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想来，郭家最终落户到这个大院与我们相邻而居，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个例，也是我们这些孩子最初能开阔眼界，接触陌生的外部世界的宝贵契机。其特殊性首先在于那是一个军队的家属院，而众所周知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特殊道路，决定了这里的成员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出身的军队干部。他们从战争中走来，文化不高，革命热情却不低，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凭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去接人待物，评判是非。文彬的爸爸郭平坦叔叔和妈妈陈富美阿姨则与之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人生轨迹。他们是宝岛台湾人，又自幼随父母移居日本，最终在日本最著名的早田稻大学完成了学业。而历史的错位和个人命运的交汇恰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发生了神奇的颠覆性作用。
且看，“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不仅在“欧洲游荡”，还经由与中国农民的狂热激进相结合，继而混合生成为巨大的冲击力，无情地摧毁着既有的社会存在。这一次，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比同样凭借着来自西方的《劝世良言》思想，而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的洪秀全，显然走得更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继苏联之后诞生出又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它以其创始人马克思精湛绝伦的理论构筑和迷人的人格魅力，散发出灿烂多姿的红色风采，据此吸引着虔诚的受众对于未来共产主义天堂的无限向往。
正是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满怀着要身体力行参加建设一个新中国的美好理想，身居日本的郭叔叔和陈阿姨，毅然放弃了在那里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富豪家庭，在五十年代初回到了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北京，用整个身心去拥抱炫目的光明和祖国的未来。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似乎表明，与其说他们在追求理想，不如说追求梦想更为贴切和写实。因为理想是经过努力可能实现的预期，梦想却只能定性为一种虚幻，顶多也不过是一种潜意识中反复发作的自我提示而已。如果一定要圆，断逃不出《周公解梦》之类的荒诞。所以在中国的成语中，只要涉及到“梦”字的，大多都是贬义词。诸如“白日做梦”、“黄粱美梦”、“痴人说梦”、“梦幻泡影”，不一而足。
实际上，郭叔叔一家在踏进国门的那一刻起，作为不具备“往返”条件的单程前往，必然为日后人生走向预设下只能“进”，不能“出”的重大缺陷。在随后的社会重压下，不管你主观意愿如何，都要将个人的价值观和自我的生活方式，拿出来和主流意识形态加以非对称性的置换。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和风细雨、一蹴而就，它是通过建国初期就接踵而来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高、饶”、“反胡风”、“反丁、陈”、“反右”、“反三面红旗”等等，似乎永无休止的一个个“反”字当头的政治运动来修成正果的。这种行为的实质并不在于其自身的正确与错误，而在于从过程的演绎中彰显践行者超然无我的境界，勇于牺牲的精神和痴狂殉道的无畏。回国后的郭叔叔一家，正是这样一路风雨兼程，从东京到北京，再蛰居青岛，来了·····来了，循着固有的逻辑推定，一步步向我们——走来！
其实，我并不知道这对夫妻回国之初的境遇如何？但是从他们家里摆放在最显著位置上的一张照片，可以合理地推断出最初的日子是惬意的。那是一张周恩来接见日本友人的旧照，意气风发的郭叔叔坐在宾主的后面担任翻译。照片拍得极好，显然出自专业摄影师之手。照片里周恩来一如既往的微笑着，两道浓眉之下一双洞察秋毫的大眼睛熠熠闪光，风采依旧。只是如若这位六亿人民的当家人，看到自己从东瀛归来效忠祖国的翻译，居然落魄到一家五口同居斗室，屋内两张双人床首尾相接，紧依着西墙并排而放，分别成为三个男孩子和他们的父母的卧榻之处，其间仅以一个布帘子相隔来遮人耳目的场景时，不知他还能不能发出那闻名于世的爽朗笑声？！
想想吧，亲们！薄薄的一层布帘，企图在单一狭小的空间里，将正值壮年的父母和孩子的世界画地为牢，可它遮得住人的尊严，性的神秘，爱的渴望，灵的升腾，肉的颤栗，情的飞扬吗？！在这种环境下发生的夫妻生活，无异于配偶间的自我偷情，做贼般的偷偷摸摸，畸形的生理体验，扭曲的幸福解读。除此之外，或许只剩下每天早上起床后，下意识地去观察刚刚温存的那个夜晚，是否会在自己孩子的脸上留下可供辨析的蛛丝马迹。
这一切的发生奇怪吗？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疯狂时代里，你生于台湾？那不是国民党反动派盘踞至今的地方嘛！又长在日本？那更是从明嘉靖年间闹倭寇那阵，就与中华民族结下了不解的梁子，八年抗战刚刚被八路打得遗精便血，现在还狗改不了吃屎，一直和美帝尿在一把夜壶里的东夷鸟国呀！可疑，叠加的有口难辩！经过这么“二元一次方程”的政审运算，很抱歉，热血青年！由于红色的“基因配型”呈多项排异性不符点，再往下的日子就只得委屈了您那！要知道，那年月往上捋三代旁系血亲都是杠杠的穷光蛋，翻身之后虽然在政治上已经位列显赫的统治阶级之尊，但三代同居一室的还大有人在呢。更何况就您这朱门酒肉臭的家庭背景，不首先在生活上荜门蓬户、甘于蜗居，啥时候才能从思想深处和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限呀？啊——！于是乎，靠一道帘子布下汉河楚界这类疑似反人类的糗事，也就无需大惊小怪的应运而生了。
最顶层挂黄色衣物晾晒的那个窗口，就是1954年作者母亲结婚时居住的婚房西窗
不过，虽然文彬爸爸妈妈的出身背景与我们土八路的父母大相径庭，但我们两家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有三个男孩子，彼此年龄还相仿，上下不差个一两岁。这样一来两家人既相邻——中间只隔着一道墙，套用样板戏里李奶奶的话，叫做“有道墙是两家人，拆掉可就是一家人啦”，加之孩子又归为同一个品种的半大小子，打成一片也便顺理成章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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