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斯图里卡：现代人都是“没有宗教信仰的新人类”

最早知道库斯图里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了他那部有名的电影《地下》，令人记忆最深刻的是，电影中的南斯拉夫战争被他拍出了点黑色喜剧的味道，很有趣。出生在南斯拉夫的萨拉热窝的库斯图里卡，经历过巴尔干战争的灾祸，塞尔维亚的炮火，多年以后，为了除掉这些繁重的记忆和沉重的思绪，他更愿意选择刻意地忘记。而回到电影的创作里，他偏爱狂欢、荒诞、黑色幽默的叙事风格，滑稽的表演、浓烈的色彩；难以割舍的乡愁在他的电影中随处可见。多数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原来苦难的诉说还有这样一种别致的方式。 1989年的《流浪者之歌》与1995年的史诗级巅峰之作《地下》两捧戛纳金棕榈，他成为备受推崇的大师；1998年，他又凭借《黑猫白猫》获得第55届威尼斯银狮奖最佳导演奖。他曾一度被世人称作“鬼才导演”。创作中，他讲述的，多是那些由时代的悲哀造就了的不幸人生。这些角色，要么身体有缺陷，口吃或跛腿；要么精神失常，或人性缺失，比如嗜赌的赌徒、贩卖儿童的奸商和游手好闲的无耻之徒…然而事实上，他并不想为这些困境中的人展现一个悲惨的生活画面，来让别人同情，恰恰相反，他喜欢反其道而行，借波斯尼亚人爱喝酒爱跳舞的习俗来传达他们对现实另一种特别的反抗，一定程度上，我觉得他也是在由衷地敬畏生命本身。

在老库看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电影语言、电影技术的更迭变化就像是古老的工业革命一样，电影成本从十万上升到千万到亿，电影的数量在急剧增长，电影营销手段也越来越多。而这一切，看上去似乎很繁荣的样子，但事实上呢，“大家现在说电影，就像蝴蝶一样，只活一天，白天活着，晚上就死了。”

历时十三年，库斯图里卡亲笔写了这本似乎“与他无关的”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书中，他真诚地讲述自己年轻时的种种经历，父亲的荣耀，母亲的两件套，还有他与秘密情人共度的那些时光。

十几岁的时候，生活在纽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孩子可能会排队去买披头士或鲍勃迪伦的新唱片，而今天，大家排队购买的热情似乎只献给了iphone手机。就像他在书里说的，在这个世界，物才是引力中心，它早已取代了那些我们曾经偏爱的、歌唱爱与自由英雄。他将现代人比作“笼养鸡”，屈从于现有的一切规制，有些人甚至早已忘却了与自己紧密相连的身份、文化和历史记忆。于是，多年以后，他希望写一本书，想试图借助文字整理下早些时候，一些破碎的记忆和曾经那些挥之不去的灰色牢笼。

听他讲，在萨拉热窝，这个我们听起来多少有些陌生的地方，人们生活的街区上每一条路都朝着铁路延伸，在那里，人们早已养成了驼背走路的习惯，多半是因为天气的原因，不是太热就是太冷，又仿佛是糟糕的气候才让他们变得卑躬屈膝。而除了战争和家园，库斯图里卡还是个内心细腻的男人，在书中，他将自己和妻子马娅初遇时的心理状态描摹地细致入微。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爱情其实和电影很像，即使有再好的对话，再好的舞台布景，也不足以成就一部伟大的影片。而情感在人的一举一动中微妙的升温，但却也同样永远无法刺穿终极谜题。关于爱情，世人终究是寻不出一套固定的章法。 19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家，去布拉格学习导演，临别时母亲依依不舍，但同时她也深感庆幸，因为她再也不用担心儿子晚归后可能被打的遍体鳞伤了，虽说库本人并没有进过少管所，但对他同龄的小伙伴们来说，这却是家常便饭。对于他的未来，父母两人抱有不一样的态度，母亲是个天生就有韧劲的人，从来不会放弃自己的计划，当然她也希望自己的儿子和自己一样，能坚持追求自己想要的；而父亲却说，“你不一定要成为费里尼”，但至少要成为像德•西卡那样的导演。” 为了供他上学，父亲曾一度为他申请奖学金，但失败了，最后只能用房子换来的钱支付高昂的学费和他在大城市的开销。二战的时候，库的父亲加入了人民解放运动，之后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不幸离世。之后的萨拉热窝局势愈发混乱，库一直在苦苦纠结，要不要回去。最后出于种种考虑，他没回去，或许也正是因为这样吧，此后他一直在自己的电影里重现家乡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