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讲一个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几乎被人们遗忘的故事。我写的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而是我和我的同龄人的人生经历。
从“天之骄子”到“现行反革命”
1964年8月，我怀着当居里夫人的梦想跨进了北京玉泉路甲一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门。正是风华正茂的年岁，作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是多么自负、自傲和自信。我们向这辽阔的天空呼唤：“这世界是我们的！”
考进中科大时的作者学生证上的照片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不但打破了我当科学家的美梦，而且一下子把我从天上摔进了无底的黑洞，连我自己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一夜之间我就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时我是科大二年级学生。1966年12月初，我从外地串联回到北京，听说北京的一些高校和中学的学生被抓起来了，因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林副主席和江青同志。我看了那些著名的“大毒草”，像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北大“虎山行”的《给江青同志的一封信》，在科大校园里也出现了几张大字报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并讨论毛泽东思想是否可以一分为二。我觉得这些年青人很有思想，他们的大字报讲得挺有道理，特别是伊林、涤西的《给林彪同志的公开信》，听说伊林、涤西只是两个高中学生，我非常佩服这两位青年人的胆识和他们深刻的思想与理性，他们讲出了当时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这张大字报是文革中最杰出最有思想的文章之一。伊林、涤西二位为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讲真话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真是我们民族的思想家。当时我对不少人讲过我同意伊林、涤西的观点。林彪说的“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些说法是反科学的。我把这些想法和一些同学讨论，许多人认为这样想虽然有道理，但太激进，容易让人抓辫子。但大家都认为因为写了张大字报就抓人是不对的，是违反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家观点都比较一致，就商量着要写一张大字报阐明我们的观点。
《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是由近代物理系青年教师朱栋培（581，文革中改名为朱军），近代物理系学生冯正永（644）和我共同起草的，为了不让人抓小辫子，我们在措辞上非常谨慎。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文化大革命要有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要让不同见解的人有平等的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希望中央文革小组把抓起来的学生释放，让不同观点的大字报自由鸣放，不因言论治罪。后来在“雄师”（注：“雄师”是当时科大一些师生组织的小型战斗队，人数大约有三十几个，比较集中在6431〔近代化学系化物专业大二〕、6443〔近代物理系理论物理专业大二〕这两个班级）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于1967年元月1日在西单墙上和玉泉路科大校园里贴出。
因为多次抄家，这张大字报的原稿我已经找不到了（注：“雄师”的两篇大字报内容详见《记忆》总第39期，2009年12月20日）。我记得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1．讲话风：中央文革以无产阶级司令部自居，每到一处就表态，支持一派，打击一派，造成群众组织的对立；2．抓人风：中央文革叫群众火烧这个，炮打那个，可就是自己碰不得，把持有不同意见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抓起来，开创了文化大革命中用专政的办法处理不同意见的先例，这是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
元月5日，我们又贴出了“雄师”的第二张大字报《分歧在哪里？》，这张大字报是由我起草，在“雄师”全体会议上讨论修改后发表的。现在看起来，《中央文革小组向何处去？》这张大字报有点像一杯温开水，没有激进的观点，但我们强调的是要按照“十六条”办事，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要依法行事，要有言论自由，不能因言治罪。因为我们的大字报调子比较低，讲得又比较切合实际，在北京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同情支持我们的观点。
有人问我们，在当时的形势下为什么还要写这张大字报，现在回忆起来，可以用一个“狂”字来描述我们的心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毛泽东的豪言壮语使我们这些雄心勃勃、精力过剩的年轻人感到我们是遇到了大展身手的历史时机。我们那时真是觉得这天下大事是我们的事，该做的事情就要义不容辞地做，该说的就要义无反顾地说。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大字报能扭转乾坤，改变历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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