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科大----岁月淌不尽的希望

火车上，海海紧紧地拉着我说，今天夜里他不睡觉，他怕妈妈走了。但天一黑，他就睡着了。半夜火车到了蚌埠车站，我吻了吻熟睡的儿子，离开了车厢。祥直接送他去奶奶家。

回到学校我们拼命地学习，工作，想把成绩搞得好些，早日毕业把孩子接来。

李政道的同学的命运

这次回科大我上的是物理师资进修班。那一年没有人给我们开高等四大力学的课，物理教研室麦汝奇告诉我们，他从大连请来了一个李政道的同学给我们讲四大力学。我们听了半信半疑，以为他在开玩笑。第一次上分析力学课时，当我来到教室时，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坐在前排，他那饱经风霜的脸又黑又粗糙，穿一套不合身的新制服，我当时脑子里冒出的想法是：“老麦不知从哪里给我们找了个老贫农来忆苦思甜。”旁边的同学悄声告诉我，这就是谭家岱老师，是李政道在浙大的同班同学，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到农村劳改了二十几年，刚从农村回来，就到科大来给我们上课。我心想听老贫农讲分析力学大概别有一番风味。

当他往讲台上一站开始讲课，我们都鸦雀无声了。他讲课时严密的逻缉，清晰的思路，熟练的数学推导，把我们都镇服了。他每学期给我们开一门新课。他最喜欢的是苏联物理大师郎道的体系，他系统地给我们讲了分析力学，数理方法，场论和量子力学。后来不少研究生和77届本科生都慕名跑来听他的课。我们这个课的教室总是挤得满满的。在当时的科大以及全国能开出像他这样水平的课的老师确实是不多的。

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到他宿舍里去看他，他住在教员宿舍筒子楼里一间，房间里堆满了很多的书。我们聊了一会儿上课的事，就好奇地小心翼翼地问他一些过去的经历。他一边抽着烟，一边慢慢地回忆，抗战时期他和李政道是浙大物理系的同窗，李政道是他们班年龄最小的。后来李政道去了美国。1956年他刚三十出头，在大连工学院就被提为正教授。他当时年轻，业务又好，非常自负，1957年给上头提了几条意见，就被划成了右派，被送到农村劳改，老婆也跟他离了婚。我说，这二十多年的劳改，您也没忘记您的物理，我们都很钦佩您对物理学深刻的理解和高深的造诣。他说，那主要是年轻的时候基础打得扎实，后来劳改的时候，没有别的书看，自己脑子里就想个题目，算一算，解解闷。

有一年李政道到科大访问，谭老师陪同参观。他们两人虽然年龄相仿，但看起来像差了十几岁，李政道是那么精神奕奕，神采飞扬，看到他旁边的神情黯然的谭老师，我完全体会他当时的心境，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李政道留在国内而谭老师去了美国，那历史又会是怎样呢？

平反后我提出的三条意见

1979年的某一天，我收到通知去参加平反大会。在会场上见到不少老年和中年的老师，我大概算里面最年轻的了。看到他们，我在想，我是不是还算幸运呢？平反文件一个一个地念着，台下一片轻轻的抽泣声。会上谭老师的右派问题也得到了改正，恢复了他的原工资级别。

在会上，我也接到了两份平反文件，一份是为周平平反的文件，一份是为“雄师”平反的文件，后面有29人的名单。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泪水把这张纸湿透了。我知道这每一个名字的后面都有一个血泪斑斑的故事，而且我知道还有许多人的名字没有列在这名单上。

看着这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十几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7年元月14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捕了五个“雄师骨干分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这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僵持了大约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缓缓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凛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不是小说，也不是电影剧本，明月为证，天地为证，在场的几千个科大人为证，这是1967年元月14日发生在北京玉泉路科大校园的真实的一幕，这是人心，民意，这是历史……

我拿着这平反文件到了校平反办公室，一个慈祥的老人接待了我。我说，我很高兴历史终于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但我还有几点要求：
第一，平反文件讲我们的大字报是“反对”中央文革，“反对”这个词不对，因为我们的大字报没有反对任何人，对一个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民主的生活，是符合宪法的。不能因为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对”。我没有先见之明，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胆量去反对大人物。那个老人看我一本正经很认真的样子，觉得很好笑，就说，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咬文嚼字了嘛。

第二，我说，受“雄师”问题牵连而受到迫害远远不止这29人，有许多人虽然没有参加“雄师”，但因同情“雄师”观点或者元月14日去拦过车，也受到了迫害，校党委也要为他们平反，我递给他一份名单，上面有我和祥所能回忆起来的人名.我说据我了解，受“雄师”一案牵连，在科大，在清华、北大、北航、地院、北大附中、京工附中以及其他大专院校共有大约上千人。他接过名单说，对于科大的人我们会尽快调查了解作出结论。对其他学校的人，他们自己会处理。

第三，受“雄师”一案牵连，我的八本日记本被抄走，我要求把我的日记本归还给我。他说，事隔那么多年，这些材料已经找不到了，很抱歉。

这八本日记本是我从小学四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日记，是爸爸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们让我把“最重要的，有意义的和值得纪念的东西写下来，长期地写下去，将来就是你的生命史”。这些日记记录了我从童年、少年到少女的成长足迹，记录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和我的梦，这日记没有虚伪和掩饰，是我内心世界的自白。但在文革中，我的日记却被整页整页地抄在大字报上被人们批判，我从来也没有想到我的内心世界会被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也没有想到我的日记会成为我的罪状，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写日记了。现在我的日记再也找不回来了，我的青春、我的梦……都永远地消失了。
（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