时期是抗日战争。所以文天祥、岳飞、辛弃疾、陆游等的作品必然特别往心里去。像“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总之是痛感国土沦丧，总是想着要恢复国土。班超投笔从戎，祖荻闻鸡起舞，还有杜甫写离乱的诗，等等。
2、厌战、渴望和平
中国几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从来战乱不断。所以文学作品中这方面的内容很多，而且很动人。
我小学六年级最早读到杜甫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就有特别感动。
还有像“一将功成万骨枯”，这是人人都耳熟能详的。作者曹松不太有名，全诗也很少人记得，但是这句话流传千古，因为太写实，太深刻了。很久以后，我见到一本加拿大作者写的小书，题目直译是《将军们死在床上（Generals Die in Bed）》，意思就是在战争中战死沙场的大量是普通士兵，而将军们功成名就，全身而退，得以死在病床上。有人问我，对这个题目有没有恰当的译法，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一将功成万骨枯”。
还有两句名句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当年程砚秋曾经排过一出戏，就叫《春闺梦》，用的就是这首诗的意境，一位少妇思念远征的夫君，梦里相逢，其实他已经战死了。程砚秋是京剧演员中最有思想的。他是在抗日胜利后四十年代后期排这个戏，但是被国民党给禁演了，因为那时已爆发内战，这种反战剧影响士气，不利“剿共”。从古到今，普通人受战争之苦，追求和平，与统治者的野心往往相左。（下转B16 版）
相关文章
精彩导读
热门资讯
关注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