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银幕缘（下）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所大学先搬到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来又迁至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我经长途跋涉，投考了西南联大。

那时全昆明市仅有两家电影院，均已破旧，但也上演一些好莱坞的电影。当时看电影，可得有耐心。影片放映前，银幕上先出现蒋介石的像，观众必须全体起立。刚坐下，又出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像，又得起立致敬。

由于大多数的观众不懂英语，其中一家大众电影院便请了一位翻译作现场直译。在影院侧面的半楼上，有一个半圆形突出的平台，上面放一张茶几和一把椅子。待电影开始放映时，便能看到一个身着长衫的人，端着一杯茶在平台上坐下，开始将电影中的对话，译成云南话。这对我们这些英语系的学生其实是很大的干扰，因为这样反而使我们听不清原文了。

更可笑的是，反正没有人会评定他译得准确与否，这位翻译常常随心所欲地发挥。例如银幕上出现两个年轻人正在谈恋爱的场面，他会翻译道：“玛丽亚，我爱你！”接着解释说，“瞧，他俩接了一个吻！”然后，他还会用云南话再添一句：“好得很，再来一个！”引得全场哄堂大笑。

听说这位翻译还是个美国留学生。当年云南省与外界的唯一交通是由越南河口通往往昆明的滇越铁路，而越南当时是法国的殖民地，因而受法国的影响较大，学生大多去越南、法国留学。少数美国留学生回昆明后不易找到工作，只得暂时去影院充当翻译，混口饭吃。

不久，另一家影院发生了一场屋顶倒塌压死不少观众的惨剧。事发时正在上演《少奶奶的扇子》，人们便戏说是少奶奶的扇子将屋顶扇塌了。后来，昆明盖了一座新式的“南屏电影院”，也不再有现场直译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京、津、沪等大城市的影院放演许多中国电影，例如白杨、陶金主演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石挥和李梦华主演的《假凤虚凰》等都极为上座，此外赵丹、周璇、白光等主演的片子也红极一时。那时也进口了许多后来成为经典的美国艺术片，如《乱世佳人》、《魂断蓝桥》、《鸳梦重温》等，不仅演技高超，情节也动人。

一九四九年后，中国大陆不再进口美国电影了。我居住的城市，有一个英国侨民办的“马场俱乐部”，那里尚存有多部美国电影的拷贝，因而每星期六晚间仍放映一次电影。虽然放映的都是一些重复的老片子，我仍是每场必到，百看不厌。一九五三年该俱乐部由政府接管，改为专供高级干部享受的“干部俱乐部”。非常巧的是政府接管前放映的最后一部电影是由爱加莎克丽斯蒂的侦探小说改编的《最后一个》（And Then There Were None）。

此后，就只有解放后的革命电影可看了，如宣传朝鲜战争的《上甘岭》和反映八路军英勇作战的片子《铁道游击队》、《地道战》等。

一九五五年，为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十週年，在全市各电影院举行苏联电影週。我和几位老朋友骑着自行车跑遍了各个影院争看苏联电影，如《史大林格勒保卫战》、《乡村女教师》、《静静的顿河》等。但到了六十年代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以后，苏联电影也绝跡了。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的影院仅放映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访问全国各地的新闻纪录片，因而传说周总理曾笑称他成了当时唯一的中国电影明星。此外，也偶尔有几部从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进口的影片，这时流传的顺口溜是：

中国电影：新闻剪报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歌颂“伟大领袖”金日成）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美越战争）
罗马尼亚电影：又唱又跳
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

那时，很少有人自己掏腰包去看电影，均由工作单位的工会用会费为员工买好电影票，在工作时间集体去电影院。记得中美建交后不久，有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由美国返中国探亲，到单位找我，门卫回说全部看电影去了。他们感到很奇怪，怎么工作时间能去看电影呢？他们不知道在大陆看电影并不是娱乐，而是受教育的一部分。

离市中心较远的单位，则由工会去租一部电影拷贝，到了周末在空场上为职工及家属免费放映电影。于是在晚饭后，就陆陆续续有职工携老带小全家出动，各自提着小板凳来到广场上，在临时架设的银幕前，占据一个较好的位置，等待夜幕降临后的放映。因事来晚的人们，只得坐到布幕的背后去看，虽然演员的动作是反方向的，看起来有些彆扭，但大家照样看得津津有味。

中国的电影放映还有一个特点，恐怕也是大陆特有的。为了照顾大部分中国观众不懂外语，特地在上海设立了一家电影译製厂。有一批水平很高的懂各种外语的工作人员，将各国的外语片翻译成中文，再由专业的电影演员用普通话配音。我自己是做翻译工作的，深知电影台词的翻译有相当的难度，不仅对话的长短要与原文正好相等，语气和感情与原意相符，还要对好口型。这比我们在昆明看电影时由那位译员在旁胡乱翻译一通强多了。不过国外回来的朋友看过中国的译制片说，看着明明是外国人，却满嘴说的全是中国话，觉得怪怪的，不过我们在国内却早已习以为常了。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电视机早已进入千家万户。大部分家庭都在晚饭后聚集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剧或电影的转播，很少有人上电影院了。记得前些年有一次回国，各大影院正好在上演巩俐主演的《秋菊打官司》，心想机会难得，便去了附近的一家电影院。这时看一场电影的票价已涨到二十元人民币，竟比多年前的两角人民币涨了一百倍！难怪观众寥寥无几，仅十数人而已。

旅居美国后，更是难得光顾一次电影院。可能是现代的美国电影，不对我这个中国老人的胃口，我宁愿在电视机前重复看有线电视台播放的那些由四、五十年代的老演员如贝蒂‧黛维斯（Bette Davis）、英格莉褒曼（Ingrid Bergman）、克劳黛‧柯尔柏（Claudette Colbert）出演的老片子。

我个人将近一个世纪的观影经历虽仅是沧海一粟，也可为电影在中国的发展史作个注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