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的镇压行为激起更强烈的反弹。幕府的宰相（日本称为“老中”）井伊直弼在江户城樱田门外被浪人暗杀。政局动荡，攘夷浪潮汹涌，日本就像一艘小船在万丈汪洋里漂荡起伏，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吉田松阴与福泽谕吉
三
归国后，福泽谕吉不管外界的政治风浪，安心研读英文书籍。当年，他就将在美国购买的汉语和英文对译本词汇集《华英通语》加入日语译文，作为《增订华英通语》出版。这是福泽谕吉最早出版的书籍。
那时，福泽谕吉还受聘于幕府外交部，主要工作就是翻译外国公使、领事或幕府大臣书信。有意思的是，当时日本国内没人看得懂英法等国文字，因此，外国公使领事寄来的文书一定附上荷兰译文。福泽谕吉英语水平由此精进，他也渴望能够到欧洲亲眼看一看。
1861年冬天，日本派使节到欧洲各国，福泽谕吉作为随员参加使节团。福泽谕吉急于了解欧洲各种制度，包括银行制度、医院制度、征兵制度、选举制度等等，像一个饥饿的人扑在面包上。
即便来到国外，幕府还是在使团中安排人监视，尽量禁止团员接触外国人。读洋书的福泽谕吉当然更是“问题人物”，外出参观必有监视员跟随。这种把锁国政策搬到国外的做法，并非日本独有。 当时英国天下太平，保守党和自由党却各持己见，为政治问题吵架。福泽谕吉感到迷惑，“两人明明是敌人，却同在一张餐桌上吃饭喝酒，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终于慢慢理解到，和东方国家结党营私、你死我活的帮派斗争完全不同，这是一种全新的政党制度。
此行将近一年，周游欧洲列国，福泽谕吉大开眼界。特别是在伦敦，他惊讶地看到一份报纸批评驻日公使对日本傲慢无礼，深受触动，“我阅读此文之后，心中如同放下一块大石。原来世界上不尽是恶人。我们平时所看到的，尽是外国政府的恶形恶状，他们趁日本尚未进入文明开化之国，往往仗势欺人，故意挑剔日本人的小毛病，让日本伤透脑筋。如今我来到他们的国家，亲眼看到其国也有光明正大、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士，令我越加坚定素来所持的开放门户走进国际社会的理念。”
离国之前，日本岛内攘夷论高涨，外交上破绽百出。在俄国双方谈判库页岛的疆界问题，日本使节拿出地图说，“你瞧，地图颜色是这样的，因此疆界应该如此。”俄国人说，“如果地图的颜色能够决定领土，那么把这张地图全部涂成红色，全世界将变成俄国的领土。”陪同的福泽谕吉感到可笑，深知攘夷论只能导致国力积弱。他想到日本的前途，不禁悲从中来。
回到国内的福泽谕吉悲哀地发现，日本的攘夷论正如火如荼展开，局面几乎不可控制。更恐怖的是，暗杀之风兴起，世间杀气腾腾。
四
1860年以后，仇恨外国人的风气在日本蔓延开来。年轻气盛的武士暗杀外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日本人也被仇恨。腰插武士刀的浪人们充斥街头，四处寻找卖国贼。在他们看来，凡是与外国沾边的都有卖国嫌疑。
与外国人做贸易的商人关起了门，讲西方学问的洋学者处境越来越危险，随时都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在自诩为爱国者的浪人们眼中，那些读外国书、喜欢谈论欧洲文化制度的人，当然都是崇洋媚外的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 一位受聘于幕府的翻译官，无意中提到外国事物，被青年武士提刀追杀，跳进冰冷的护城河才幸免于难。另一位翻译官的家被浪人破门而入，他从后门匆忙逃出，捡回一条老命。
图注：吉田东洋，因为开国主张遭到暗杀
福泽谕吉倍感恐惧，这两位都是他的同窗好友。他知道，面对这些凶残乖戾的“爱国者”，如何退避都无法让他们满足，只有丢掉洋书，向他们低头道歉，一起高唱攘夷论高调，甚至比他们更激进地提刀追杀洋学者才能让他们满意。
福泽谕吉无法终止自己的思想，只能谨言慎行。在身份立场不明的人面前，他绝不谈论时事。家中的棉被橱内的地板特意设计成可掀起式，以防遭人暗杀时可从地板下逃走。不得不外出旅行，就编一个假名，行李上也不敢写福泽两字。他后来回忆时自嘲道，“那样子就好像逃亡者避人耳目，或宛如小偷四处逃窜一般。”
福泽谕吉并没过虑，事实上他几次遭遇险情。因此，在长达十二三年的时间里，福泽晚上从不外出，安心从事翻译工作。通过海外游历，他敏锐察觉到未来世界的潮流是积极引入西洋文明，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于是，他根据其书籍和参访笔记，执笔写下10卷本《西洋事情》，全面介绍西洋地理、兵法、科技、航海等知识。这部呕心沥血的著作，不只是介绍欧洲事物而已，而且独具匠心翻译引入许多现代名词，包括政治、税法、国债、纸币、博物馆、蒸汽机等等。这些新鲜词汇给日本人打开一扇观察和思考世界的窗口，启迪了无知的社会对先进文明国家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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