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帕罗奥图的铁路道口换上了监控摄像，这是一项预防自杀计划，随时记录道口有没有恍惚的高中生。
一提起美国高中生，大伙脑海中就会浮现出鼓励式教育的台词，或者酒精派对的美剧场景。
不过，在看似宽松的平民教育背后，有一群高中生，正在默默地忍受考大学之苦。他们考试、熬夜、嗑“聪明药”，只为了让自己看起来符合完美的录取标准。
有人给这种畸形的竞争起了个专有名词，叫“斯坦福鸭子综合症” ——
“每个人都表面上装作超级放松和完美，但是水面之下，他们正在不顾一切地蹬腿。当你看见的全是冷静的鸭子，你就会觉得自己是唯一不完美的人。”
这些孩子多来自于中上阶层家庭，为了继承父母的优越地位，从小就踏上了一条不同于普通人的严酷赛道。
帕罗奥图小镇位于斯坦福大学旁边，是一个典型的硅谷富人区。住户除了斯坦福大学教授，就是收入百万的科技新贵，或者拿过博士学位的新移民。
而冈恩高中正是这个地区最好的高中之一，曾被评为美国高中前五名，每年约有20名学生考入斯坦福，还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被加州大学录取。
不过如今，它的名字更多地和“自杀潮”联系在一起。
10年前的一天，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地，17岁的冈恩学生保罗·布兰查德突然迎着疾驰而来的列车，跳下了火车轨道。
不到一个月后，同校学生桑雅在同一个铁道路口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随后是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Harry Lee是死者中的一名亚裔，曾经性格开朗，喜欢搞怪。没有同学想到他会自杀。
不到半年内，五名学生以同样的方式自杀，让这所“超级中学”宛如堕入了黑暗诅咒。
5年后，当人们以为伤口已经愈合，又一波自杀潮上演，另外五名中学生在半年内相继跳轨，让整个帕罗奥图小镇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接踵而至的死亡，让人们第一次看见了，在光鲜升学率的背后，美国精英中学的生活可能有多残酷。
高三学生卡洛琳已经记不清，焦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美国高中是四年制。进入高中以后，所有课程的平均绩点GPA，统一考试SAT成绩（相当于高考），选修的大学预科课程数量，还有课外活动的荣誉和亮点，都会成为大学招生的综合评定指标。
这意味着要想进入顶级大学，不止要在SAT这种大考发挥好，在高中四年中的任何一场测验都不能松懈。还有奥赛、运动、辩论、社会服务，只要是能有助于上常青藤的，就一定有人蜂拥而至。
反正按照卡洛琳的形容，在自己这所精英中学，“压力把你的内脏都压碎了。”
高二学生Martha Cabot：“我感觉不太好。我很想在学校过得开心，享受学习的过程，但是现在完全没有。”
按照那个流行的说法，“成绩、友谊、睡眠，你只能三选二”，和多数同学一样，卡洛琳牺牲了睡眠。
为了完成过量的家庭作业，她每晚都要学习到凌晨一两点，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也有一个女孩故意在8点左右早睡。然后，她会在凌晨4点爬起来学习，只因为那个时候社交网络上没人会分散她的注意力。
卡洛琳觉得大家都病了，每天像保护国家机密一样守护着自己的成绩单，吹嘘昨天学到了半夜两点，或者考前又刷了夜，还有人把成绩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觉得得了一次B就是世界末日无疑。
“我们不是高中生。我们是在一个充满竞争、仇恨、敌视团队合作的系统里的行尸走肉。”
高二学生Chloe Sorensen：“我觉得社区不能只让学校来解决，因为问题不仅仅在学校。”
然而直到第一名冈恩的学生选择卧轨，自杀开始像传染病一样蔓延，许多学生才第一次吐露出自己长久以来的压抑心情。
“这太变态了，”玛莎崩溃道，“完成七门大学预科课程不应该是常态。”
高四学生Anna Barbier：“我有很多朋友都在服用抗抑郁药物，这太不正常了。”
一段时间内，自杀变成了冈恩中学神经兮兮的日常。
只要听见学校广播响起，或是看见老师们匆匆聚在一起，学生们就会条件反射地担心：“难道又有同学自杀了吗？”
甚至于高三学生Joe跟女友吵完架，离开教室去上了个厕所，就被同学担心是去铁道口了。
自杀的命运似乎可能落在每个人的头上。
高三学生Lisa Hao：“我感觉大家都像坐在椅子边缘。我记得跟朋友说希望不要再有自杀发生，但是感觉这几乎不可避免。”
某种程度上，这些精英高中生，重复的是《死亡诗社》里上世纪50年代富裕子弟的命运 —— 出身中上流阶级，获得顶级教育资源，人生的“正轨”就是考入常青藤，成为新一代社会领袖。
只不过，如今美国中上流子弟间的学业竞争，比上世纪要残酷得多。
对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私立高中学生来说，进入名校简直如同囊中取物。
《死亡诗社》电影里，私立学校的小伙子要学拉丁文课，这是大学入学考察的内容，而公立高中根本不学这些，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大学之外。
当《死亡诗社》的主人公佩里进入严苛的私立学校，父亲早就为他画好了光明的前景：
“来这里上学以后可以考进名校的医学院，然后你就可以当一个医生，那时候你的生活会相当的好，你那时候想做什么我都不拦着你，在那之前，先把我精心设计的路走完”。
《死亡诗社》/ 截图
事实上，只要在这些私立高中取得一席之地，无论成绩是A还是C，几乎最后都能进入顶尖大学。
一来是因为，这些来自富裕白人家庭的年轻人被认定是根正苗红的美利坚接班人，二来是因为，学校资金全指着这些孩子的家族捐钱。
事实上，就在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每年的大部分新生都来自老牌的私立高中。
所以对私立高中的小青年们，学习成绩根本不值一提，毕竟没人想当一个“书呆子”。真正酷的是成为一个社团领导，或者球队队员。
每当学校试图按成绩选拔人才，人们总是发现，校园很快被勤奋的犹太移民占据。这惹恼了有反犹倾向的白人富裕人士。
于是，学校赶紧再次改了录取标准。为了限制犹太裔入学，在成绩基础上，增加了品格、体育、面试等要求，甚至规定犹太裔新生最多只能占15%，以此保证新教徒占学生的主流。
当时的大学面试主要看脸，首先，确保面试者是白人新教徒，然后，最好还要身体强壮，长相俊朗。
转变是直到1970年代才发生的。随着科技革命和互联网经济到来，美国上流阶层经历了一次小型洗牌。
精英主体不再是一群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家族企业老板，而是有着优秀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
然而，这些凭借知识崛起的新贵，不管是医生、律师，还是有MBA学位的管理层，都不能把地位直接传给子女。
于是优质的教育资源，成了他们维护地位最重要的纽带。
经过1970年代的教育平权运动，不仅犹太裔，女性和黑人也获得了入学资格。
与此同时，无论是技术新贵还是传统白人精英都很快发现，进入高等学府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容易了。
原因是顶尖大学为了适应社会需要，纷纷调整了原来的录取标准。为了选拔出引领技术革命的人才，把学习成绩列为更为重要的入学指标。
此前，富人的孩子即使学习不好也能上名校，此后，“傻儿子”如果学业不达标，同样面临着被拒绝的风险。
不仅如此，从前拔得头筹的私立学校也不一定能保证好用了。
1945年，美国最好的贵族中学能把三分之二的毕业生送进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而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
于是，考大学的竞争焦虑迅速蔓延到了特权阶级。
如今，阶层再生产采取了一种更隐秘的方式。
如果不能“花钱买文凭”，那么就“花钱买辅导”。新贵们开始给子女从小提供最好的教育资源，从而让孩子的各项成绩达到录取标准。
甚至有家长花上千美元聘请咨询顾问，好让4岁的孩子学习贵族幼儿园的面试技巧。
而上精英高中，就成为了考个好大学最关键的一步。
美国丘吉尔县高中的“与星共舞”之夜。Jim Goldberg / 摄
位于曼哈顿的斯蒂文森高中就是最难进的那种超级中学。每年，全纽约有26000人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只有成绩最好的800人被录取，录取率低至3%。
有人形容，“上斯蒂文森比上哈佛还难。”
而一旦成功被录取，压力反而变得更大了，因为唯一可接受的目标，就是进入某所常青藤大学，最理想的是“HYP” —— 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首字母简写。
斯蒂文森高中由于学习抓得紧，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亚裔子女入学。
外语课老师Waxman还记得期末的一天，有个家长给他打电话，就为了问问他儿子为什么只得了98分，而不是满分。后来，应付焦虑家长已经成了他的日常。
更可怕的是，这样的标准最终被学生们内化成自己的目标。
罗密欧是斯蒂文森最优秀的那种学霸，平均成绩96分，而且擅长足球。
虽然作家母亲对他说，“我只想让你快乐，”不过，罗密欧显然有更大的野心，决心不让自己有辱家门。
深夜，如果看到儿子紧闭的房门下透出灯光，罗密欧的妈妈有时会敲他的门，“你知道已经凌晨两点了吗？”
但两点就睡不是罗密欧的风格。他会一直蜷在桌前，学到三点、四点，直到枕着书昏睡过去。
冈恩高中的“解压墙”上，贴着学生匿名写的鼓励。
最近，罗密欧用电脑打印出几张励志小纸条。桌子上贴着“自律”，床上贴着“学习使我快乐”，门上贴着“世界属于你”。
这种专注的代价是，他的初恋谈的不怎么投入。他解释道，女孩子会让人分心。每当女同学在半夜找他聊天，他也总是回答：“好吧，我只有两秒钟。”
如今，这个少年已经早早地学会了压抑情感。他的朋友们也赞同这种苦行僧式的信条，“世界上红颜祸水的例子还少吗？”
而对于那些更有钱的同学，家族财富也可能成了他们的烦恼 —— 眼看律师父亲每年给常青藤大学捐十几万美金，如果自己因为成绩差没被录取，该有多抬不起头来？
不过对于普通人来说，这种烦恼还是太奢侈了。
在平民中学，许多人信奉的是另一套曾经属于白人精英私立学校的“哲学” —— 只会学习的人才是鄙视链的底端，真正酷的人，谁会在意考了几分？
不过没几个人会注意到，就在他们度过高中四年的时候，又一次阶层再生产已经悄悄完成了。
因为有一小撮同龄人，正拿着爸妈给的最好的资源苦读，希望永远成为“人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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