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11日，半杯清茶社首任社长程岗先生以他多年潜心研究顾维钧的心得，向听众介绍了这位民国第一外交家的外交生涯以及由巴黎和会所引发的“五四运动”，受到听众的热烈欢迎。相关报道参见《尚有一人是男儿：巴黎和会与顾维钧的外交生涯》。
2019年7月13日，半杯清茶社假波托马克社区中心举办“五四运动”百年纪念的第二次研讨会，由半杯资深会员路阳博士主讲，吸引了大华府地区5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
路阳博士在演讲中
路阳博士首先回顾了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事件本身，即所谓“狭义五四”。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挫败，是“五四”发生的直接诱因。当外交失败消息传回国内后，知识界及政界多人的共识是应当依靠学生力量督促政府拒绝签约。5月3日晚，北大校长蔡元培面见学生领袖，通报巴黎和会现状。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集结了超过3千学生前往天安门游行。不巧的是，由于当天为星期天，使馆不工作，罗家伦等学生代表求见美国公使芮恩施及日本以外其他各国公使未果。这一偶然巧合，导致学生情绪失控，一场计划中的和平示威游行因此转化为暴力事件。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公馆，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32名学生因此被捕。此后“五四”的影响波及全国，北京上海天津长沙等城市罢工罢课不绝，更多学生被捕。6月11日， 陈独秀代表北京学界工商界发表《北京市民宣言》,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镇压。面对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相继被免职，总统徐世昌递交辞呈。6月12日后，罢工罢课停止。6月28日，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顾维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中国保留了最后一点尊严。
在“狭义五四”部分，主讲人还介绍了代表人物的生平，如学生领袖段锡朋、为游行举大旗的傅斯年和起草《北京全体学界通告》以及为“五四运动”命名的罗家伦；“反面”人物如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他特别提及曹汝霖此后热心慈善事业，拒绝与日伪政权合作的高尚情操，指出不能以一事而否定其人一生。
广义的“五四运动”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即“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也即“德”、“赛”先生。“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有政治、经济、思想三个方面的背景。政治上，帝国主义加紧侵略，军阀混战，内乱不止；经济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渐大，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的呼声日高；在思想文化方面，辛亥革命后，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传播，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推行尊孔复古，对抗民主共和观念。思想文化界希望从文化思想上冲击旧思想和旧意识，普及共和思想，从而实现真正的共和政体。路阳博士简要介绍了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如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蔡元培、钱玄同等。他特别提及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作用，不能因人废言。
“五四运动”对其后发生的战争与革命，如国共合作北伐、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大跃进直至文革，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囿于诸多因素，主讲人未能一一展开。
有趣的是，路阳借助一组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人物照片，比较目前大部分国人的形象，认为现代中国人在精神上和上一代比较，已经丢掉了很多东西。而上一代国人精神面貌的高贵典雅恬静，实际是源自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
对于“五四”得失的分析，路阳博士首先分享了秦晖教授的思考。秦晖教授认为，秦以后的中国统治者，一直采取的是“儒表法里”的策略。因反对袁世凯而打倒孔家店，新文化运动搞错了斗争的主要敌人。中国实现现代化最大的障碍不在儒表（仁义道德），而是在法里（专制统治）。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中国既没有实现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法制，也没有保留儒家的仁义道德。
接下来，路阳博士将他对“五四”研究的视角延伸到世界近代史上的其它“革命”，即英国的大宪章（1215年）、光荣革命（1688年）和工业革命（18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法国大革命（1789年）；以及美国的独立战争（1776年）、制宪和建国。路阳博士通过对这些“革命”的介绍，将“五四”置于世界大历史的框架下进行比较，是一次极为有益的尝试。
在介绍英国“革命”时，他特别介绍了已故华人经济学家，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2002、2003）的杨小凯的理论及贡献。杨小凯教授认为，英国对人类历史有三大贡献，即：王在法下，保护私产和工业革命。
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血腥和惨烈的历史已经证明，任何不受约束和限制的权力，即使是多数人以人民民主和自由平等的崇高名义，仍然可能导致肆无忌惮的专制和空前残酷的暴政。而这种暴力革命对人性的戕害，可以延续很长时间很多年代，甚至融入民族“血液”。近年来发生的巴黎“黄衫”占领凯旋门的暴力冲突，隐然可见法国大革命的遗风。
在美国独立战争中，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由托马斯·杰斐逊执笔起草的《独立宣言》，宣告了美国的诞生，之后制宪成为当务之急。美国开国和制宪先贤们并不认同绝对民主（多数），认为这种朴素的直接民主理论暗藏杀机，直接而广泛的民主，反而容易导致“多数人的暴政”。经过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长时间的讨论争辩逐渐达成共识，最终通过颁布了“宪法”，确立了美利坚合众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代议共和”的基本国体。然而开国和制宪先贤们立刻认识到“宪法”的不完备，于1789年通过颁布了“宪法”的10条修正案（统称“人权法案”），这样美国逐步形成立法、执法、司法、新闻监督、公民权利的“五权分立与制衡”。
介绍了英法美三大“革命”的成功经验与惨烈教训后，路阳指出，人类的历史表明，变革和革命的发生，是自然现象，革命不会绝迹，但革命可以阻止。为了避免对人类社会伤害极大的暴力革命，权力只能用权力来制衡。也许只有保守主义，才能把处于现代化转型期中的中国引向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
路阳博士随后简要介绍了保守主义的主要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Montesquieu，1689-1755）、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年－1992），以及他们的基本观点。
保守主义，是保守自由的主义，它和自由主义最显著的区别，是重视传统和经验，反对激进。保守主义者更愿意从人类历史的大传统中，追溯自由的思想资源，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本国的传统，尤其是本国自由传统少之又少的地方；保守主义者更相信自然演化的力量，对剧烈的社会变革，总是持审慎的态度。
百年以前，中国也曾出现过保守主义的萌芽。从首位驻欧洲公使郭嵩焘，被美国人誉为中国的伽利略的徐继畬（于鸦片战争4年后的1844年发表著作《瀛寰志略》），提出全面系统学习西方社会的郑观应（1894年发表著作《盛世危言》），严复译介并于1903年发表《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 现译《论自由》），到章士钊等人1914年创办《甲寅》杂志，保守主义在中国曾发出微弱之光。但“五四运动”后，随着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黯然退场。他还介绍了近年来中国的“保守主义”作家及著作，如：刘军宁的《保守主义》，王建勋的《驯化利维坦》。
严复及其译著《群己权界论》
最后，路阳博士介绍，在西方哲学家中，德国学者Karl Jaspers(1883～1969）首次将东方哲学纳入思想范式的比较研究。他在《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Jesus（大哲学家）》中介绍了苏格拉底（SOCRATES，469BC-399BC,70Y)的“思辨”、佛陀（BUDDHA，约560BC-480BC,80Y)的“正觉”、孔子（CONFUCIUS，约551BC-479BC, 73Y)的“仁恕中庸”、耶稣（JESUS，约33Y）“警觉天国到来”、老子（LAO-TZU）的“道”和“变”。中华民族的复兴既需要从西方思想家的理论及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中汲取合理成分，更需要继承民族和东方的优秀文化传统，其中“儒释道”在几千年传承中的优秀部分应该发扬光大，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思想启蒙”及“文化复兴”的重大课题。
演讲结束后，听众对路阳博士的精彩演讲报以热烈的掌声。在提问阶段，路阳博士回答了听众的问题如“五四”的过激行为是否可以避免？“五四”的什么精神值得发扬？陈一川先生等著名学者也应听众要求做了点评。
陈一川先生点评
附注：路阳博士特别致谢在他学习和研究“五四”历史的过程中来自师长和挚友的指导和鼓励。他们是：陈一川先生，程岗先生，邵立荣教授，强力教授，陈丽川先生，丰达明教授，江山（路漫漫）教授以及其他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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