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茨·赛勒 1965 年出生在德国图林根州的格拉，在正式开始文学生涯之前，他曾经在建筑工地上做过学徒。在东德国家人民军（NVA）服兵役期间，卢茨·赛勒开始阅读文学作品，并尝试创作了一些长诗。 1990 年，他进入大学学习，曾先后在哈雷市和柏林市的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和历史专业，其间，卢茨·赛勒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1989 年夏季，赛勒曾经在希登塞岛上的克劳斯纳做过洗碗工，这段经历成为《克鲁索》的主要素材之一。
《克鲁索》以 1989 年的东德为故事背景。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挚爱女友的大学生艾德选择暂时离开自己的生活，来到希登塞岛上的一家饭馆当起了洗碗工。在当时的东德，希登塞岛俨然是一些社会边缘人的庇护所，这些人会在旅游旺季时到岛上的旅馆、饭馆或者酒吧打短工，希登塞岛也因此聚集起一批艺术家、作家、演员、音乐家、科学家。正如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希登塞岛“属于那些得享极乐的人，白日做梦和梦中起舞的人，属于失败者和边缘人”。希登塞岛上的另一类人是那些想要逃离东德，去往自由世界的“叛逃者”。小岛与丹麦的默恩岛隔海相望，看似近在咫尺的另一个世界使得许多东德人选择这个地方作为逃离祖国前的最后一个落脚点。这两种人的存在共同给小岛营造了一种独特的氛围，这个“边界内的最后一个自由之乡”成为展示人们对自由之渴望的舞台。
在克劳斯纳，艾德结识了亚历山大·克鲁索维奇，也就是众人口中的克鲁索，两人之间由此开始了一段奇特的友谊。克鲁索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众人所追寻的所谓自由会发出仿佛塞壬女妖歌声一般“魅惑人的叫声”，会引诱追寻自由的人踏上一条不归路，而真正的自由并不在他们希冀的远方，它根植在每个人的内心中。在这种对于自由的理解之上，克鲁索建立起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王国，通过极具仪式感的“分配日”“圣汤”“洗身”等活动，他一边为那些偷偷潜在小岛上伺机逃跑的人提供暂时的栖身之处和食物，一边将自己对自由的理解灌输给这些人，以免他们步那些在逃跑中葬身大海的牺牲者的后尘。帮助克鲁索维系这个王国的是希登塞岛上的短工们，核心则是克劳斯纳的短工，还有仿佛滔天巨浪中的挪亚方舟一样的克劳斯纳。
虽然小说跟当时德国乃至欧洲所发生的历史事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作者并没有将视角直接对准那个时代大背景，而是用极其诗意化的叙述方式，将这个背景模糊地投射在故事人物的个人命运上。在小说的一开头，“平生第一次，他有了逃亡的感觉”，但艾德的“逃亡”却与当时千千万万想要逃离东德的人目的完全不同。艾德选择的是童年时跟父母唯一一次度假去过的地方，这使艾德的“逃亡”更多了一层象征的意义。他并非要逃向象征自由与富裕的西方世界，而是要回归自己的内心。
艾德的希登塞岛更像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与他一起在克劳斯纳工作的短工们谈论的是文学与诗，他们共同维护的克鲁索王国里每日进行的是带有浓重理想主义色彩的各种仪式，逃亡的人不是“难民”，而是“遭遇船难的人”。对于外界正在发生的事，这里没有人关心，也没有人谈论。唯一能够让读者联想到当时历史背景的是克劳斯纳厨房里的收音机“维奥拉”，但“在厨房重重叠叠的回声中，它的声音飘忽得让人难以定位”。现实对于克劳斯纳的人而言，就像“维奥拉”模糊的声音一样，反而成了一种虚无缥缈的非现实的存在。
卢茨·赛勒认为，《克鲁索》并不是一部以转折为题材的小说，而是一个鲁滨孙式的历险故事，一部描述两个男人之间友谊的小说。在时代转变的洪流下，克鲁索一手搭建起的乌托邦一点点分崩离析，曾经紧密地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克劳斯纳的短工开始一个接一个地离开克鲁索搭建起来的理想王国，回到现实世界中去。失去了拥戴者的克鲁索身上曾经笼罩的光环开始褪去，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浓重的悲情色彩。克鲁索成了“一个孤独的军队统帅，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一个正在冻僵的英雄”。这时，艾德和克鲁索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曾经生活在克鲁索庇护下的艾德开始变得越来越强大，“慢慢进入了他的新角色”，因为“现在得由他负起责任来”。曾经的挪亚方舟现在仿佛一艘风雨飘摇中的小船，同时昭示着艾德和克鲁索的命运。身受重伤的克鲁索被父亲从岛上接走，回到了现实世界中。成为克劳斯纳“最后一个短工”的艾德独自支撑着克劳斯纳，直到从收音机中听到两德边界已经打开的消息。随后，他也离开了希登塞岛，回到了自己的生活中。
一位擅长诗歌创作的作家是否能够驾驭长篇小说这种题材，对此，人们在《克鲁索》问世之初曾经表现出各种疑虑。事实证明，《克鲁索》完美地结合了诗歌与叙事文学的特点，成为一部别具特色的“诗人小说”。卢茨·赛勒在小说中对于历史线索诗意化的处理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非常与众不同。罗曼·比舍利将卢茨·赛勒的这种叙事方式称为“诗意的挑衅”，并说：“卢茨·赛勒本可以把这部小说写成政治小说。……但小说与政治事件却始终保持了一种浅尝辄止的松散联系。由此而产生的是一种诗意的挑衅：就像是被略过的历史事件与书中个人命运之间存在的张力一样，小说的力量也正在于它没有表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顾牧 本文为《克鲁索》译后记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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