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可以启蒙，愚蠢无药可医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Bonhoeffer），20世纪杰出的德国思想家和神学家。因为参与刺杀希特勒的密谋活动，1945年德国投降前夕被纳粹处死。他的悲情人生和狱中神学对二战后的基督教神学乃至整个西方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本文摘自他的《狱中简书》，他的深刻洞察使人惊醒，并一直警示着世人。

不要去试图说服愚蠢的人，因为愚蠢的人不接受启蒙。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

然而，面对愚蠢，你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因为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才能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

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
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

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

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

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地控制着他。

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专制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童大焕:“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愚蠢的人不可能真正善良，因为愚蠢的人，是非、对错不分，奉恶魔如父母，视良知如仇寇。愚蠢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救药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