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译林》杂志，已发展为知名的译林出版社，其经济收入，更连续8年位列全国文艺出版社之首位。近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我与译林》，回顾了译林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故事。其中使我久久难以忘怀的，就是译林多年与上海译者及读者结下的情缘。
文学界及译界的中老年朋友，有不少都还记得四十年前《译林》创刊号因译载英国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而被向中央领导上书告状这一旧案。尽管当时《译林》幸运地未受追究，但仍被北京译界一批对西方当代文学持有偏见的学者视为异端而遭到封杀。为了摆脱找不到翻译版本和译者的困境，我只好转向上海求援。当年“文革”刚结束不久，上海高校有许多中青年外语教师，想做事却没事做，一些大出版社又不找他们。我看到这是《译林》开辟稿源的“富矿”，立即下大力在上海组织译者队伍。
最先是把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多名中青年骨干教师联络起来，成立类似如今“签约作家”这种松散的小组。先送给每人一本《现代汉语词典》，预支两千元，供各人打字复印等开支。随后又邀请他们参加译林编委扩大会，在《译林》上优先采用他们的译作，引荐他们同译界名家沟通交流，等等。今天看来这些不起眼的小动作，在当年确实使上海译界朋友增进了对新生《译林》的信任。正因为得到上海多位译者的支持，才使得《译林》能较快地走出被封杀的困境。比如当年陆谷孙夫妇为《译林》日夜赶译《吕蓓卡》；后来出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的谭晶华，因《译林》缺稿，也立即赶译《看那灰色的马》。还有好多位上海著名学者，包括周煦良、方重、杨岂深、林同济、陈冠商、李俍民、王道乾、郝运等老专家，以及当时还年轻的黄源深、李良佑、朱威烈、邱懋如、张以群、谢天振、张世华、陈生保等等，都是支持过《译林》的译者和好朋友。毫不夸张地说，若无多年来上海译者对译林的支持，译林很难有今天的成就。
上海具有对外开放的历史与传统，对外来文化的接触和理解，历来也都更多。《译林》以介绍反映外国社会现实的流行小说为主，这个定位，也许与众多上海读者了解西方社会的期望相契合，所以《译林》杂志和译林版流行外国小说，一直在上海销得最好。据邮局提供的数据，八十年代《译林》杂志订户中，上海读者始终占据全国五分之一以上。不仅杂志如此，译林版的翻译图书，也拥有很多上海读者。印象最深的，就是《尤利西斯》在上海首发那一次。
1995年4月9日下午，译林社邀请萧乾、文洁若夫妇，在上海福州路上海书店，举办译林版《尤利西斯》（上卷）的签售活动。本以为这么晦涩难懂的“天书”，不会招来很多人，哪晓得竟引来上千人排队购买。我一看那么长的队伍，生怕秩序一乱失去控制，连忙请上海书店打电话给派出所，请来了三位民警协助维持秩序。购书人男女老少都有，其中难免有的是想来看萧乾的，但绝大多数还是冲着买书来的。我曾问一个初中生模样的少年，为什么来买这本书，他答：“这是当代世界名著，我现在还看不懂，但将来我一定会认真去读它。”还有位老人一下子买了3本，说要寄给在外地的两个子女。签售不到一小时，备货的五百本全卖光了，还有许多人没买到。这时有些人大声抱怨，不少人迟迟不肯走，眼看不好收场，我只好出面打圆场。除了向排队人群表示歉意之外，保证说：“凡未买到的，每人先发一张购书券。我们今晚连夜从南京送书来，明早9点凭券优先买书。”经过耐心解释，排队人才逐渐散去。这则故事曾被有些报纸以“九十年代还要凭票买书”为题作了报道。
不仅如此，译林举办首届全国英语翻译竞赛和日语岛崎藤村翻译奖评奖，其参与者也是上海最多。仅从上述这些小事，显现译林与上海似乎确有一种情缘。我在《我与译林》这本书中，重提这些往事，既是表示对周煦良、陆谷孙等已故上海老友的缅怀，更是表达对上海众多译者和读者的感激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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