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曾经常想像自己长大后要从事的职业。做图书管理员意味着，我能从看书中挣钱。做兽医意味着，我能从热爱动物中挣钱。有什么工作能让人从在树林里遛弯中挣钱吗？上大学后也许能找到答案。
我不知道我把自己当成职业女性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南方小镇长大的人，我认识的所有女性都和孩子一起待在家里——不管她们是否愿意（这是指白人女性。在我童年时代的亚拉巴马州，黑人女性大多在白人女性家里干活，白人女性则什么都不干）。
我也想到要结婚和生孩子。我当然会这样想；那时侯的小女孩都这样想。我会从高中毕业，然后从大学毕业。我会去工作，会结婚生孩子。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孩子将来会有的弟弟妹妹——会成为让我人生完美的荣耀。我会喜欢我的工作，但我的工作只会是我所做的事情，而不是我会成为的人。我会成为的是母亲。
如果你在一个像我这样的家庭长大的话，这些想法并不落伍。我母亲对做全职妈妈的限制非常恼火，但有一次，我问她，她觉得自己生来应该做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说：“我生来就是做母亲的。”我父亲对做父亲也有同样的感受。我父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支撑这个家庭。我们这些子女定义了他们在世界上的角色。
所以，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认为，自己一生所做的事情都只是在为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的那天做准备，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画的这个圈子直到最后一个孩子降生才会圆满。我并没想过，我想象中的那些代表我人生圆满的婴儿，每个都命中注定要画出不同的圈子。将他们的圈子和我的圈子构建的维恩图(Venn diagram)重叠几乎只是一瞬间的事。我自己的圈子在圆满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破开。
母亲节、以及随之而来的温室鲜花和餐厅早午餐，只不过是做母亲是女性人生顶点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化观念的可见表达。一个不是父亲的男性从来未被贴上任何特殊的标签，但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女性常常被不加思考地贴上“无后”的标签，就好像她缺少了什么，好像她被贬低、她不完整似的。
但是，对那个全心全意地相信这种文化观念的女性，那个认为做母亲真的定义了自己人生的女性，我只能说上帝保佑她。这个坚持认为抚养孩子是女性一生中最重要之事的文化，同时也坚持认为，在她的孩子离开家的那个时刻，她必须心甘情愿地放弃母亲的身份。臭名昭著的“直升机父母”、爱管闲事的妈妈、爱挑剔的婆婆——这些说法都至少像任何表现了女性特质的《圣母和圣婴》(Madonna and Child)一样普遍存在、且不受挑战。一个不能“放手”的母亲是一个一味攫取的绝望家伙，对这种人即使不公开辱骂，也只能是彻底怜悯了。
有关那些不能放手的“直升机父母”的抱怨，对像我这样的普通妈妈来说是无的放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有时间去对一个不再是孩子的孩子管头管脚呢？即使我有那种时间，我也不会去操那份心：我三个儿子中最大的一个已经完全独立，另外两个目前在上大学，他们都把自己的事情管得好好的。我知道，我将不可避免地在他们的生活中占越来越少的比重。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当我爷爷奶奶住的房子在大萧条时期被烧毁时，全家搬到了我的曾祖父母那里。当我的另一个曾祖母守寡后，她也搬到了他们的农场。没人问这种安排是否明智，也没人怀疑她们中的某个人感情发育不足，无法放手。她们只是想共度余生，一起在凉爽的夜晚坐在门廊上相互聊天。
虽然我喜欢那种生活的对称，喜欢去教堂后、全家人围坐在农舍一张大餐桌旁吃周日大餐，但我也谢天谢地能在自己的时间和地点生活。我的孩子们步入每个能力和独立的新阶段时，我都忙得顾不上感到悲伤，尽管我知道，这种独立有朝一日会让他们从我的身边离开。
但我努力摆脱一个不断的提醒，那就是，我的儿子们将主要与我从未见过的人共享他们的生活，他们都在做我只知道点皮毛的工作。他们爱我；这点我知道。他们经常打电话跟我聊天，如果对某个问题感到不确定的话，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寻求我的建议。但正如他们自己的文化所要求的那样，他们也创造了自己的生活圈子，我和我丈夫只能处在他们圈子的外围。外围。几乎该被淘汰了。即使房子着火也不会把他们送回来，与我们永远住在一起。
他们都回家来过母亲节，这将让我欣喜万分，但在我内心深处的一个小小角落里，我也将怀念那些他们仍是那么小、那么需要我的日子，因为那时的家庭圈子很小，也很封闭。我会怀念他们汗水淋漓的小男孩脖子的气味，还有在我的大腿上蹦跳时，他们潮湿的小手抓着我衬衫的感觉。我也会记得所有过去的母亲节，那些年里，母亲节意味着用彩色蜡笔画的贺卡、石膏手印，以及用车轴草、宝盖草、金钱薄荷和蒲公英做的花束。那些才是世界上最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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