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九年夏, 我从四川合川国立二中高中毕业, 考上西南联大外语系。学校九月开学, 无奈从重庆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难, 我足足用了两个月, 终于在十一月中才到达昆明大西门外新校舍报到。一九四一年夏, 我刚读完大二, 就响应号召, “投笔从戎”, 去给即将来我国支援抗日战争的美国空军志愿大队担任英语译员。我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间前后不到两年。
这个期间, 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 空袭警报一响, 全校师生员工跑警报, 上课的时间就更少了, 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实在不算太多。但是, 在西南联大度过的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却是难以忘怀的。联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教师, 其中不乏誉满中外的学术大师, 他们崇尚 “自由之思想, 独立之精神”, “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 不论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何艰苦, 他们都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 潜心学术研究。可惜我因中途辍学, 无缘受教于多位名师, 不过有幸耳濡目染、潜移默化, 我就终生受用不尽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凡是联大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没上过泡茶馆这门大课的。新校舍因陋就简, 仅有一个图书馆, 座位有限; 宿舍四十人一间, 没有书桌; 课外活动几乎等于零。于是, 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 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 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 各得其所。
汪曾祺1984年在《泡茶馆》一文中回忆道: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 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 各自看自己的书, 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 我的最初几篇小说, 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这里写的两个无名氏就是我和赵全章。我们仨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镇江参加高一男生集中军训时结识的, 我上的是扬州中学, 全章上的是苏州中学, 曾祺上的是镇江中学。三人都是十六岁, 编在同一个中队, 三个月同吃、同住、同操练。没想到, 三年以后, 三人都当上了流亡学生, 又同时考上了联大, 曾祺读中文系, 全章和我读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栋宿舍, 又都爱好文艺, 朝夕过从。每天课后, 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 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 一边吃 “花生西施” 的五香花生米, 一边看书, 多半是课外读物, 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 谁写好一篇东西, 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 经常写抒情小诗, 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 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 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登出来了。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 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 “打牙祭”。 有时, 茶馆打烊以后, 深更半夜还冒着雨到翠湖去逛荡, 享受免费的湖光夜色。
大西门外经常尘土飞扬, 风沙蔽日, 无树无花的校园俨然一片荒漠, 茶馆宛然水草迎人的绿洲。 茶博士, 不分男女, 都亲切如家人、温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 荡涤着家山万里的游子的满面风尘、灌溉着如饥似渴的心田、滋润着绿绮年华、孕育着含苞欲放的性灵。
茶馆也是我们的殿堂。我们一边饮茶, 一边虔诚地诵读一部又一部文学经典, 在茶香水气里领受心灵的洗礼。我们坠入沈从文描绘的如诗如画的 ‘边城’, 倾听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 如醉如痴, 流连忘返。 有时竟忘了回学生食堂去吃饭, 只得用花生米来充饥。何其芳的《画梦录》 诱使我们作起 “横海扬帆的美梦”。法国作家纪德根据《圣经》故事改写的《浪子回家》, 篇幅不长, 却让我对一个流浪汉灵魂的受难感同身受, 便用 ‘浪子’ 作起笔名来, 下意识地向往于灵魂的归宿。
西南联大的流亡学子有福了。在烽火连天、无家可归的岁月里, 茶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灵之家, 促进我们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最后写道: “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 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当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后作古, 哪年哪月, 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温茶馆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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