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四十几年小说，在整个写小说的生涯当中，《黄棠一家》这本书算是比较特别的。我个人在小说方面的兴趣基本上比较偏重形而上，对社会生活、对时政、对历史没有很大的兴趣，所以我的写作原本和人群结合得不够紧密，应该说是比较脱离群众的。前些年我生了大病，生病以后对世界的看法有一点改变，觉得实在的生活离我的距离近了，因为原来你可以天马行空，你可以个人不管社会、不管其他人，但是生病以后一下打回原形，原来也一天在吃三顿饭，我也得购物，我也得用劳动换钱养家糊口。生病以后突然觉得离人群近了，在生病之后重新再写小说的时候，好像有一点还债的心情，觉得原来还是欠了一笔债，欠了我和周边人们的债、我和读我小说的那些读者之间，我欠他们一笔债。所以忽然关心起当下、关心起人群，忽然形而下。
这是我打算写形而下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写的是财产、遗产的纠葛，叫《纠缠》，第二部我本来小说的名字叫《荒唐》。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和我儿时的世界比起来特别陌生，觉得什么事情都偏离了原来的样貌，尤其是价值偏离得格外厉害。我是一个老铁路人，我爸爸妈妈也是铁路，我自己最初也是在铁路，我读了铁路的中专，进了铁路的火车头单位机务段，从那考大学离开铁路，我对铁路知道的比较多。在我的概念里，比如说桥，桥和星辰日月一样，我感觉就是永恒的东西。但是到了今天，我们随便翻中国的新闻，你会发现哪哪的桥又塌了。在我们看来，扶老携幼是一个普遍的人道法则，但是在今天，真有那些老太太、老头倒在路上，大家走到近处发现要绕半圈过去。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从国家层面有一些伟人、有一些大人物，比如像马克思、达尔文、托尔斯泰，有那么一些巨人，但是今天的巨人，每天教导中国人民的是一些商人、有钱人，在首富榜上哪一年排在第一、哪一年排在第二，是这样一些人。
我想说的是，好像这个世界和我儿时的世界，我在上海同济大学当了十几年老师，用上海人的话就是，真是两样了。觉得无论什么都有点不对，什么什么都有点不对。所以写《黄棠一家》的时候，觉得特别近另外一个主题，就是约瑟夫·海勒，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小说家，都说“文无第一”，我认为小说历史上最了不起的人，差不多可以当他是第一，大家都知道他的《二十二条军规》，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那本书翻译、出版都是我深度参与了，叫《上帝知道》，我觉得能写《上帝知道》的人是小说历史上最最了不起的家伙。他有一本书，也有中译本，但译得不太好，译成《出事了》，那本书介绍过来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标题，叫“出了毛病”。我觉得我要写的这个黄棠，其实就是写这种心情、这种情况，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出了毛病。
我曾经想过这本书还应该有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因为它是一个中国故事，是在今天囊括了好多方面的特殊的家庭，有官、有商，还有时尚，还有艺术，还有既是官二代也是富二代，在一个家庭里我把中国当下社会，我身边见到的那些熟人朋友，把他们的故事写到我这本书里。如果真说有一个主旨的话，就是出了毛病。我曾经想过这本书可不可以叫《中国病》呢？因为它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故事，就是我们当下的故事。我知道书出来以后，单行本出来以前先有一个缩写本的在杂志发表，然后还有一个全本的在杂志发表，全本发表的时候因为在浙江的一个小杂志，所以今天这么多人没有人读过，是浙江地方的一个杂志叫《江南》。我还是在这两次发表当中收获一点反馈，就说怎么好像是新闻串烧？写的都是这些年在新闻里经常知道的事情。我记得余华先生前几年的一本书《第七天》，那本书出来的时候也曾经有过，甚至专业批评家指《第七天》像是新闻串烧。因为余华省钱，他自己也不买书送人，我也没机会读到，我这个人不舍得买书，尤其是花钱买活人的书，所以那本书我没读到，我知道这本书。我听到说新闻串烧这个反馈的时候，我知道是说我写得不好，看你这个和看报纸有什么差别？拿一个报纸这些事都知道了，我何必看你的小说。
昨天和媒体的几个朋友面对的时候，媒体朋友也问过我类似的话，我说我们写小说的可能和你们不太一样，我们写小说关心的是纵向，我们哪怕就写一个断面，就写一个横剖面，我们还是关心纵向。我可能比较希望今天大家对这个故事里的事件和人物觉得熟视无睹，觉得每天就生活在书里的人物当中，大家都特别熟悉，今天看着不新鲜、不刺激，不如《捉妖记》，平时见不到，去电影院才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写的事情不用看就知道你上公交车、上商场，每天听大家说的就是这些事。但是我们写小说的人有一点关心纵向，如果你放到历史里边，假如我这本书运气好，30年以后还有人看，或者是300年、3000年以后还有人看，那时候他们看也挺新鲜的，退回30年要是看这本书里的故事，一个很有身份的老太太暴病在街头，一个很恢弘的大桥说塌就塌了，汽车稀里哗啦摔到河滩里，大家觉得今天不就是这样吗？但是提前30年、过后30年，我相信大家看这个事情挺新鲜的，桥也能塌？30年以前有哪个中国人听说桥塌了！
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城市是辽宁沈阳，沈阳这个城市老百姓特别迷足球，球迷特别多，原来有一个沈阳市人民体育场，18000个座位，沈阳也是足球城，显然远远不够，在前些年建了一个6万人的五里河体育场，一个大的足球场。好像是十年左右时间，突然把五里河体育场炸掉了，我回去问他们为什么炸掉？它不是很新吗？他们说房地产开发商觉得这块地炸掉换个地方重建，把这个地方作为房地产价值更高，我能赚的钱远远比给你重新买一块地建足球场划算。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时代好多事情都荒谬得不得了，居然河也能干，地球上好像绝大多数城市都是建在河边，但是有一天突然河干了，泰晤士河如果干了我想象不出人们怎么办？塞纳河如果干了巴黎怎么办？中国人有办法，我这个故事里的城市河干了，这个河道正常，河上的桥面800米，河面宽1000米左右，1000米在这个城市有20公里、30公里，干了以后居然变成聚宝之地，全都是机构，里面最多的机构是沙场，因为基建大量用沙，我刚刚从洞庭湖过来，我听说洞庭湖的湖沙卖到31个省市自治区，可能就是没卖到台湾去。做沙场，里边又是废品处理厂，我有一个知青伙伴，是我所在那个城市的破烂王，10亿富豪，收破烂的。他的主要基地就在河滩里，河滩里面又有各种各样的生意，包括黑道生意。
所以我说这个世界完全变了，就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我65岁，也就是说在我走向社会四十几年时间里，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这个世界变得我完全不认识了，我现在住得离人群有点远，我在中缅边界的一个大山上，叫南糯山，也是一座茶山，喝普洱茶的人多半都知道这座山，我住得离人群比较远。面对我生于此、长于此，我自己的祖国，我已经觉得自己完全是一个陌生人。我记得大诗人艾青的代表作《大堰河》，《大堰河》里面有一个片断，他回到家乡，回到大堰河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是大堰河的客人，是他家乡的客人，是他家庭的客人，那种感受和我的感受有一点像，我在我自己的祖国里，我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我已经不太认识这个世界。因为我曾经写过西藏，我在80年代初的时候去过西藏，在许多年里我一直写西藏，我就觉得我对西藏充满陌生感，陌生感极大调动我的神经，我特别新鲜。
我去西藏的时候写的西藏，在当时还算是特别热闹的一个事情，因为大家觉得马原写的西藏很奇特，以前没人这样写过。就是因为我对西藏陌生，我对西藏一无所知，我看什么都新鲜，我就把我这个新鲜的感受尽量复原或者再造，我重新造出一个对我而言、对我的读者而言特别新鲜的一个西藏拉萨。现在我写这本书有一点当年的情形，我个人生活一直是远离人群的，我只要下山，我只要回到人群，我就发现什么都特别新鲜，不怕你们笑话，我们山上在一年多以前突然给我们装了网络，装网络以后我才知道什么叫WIFI，在此之前很多年，我知道好多朋友都说，就是养牲畜的牧民进城、进酒店、进商场第一件事就是大喊大叫有没有WIFI，没有WIFI叫我们怎么活。原来我以为大家说这个话有什么典故，似乎是很幽默的事，但是一年多以前我家里拉了网络，我开始有WIFI，我用上以后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说我对这个世界特别陌生。对你们来说耳朵都磨出剪子的当下生活的种种荒诞和荒唐，对我来说特别新鲜，所以我对它充满热情地写。结果我发现，人家说你以为你写的主题新鲜，其实这些事不就是，什么叫新闻串烧？这是我从反馈里面听说的，说你做的就是新闻串烧。我挺沮丧。不过我还是挺高兴，如果今天的人不爱看，我就等30年，30年以后这些事重新变得新鲜的时候，那时候人看，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此文为马原在11月18日《黄棠一家》新书发布会上发言，
摘自九路马书院 本版有删减）
马原，男，一九五三年出生于辽宁锦州，现任同济大学中文系教授，当过农民、钳工。一九八二年辽宁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西藏，任记者，编辑。一九八二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冈底斯 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等。当代知名作家，曾是先锋派的开拓者之一，其著名的“叙述圈套”开创了中国小说界“以形式为内容”的风气，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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