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走在柏林街头，面对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公寓楼房，幻想着成千上万的远去的房主们，我想起了祖父和他的柏林往事。
九十多年前，大约在1925-1926年，德国是和平和充满希望、昙花一现的“魏玛共和国”。东边的波兰结束了被普鲁士，奥地利和沙俄一百多年的瓜分，重新建国还不到十年。再往东是新生的苏联，内战已平息，斯大林的肃反还没有开始。
祖父严圃青，字辅卿，当时才二十岁出头，此刻正在去往荷兰游学的路上。他在莫斯科转车，还瞻仰了列宁的遗容。一个苏联官员动员他留下，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选一个大学读书，被他婉拒了 。
他的下一程是莫斯科 - 华沙 - 柏林的火车。故事就发生在车上。这是一个卧铺包厢，还有一个波兰客，很友好健谈。 闲谈中，波兰人递过一支味道有点奇特的香烟， 吸过后祖父便昏昏睡了。深夜醒来，列车已过华沙，在驶往柏林的路上。那波兰客早已下车。辅卿忽然发现，原来鼓鼓囊囊的上衣口袋变平了，里面价值三百美元的金币不翼而飞。这不仅是路上的盘缠，也是准备到荷兰后立足的原始基金。剩下的除一本护照，身无分文。祖父年纪轻轻，一头黑发， 一夜间白了不少。
绝望中，他在车厢长长的走廊来回踱步，长吁短叹，惊醒了相邻包厢的一位身穿睡袍的长者，问道： “为什么深更半夜不睡觉？” 祖父只好将事情原委一一道出。这位长者说：“不急，我家住柏林，到站我太太来接，先住到我家里，后面的事慢慢商议。”
长者是位犹太商人。在柏林的几天中，这对犹太夫妇带他去了当时中国（北洋政权）的领馆， 不料领事态度粗暴，对遇到困难的同胞既无同情之心，也毫无帮助之意。这件事气得犹太长者破口大骂，在领馆大闹了一场， 最终也无助于事。 第二天，犹太夫妇替他买好从柏林至阿姆斯特丹的车票，送他上车，临别，塞给他整整三百美元。那时的300美元相当于90年后的5千多美元，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笔巨款。
在接下来几年中，祖父和这家犹太夫妇保持通信，期待日后能够报答他们。直到有一天，这家夫妇来信说柏林不好住了，全家将迁往耶路撒冷，并留下了通讯地址。祖父攒齐了三百美元，电汇到耶路撒冷的地址，但通讯已经中断，音讯全无，不知那笔款是否到达，更不知这家人后来的命运。
徜徉在柏林旧城区的Berg街头，我在想，祖父是不是也很熟悉这些街道呢？那家在患难中伸出援手的犹太夫妇当年会不会就住在这里呢？他们的后人在哪里？
（2）道听途说的莱顿故事
我是在大跃进那年出生的。母亲生下我之后，返回大西北与划为右派的父亲为伴。我是祖母从医院抱回家，在爷爷奶奶和姑姑的呵护下长大的。记得文革以前，祖父经常把我抱起来，指着床头挂着的一张绿色镜框镶嵌的黑白照片说：“看，莱顿大学！” 照片上有一条运河，一座桥和一个钟楼。从那时起，一旦听人谈起“西方世界”，我的脑海里出现的就是那条河，那座桥和那个钟楼。
作者一家在风暴到来之前的1962年
左起：母亲、作者、祖母、祖父、父亲、姑姑
在我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虽然住在京城，但外部的信息是完全封闭的。自从我会走路开始直至高中，祖父每日晚餐后带我“饭后百步走”，风雨无阻，途中讲他的经历和故事。而这些“道听途说”，成了开往西方世界的小小窗口，我“看”到他穿越西伯利亚，经莫斯科，柏林直至阿姆斯特丹的火车，还有从威尼斯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马六甲，南海，最终到上海的“特快”邮轮，以及长途旅行中的昼昼夜夜。但深刻留在脑海中的印象，却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莱顿小城。
祖父二十年代中期到莱顿游学，至1935年，以莱顿大学讲师身份回国，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青年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故事里，这段经历离不开一些关键时刻帮助过他的人们，如上面记述的那一家犹太人。
祖父的老家是河北省乐亭县。在他儿时，有一比他年长十几岁的同乡杨扶青先生，字也是“辅卿”。杨扶青先生1919年留日回国后成为大实业家， 不断赞助有培养前途的青年，不分亲疏远近，送到河北省昌黎汇文中学，甚至帮助出国留学深造。祖父从昌黎汇文中学到荷兰，自然离不开杨扶青先生。后来杨扶青先生在抗战八年中又一次伸出援助之手，祖父终生感激。在他的故事中，“杨扶老”是一个不断被提及的名字。 （http://baike.baidu.com/item/杨扶青）
另一个祖父津津乐道的人物是“房东戴院长”，荷兰人 （J,J.L. Duyvendak，戴文达），在西方近代汉学史中鼎鼎大名。（https://en.wikipedia.org/wiki/J.J.L._Duyvendak,
www.umass.edu/wsp/resources/profiles/duyvendak.html）
戴先生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批荷兰驻北京使馆的外交官，任职于1912-1918年，同时也是当时昌黎汇文中学的美国传教士老师的朋友。戴先生回到荷兰后执教莱顿并创立了莱顿大学汉学院。因为这个渊源，祖父到荷兰游学， 并在戴院长家落户。
祖父留学的初衷是学习西方农业经济，但用心不专，更积极的是帮助房东整理资料，协助戴先生完成了进入学术界的第一项成就：一部完整的英文翻译外加个人评注的《商君书》，The Book of Lord Shang: A Classic of the Chinese School of Law, 于1928年出版， 1963年和2003年再版。于是祖父开始在戴先生开的课上讲授中国历史，哲学，法学，庄子，墨子，韩非子，商鞅，等等。莱顿大学汉学院于1930年正式创建，祖父一直执教，住在戴院长家，至1935年。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祖父常自嘲自己的学问是“倒买倒卖”：在西洋时，“倒卖”他小时从老爷子那里学到的一点诸子百家的东西，足以应付一些西方贵族子弟，及那些还在梦想日后到东南亚“东印度公司”旗下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殖民地实行统治的皇子皇孙们。后来回国后，则在大学“倒卖”西方文学。
1935年，祖父决定回国抗日。他从威尼斯乘船，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马六甲，南海，最终到达上海。无奈他不过是一介书生，除教书外别无专长。从上海走遍川北，陕南，没有着落，最后落户北平，不久即发生77事变，华北全面沦陷。占据北平的日本当局找上门“请”他出来工作，被他断然拒绝。日本人随后要抓他，有人提前报信，于是他赶紧逃亡。他没有加入南下昆明的行列，而是跑回河北乡下乐亭老家。不料乡下比大城市更难藏身，只好再潜回北平，藏身于杨扶青先生经营的“北平慈型工厂”。慈型工厂不仅是振兴民族工业的民营企业，同时是热心社会救助的慈善团队。在抗战八年中，祖父在那里住集体宿舍，睡大通铺， 还拜了当时四大名医之一学习中医，又到寺院受戒当了居士，吃素念佛。另一方面，在无所事事中打牌，赌博，抽大烟。既然加入了“无用阶级”，日本人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日本投降后，一日，他信步景山公园，迎面遇到一人，好面熟。原来是齐祖辑先生，他们曾交友于20年代的法国。此时齐先生从昆明来到北平, 是中法大学西语系主任。齐先生说，明天就来上班吧！结果，一夜之间，祖父的鸦片毫不费力地戒了，结束了八年的失业生涯，披上了“教授”的外衣。祖父常言：“只要生活有目标，没有什么戒不掉的。”
从此以后几十年里，祖父在国内的大学里，或教英语，或在校医院悬壶治病，或二者兼之。街坊邻里只知道中医“严大夫”，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留学经历。然而，在他的无数的“饭后百步走”的故事中，我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遗憾。自1935年回国， 他再也没有和外界有过任何联系， 而那个“西方世界”，则永远定格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荷兰莱顿，成为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是我在改革开放前看到的那个窗口。
时隔九十多年，我有机会到了莱顿，一眼便认出了那熟悉的运河和桥，以及那座建于1575年的钟楼。我找到了印象中的同一个视角，用现代的佳能数字相机，还原了祖父的莱顿大学风景照，仿佛祖父的声音也在耳边响起：“看，莱顿大学！”
作者根据记忆拍摄的，祖父视角里的荷兰莱顿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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