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巴士底藏有一所武器和弹药大仓库的民众转而将目光对准了巴士底狱，这座自1715年以后便用来囚禁政治犯的监所，有100尺高，带着30尺厚的墙，四周围有75尺宽的壕沟，长久以来，它已成为专制的象征。巴士底的领导者洛耐侯爵未能阻止民众的攻占，当日下午，巴士底狱即陷落，洛耐被打倒、杀死，头颅被悬在枪尖上绕城展示。
巴士底狱陷落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也是群众暴力行为的高潮。此后，王权滑落，旧制度瓦解，暴力与骚乱却接踵而至。巴黎民众为什么选择了暴力？各个阶层在其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沉疴遍地的法国，各种力量如何聚集汇成了法国大革命？
由理想国出版的威尔·杜兰特《文明的故事》，以整体历史观而非碎片化信息认识人类文明。在第10卷《卢梭与大革命》下册中，杜兰特从不同阶层出发，分析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再现法国大革命中的利益交锋。
无产阶级： 渴望平等，但不想占领国家
在这行将破灭的不幸王朝，法国城镇却因工业和商业的繁荣而富裕。巴黎现已成为商业而非仅仅是政治中心，它是控制法国一半的资本，即一半的经济的轴心。1789年，它有共约60万人口，那时它不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城市。伏尔泰形容它顶多只配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居住。约瑟夫·普里斯特利于1774年访问此地后报道：“除了宽敞、繁多的公共建筑外，任何事物都不曾使我惊奇，与此相对的，我却对几乎所有低矮、污秽而曲折的街道感到无比的愤慨。
中产阶级： 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
中产阶级并不想推翻这一专制，但渴望控制它。 他们绝不希望民主政治，但他们希求立宪政府，使各个阶级的才智之士能被推出来负责立法、行政和国策。他们要求解除政府或行会对工业和商业的限制，但他们不反对政府的补助金及农民和市民的支持以争取中产阶级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的本质是中产阶级利用农民的不满破坏封建制度，用市民的不满缓冲国王的军队，因而倾覆贵族和教士。 革命的两年后，至高的立宪大会废止封建制度，没收教会财产，为商业组织立法，但禁止工人有任何组织或聚会。
力量的聚集
所有这些革命的力量都受到观念的影响，并有着吃饱穿暖的欲望。除了哲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宣传外，还有遍布的 共产主义者 ，他们继承并发展前代人摩莱里、马布利、兰盖解释的社会主义。布里索的《深究财产权的哲学含义》、蒲鲁东的《什么是所有权》更早讨论到私人财富是盗自公众的货物，法律是“强者对付弱者、富者对付贫者的一项阴谋”。
1789年攻下巴士底狱后不久，F. 布瓦塞尔出版了一本《人类的问答》，所有的罪恶都由于“图利、杀人及违反社会的阶级，他们曾管理、毒化并摧毁人类直到现在”。强者奴役了弱者，并设立法律控制他们。财产、婚姻和宗教的发明使篡夺、暴力和欺诈合法，因而一小撮人拥有土地，大多数人却在饥饿和寒冷中生活。婚姻是女子自私的财产。任何人都无权拥有他所需要之外的，任何超出之物都应按照各人的需要分配，有钱的懒人应工作或停止大吃大喝。修道院应改为学校。
这些想法在酿成革命的过程中只占微小的部分。1789年，从法国各地送到三级会议的诉苦状中很难找到社会主义情绪的迹象，也没有涉及攻击私人财产或专制。中产阶级控制了局势。
共济会是革命的一个因素吗？我们曾注意过这个秘密社团1717年在英国兴起，1734年首次出现于法国。它快速传遍欧洲，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都喜爱它，教皇克莱门特十二世曾禁止教职人员或俗世政府参加或帮助共济会，但巴黎法院拒绝承认这个敕令。1789年，巴黎有629个共济会支会，每个支会通常有50到100位会员，包括许多贵族、一些教士、路易十六的兄弟们和启蒙运动的大部分领导人。1760年爱尔维修创立科学分会，1770年天文学家拉兰德推展为“九姐妹”分会（九姐妹即九位缪斯），聚集了贝托莱、富兰克林、孔多塞、拉罗什富科、格勒兹、霍顿及后来的谢耶斯、布里索、德穆兰和丹东。
理论上，共济会会员排斥“无神的怀疑论者”和“愚蠢的无神论者”，每个会员必须声称信仰“宇宙的大建筑师”，它需要进一步的宗教教条，因此大致上共济会的理论限于自然神论。他们对驱逐犹太人离开法国的运动有明显的影响。他们宣言旨在建立一个秘密的国际兄弟会，以集会和仪式使人类基于友谊而结合起来，宣誓互相帮助、宗教容忍和政治改革。路易十六时代，他们活跃地参与政治，几个贵族会员成为全民大会的自由派领导者，如拉斐特、小米拉波、大米拉波、诺瓦耶子爵、利昂库特公爵、奥尔良公爵。
最后便是明确的政治团体。首先他们模仿英国的形式——进食、谈话和阅读；1784年，他们便成为半革命性辩论的中心。有人说：“他们大声演讲而且毫无忌惮地谈论人类权利、自由和利益及地位不平等的大荒谬。”三级会议开会后，布列塔尼的代表组成布列塔尼人俱乐部。它很快地扩充会员以包容非布列塔尼人如米拉波、谢耶斯和罗伯斯庇尔。1789年10月，它的总部搬往巴黎，变成雅各宾派。
因此，正如历史上多数的关键性事件，100个相异的因素汇成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因则是中产阶级人数、教育、财富和经济力量方面的发展。他们要求与他们对国家、政府财政上种种贡献相对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而且他们担忧，唯恐国库宣告破产使政府公债失去价值。次于这个因素而作为助力和威吓力的是百万贫穷的农民，他们渴求摆脱租金、税款和教会税。另有几百万农民已坚强得足以对抗庄园主、总包税人、主教和军团，而且有组织的城市群众不满于面包的供应受操纵及历史性通货膨胀循环中的薪资落后于物价。
除此，还有一些混乱的辅助因素，宫廷奢侈的浪费、政府的无能和腐败。由于长期与法院和贵族争斗而使王室衰弱，缺乏政治性机构以使怨懑能够合法而建设性地表达出来，市民受到学校、书本、沙龙、科学、哲学和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敏锐，他们对政府的期望愈来愈高。加上基督教信仰悲剧性地降低，它曾经维护现状和国王的神圣权力，宣扬服从和依顺的美德，而在政府无力负担扩增的工作经费时，它却蕴集了可羡的财富。加上“自然法则”信仰的传播，它要求人类公平对待任何理性动物，不论出生、肤色、种族或阶级，共处于一个壮观的“自然国度”。在这个国度中全人类平等、善良而自由，但人类已离开此间而堕落，这是因为发展私人财产、战争和固定阶级的法律的缘故。加上律师和演说家的兴起和繁衍，可护卫或攻击现状，唤起并组织公共情绪。此外还有繁多而狂热的小册子作家、政治团体的秘密活动，以及奥尔良公爵欲夺法国王位的野心。
将所有这些因素集中于这个王朝，其国王温和而仁慈、柔弱而犹豫，受困于四周混乱的事件和内心矛盾的动机，所统治的人民却几乎比历史上所有其他民族更敏锐地感到痛苦，感情更丰富，易冲动且富幻想力。只需要一些比思想更能深刻激发人类本能的事件，便能将这些力量结合并煽动成为一股分裂的爆炸力量。也许那就是1788年的干旱和饥馑，及1788年至1789年的酷寒。1781年，吉拉尔丹这样断言：“只有饥饿会造成这种大革命。”乡村、城市和巴黎的饥饿强烈得足以使群众推翻传统、敬意和畏惧，而且成为饱食者追求利益与智慧的工具。法律、风俗与怜悯崩溃，革命于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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