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艺术

《责任的重负》 ——托尼•朱特的道德考量

来源:未知 阅读: 2018-01-13 09:47 我要评论

“伟大的作家要么是丈夫要么是情人。有些作家满足了一个丈夫的可敬品德:可靠、讲理、大方、正派。另有一些作家,人们看重他们身上情人的天赋,即诱惑的天赋,而不是美德的天赋。……如今小说的家庭里充斥着发疯的情人、得意的强奸犯和被阉割的儿子,但罕有丈夫。加缪则是当代文学的理想丈夫。”

1963年,以辣手著文章健行文坛的苏珊•桑塔格,为阿贝尔•加缪特制了一种既温柔又犀利的评论方式,她还把自己极少使用的形容词一并慷慨地送给了加缪:理智、适度、自如、和蔼。“除了加缪,我想不起还有其他现代作家能唤起爱。”

以思力健拔闻名于世的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同样对加缪不吝赞辞:“加缪,毫无疑问是当今法国最杰出的人,远在其他知识分子之上。”另有西蒙娜•波伏娃因喜欢加缪而致使她的情人萨特吃醋不已。对于一位男性写作者而言,能获得这三位女性此般赏爱,说明无论他是身为男性这一维度上,还是身为写作者这一维度,都是极优秀了。

美国史学家托尼•朱特(1948-2010)在1998年出版的《责任的重负》(中译本由新星出版社2007年出版),又为加缪的荣誉进行了加冕。加冕的理由是,加缪无论在智识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一位对自己身处社会与历史负责的知识分子。莱昂•布鲁姆与雷蒙•阿隆同列其中。

《责任的重负》是《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一种补充。朱特以研究战后知识分子史见长。他对知识分子的评价的核心词是“负责”,把知识分子还原到他们生活的年代,考查他们的言行与历史纵横嬗变之间的联系。

在《未完成的昔日》里,朱特以苛刻的眼光,重新审视了法国左派知识分子,那些对共产主义满怀热情的人们,以对信仰的忠诚,刺穿了现实与道德的责任感,用颇具煽动性的抒情话语,共同参与编制了一个充满悖谬与罪恶的乌托邦谎言,天真地让自己成为共产主义的宣传道具。而苏联的共产主义极权漫延至东欧,他们的热情才慢慢转化为不知所措的彷徨。

朱特颠覆了包括萨特(1905-1980)在内的很多知名知识分子的形象。以萨特们的智商和修辞学修养,把他们的作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中抽离出来看,总是能看到值得尊敬的品质,比如正义、良知、对真理的追求。但若放宽历史的视野,在更长久的历史图景中观察他们,萨特们虽然“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萨特之语),但也妨碍了时代健康的血液循环。

加缪以及莱昂布鲁姆、雷蒙•阿隆与萨特们相反,他们有自己的辨识标准与判断尺度,尽管他们都被当时的人们弃置于时代的暗角,放逐在主流思想之外,他们以自己的言行,纠正着时代的谬误。即便这种“纠正”是微弱的,甚至在实际上并无甚作用,但在后人检视历史之时,他们可以成为智慧的汲取之源。




《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作者:【英】托尼·朱特译者:章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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