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被美国FBI公布的名校招生舞弊案，反映了名校招生过程中所谓“前门”、“后门”到如今用计谋和金钱撬开“侧门”的程序漏洞。
但是，随着涉及人物的一一曝光，这起丑闻日益像一出子女教育的悲情剧：为进名校父母不惜重金甚至铤而走险，为了成功父母包办一切，而养育则是一场以名校为目标，以成败论英雄的“军备竞赛”。
为什么是名校？
在海因斯看来，现在的育儿模式核心就是指向成功，而且是未来的成功。名校是从孩子出生就已经订下的目标，从进入知名幼儿园到知名大学，一路上他们调动金钱、人脉，所有的努力最终指向的就是名校。
事实上，过去50年，美国大学特别知名大学的学费及其他费用已经上涨3倍多；其他的费用比如统考辅导，周末两个小时的通用考试辅导费已经涨到750美金（不含交通）；名校青睐的壁球、曲棍球、击剑等项目，不单要投入金钱更要家长花时间，但这些统统阻止不了富有家长对名校趋之若鹜。
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值得。
仅从溢价而言，教育也是一项回报率颇高的投资。在美国知名大学毕业生比同龄的非大学毕业生收入溢价超过70%，教育回报率比1950年高出50%，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回报率，在丹麦和挪威，大学教育的溢价不到20%，日本不到30%。
除了投资效益，更重要的是阶层精英的维护和传承。
一般来说，“家庭好、健康好、学校好、邻里好、工作好”，这“五好”是富有的中产阶级精英的重要标志。要保持在一个阶层，除了钱之外，还要有家庭、朋友、社会关系、个人健康、文化等等，教育当然也不能少，这些非财务类指标才是定义阶层更为重要的指标。
越来越多人实际上非常关注“阶层世袭”，如何将阶层优势传递下去，重要的指标包括：稳定的婚姻、优质的社区、 广泛的人脉、健康的身体，除此以外，就是优质的高等教育，因为名校不仅是教育，更是今后优质社交圈以及稳定婚姻的起点。
美国阶级固化日益严重，生于1950年的人有80%的机会比父母挣更多的钱，生于1970年的，超越父母的机会降至61%，到1980年出生的人只能勉强与父母维持相似水平。
在资源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在一种跌出“五好”生活的不安全感中，名校是能确保后代世袭阶层的最可靠的上升通道。
铲雪机父母：扫除一切通往成功的障碍
美国父母在养育上投入前所未有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养育方式也不断进阶。
我们以前知道有种父母是“直升飞机父母”，就是那些整天焦虑地围绕孩子身边，照看孩子一切活动，回应孩子一切需求的父母。这个词最早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家安妮特·拉罗（Annette Lareau）, 她发现在1990年代和21世纪早期，在美国家庭中，但凡受过更高、更好教育的家庭，不管白人还是黑人都是采用了这种与孩子紧密互动的方式。普通工薪阶层、贫穷阶层的孩子养育则基本遵循着“听之任之”的模式。
从教育效果而言，这种“直升机父母”模式卓有成效。1990年， 堪萨斯大学的贝提·哈尔特（Betty Hart）和托德·莱斯利（Todd Risley）发现这种紧密陪伴中话语展现的力量。比如，贫穷家庭的孩子，每小时听到的英语单词约600个；但有父母陪伴的家庭，孩子每小时听到的单词达1200个。
进入21世纪，美国富有的中产阶级父母已经从“直升机父母”进阶到“铲雪机父母”。他们负责铲除孩子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这样她们的孩子就无需面对失败、挫折或者失去机会。
在这次名校招生丑闻被起诉的33个父母，多多少少暴露了这种“铲雪机模式”的痕迹：一个家长撒谎说孩子有水球特长，但为了防止孩子在校队露出马脚而蒙羞，这场交易的一个条件就是，确保他的孩子不用出现在校队里；另外一个买通考官帮孩子替考，也是瞒着孩子的，没准他的孩子一直以为自己就是分数考得最高的。
在这起丑闻中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父母为谋求一张名校录取通知书，无论这中间有多少计谋、权钱交易夹带的羞耻，他们孩子从来不需要面对。
铲雪机模式的代价
这种铲雪机模式从选择知名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到小学教育进一步强化，监督作业、参加体育项目、去打比赛；只要让孩子拥有最好、占据最好、成为最好，父母可以调动一切金钱、人脉和资源，可以包办一切，Nothing Impossible！
海因斯还在斯坦福当新生院院长时，就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些包办一切的家长，不仅缺乏常识，还缺乏智慧以及应有的界限。他们不仅干预孩子的日常生活、学业还有就业，也完全剥夺了他们自己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如何解决问题、面对逆境、挑战挫折都是重要的人生技能，“铲雪机父母”为孩子屏蔽失败和挑战的做法，对孩子本身也有深刻的心理影响，很多孩子“对生活的满意度较低”“对新理念反应慢”，过度保护还与青少年抑郁和焦虑有关联。
招生丑闻中涉事的女演员霍夫曼（Felicity Huffman）其实意识到孩子面对挫折的重要性，“人生就是一段不断克服障碍的旅行，孩子就是每天面对未知、挑战，建立应对失败的潜力。”但她还是知行不合一了！
也许是来自同龄压力、对孩子未来的焦虑，即便是意识到其中的问题已经覆水难收，在面临一扇可以直达目标、通往成功的“侧门”时，这些家长们还是选择铤而走险。
美国的养育悲情剧总会令我想起去年北京纪录片电影节时播放的一部挪威电影《童年》。
这部纪录片跟拍了一群4到6岁孩子的幼儿园生活。那座幼儿园几乎是建在一个森林里，他们大多数的幼儿园时光就在森林度过，男孩女孩不是在爬树、挖草，就是找蚂蚁、然后把蚂蚁放进嘴里尝一尝；回到教室，老师轻柔地掀开窗帘，原来是树上一个鸟窝正对着窗户，孩子们可以看到小鸟的出壳，还有一些无法成活的小鸟，孩子们不得不体验生命逝去的悲伤。冬天，他们打雪仗、捕小鸟，边嚼着雪边搭雪人。
这是一种与自然亲密接触的童年，充满无忧无虑的嬉戏与天马行空的幻想。这也是典型斯堪的纳维亚体系的教育理念——玩是重要的，孩子们学习如何社交、尊重他人，有专注力、会解决问题，这些能力都是在玩耍中建立和培养的。
也许由于社会竞争激烈程度、高等教育溢价模式不同，这种近乎“无为”的学习方式总是不能很好地解决父母的育儿焦虑。
但不妨把这种教育作为诸多导向成功育儿模式的一种调剂，不要忘了，父母的责任不仅是培养一个成功的成年人，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成年人，在这个过程中，父母需要参与，有时候更需要自觉而体面地退出。
就像哲学家Jean-Jacques Rousseau认为儿童有独特的思考、观察和理性，应尊重其自然生长。孩子有时比成人拥有更多智慧。
铲雪机父母已经走得够远了。年轻人已经进入危机，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甚至缺少体验焦虑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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