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琴第四辑:喜有新书慰寂寥「九死一生」话反右（二）

在朱麻子之类「党的领导」下，戴煌和「右派」难友们成了地地道道的奴隶。口粮越来越少，劳动时间越来越长。耳边听到的是﹕「完不成定额，就不准吃饭，不准收工！」「就是天上下锥子，你们死也得死在这里！」奴隶们被迫豁出命地从事力不胜任的劳动。戴煌常常仗义执言，顶撞「领导」，又对「三面红旗」等一系列祸国殃民的方针政策有所非议。他「强烈憎恨那些残酷无情地强迫我们这些人以垂危之身『挟泰山以超北海』的农场奴隶主式的人们，也同样憎恨我们这支鱼龙混杂的队伍中出卖人性助纣为虐的鹰犬们！」他成了他们的眼中钉。多次受工伤，照样强迫劳动。他们还一再组织批判会对他进行围剿，威胁要送他去劳改，永远不给摘「右派」帽子，等等。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云山畜牧场集中全场三四百名「右派」，开第一次摘帽大会。被摘帽的约占总人数的十分之一。戴煌得到的却是对他最彻底的否定﹕「党把他培养了这么多年，可是他从战争到和平，从国内到国外，没给党干过一件好事，反而练出了一身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本领！」

这时每月的口粮已降到三十斤，人人不是苦干黑瘦，就是明晃晃的浮肿。夜盲、形呆、晕倒雪地、熏倒于炭窑，层出不穷。「这些人原本是堂堂的国家干部、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现在通通变成了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奴隶！」他本人也得了浮肿病。有一次大便后，他就晕倒在自己拉出的那堆盖满了鲜血的粪便旁，幸亏被人及时发现，才没有被冻成「冰乃伊」。但他还得照样参加烧炭「抢窑」的危险劳动，一次次被熏倒在窑内还在冒烟的木炭旁。若不是同窑的难友急救，他「也许在昏厥中就离开这个『悲惨世界』了。」

一九六零年五月，他们这帮一阵大风就能吹倒的人，又挑着沉重的行李和劳动工具转移，途中由于不堪忍受的残酷虐待又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十来岁的佟蔼成，原一机部子弟学校校长。妻子和他离了婚，给他丢下几个孩子在北京，他根本养活不了他们。他极为愧咎与哀伤，曾在一座空炭窑里自杀未遂。这次，他是用自己的裤腰带，在一棵小树上吊死的。第二位叫赵琪，也是四十来岁，原交通部干部、共产党员，也是被妻子所抛弃的人。他倒在半路上的水洼地中，「领导」拒绝救援，他就死在风雨地里了。

其后一个多月，阴雨连绵。奴隶们淋着雨，在稀巴烂的地里抢挖排水沟，每天定额二十立方米。不少人病倒了。不能带病出工的人，一律被斥为「泡将」，剥夺吃饭权，甚至捆罚打骂。戴煌不顾一切在会议上公开反对，争取改善全体奴隶的命运。这时他本人没有拐杖就不能挪步，每走一步，全身的骨节缝都痛如锥挖针刺。他悲观绝望，疼得实在没法忍受了，突然高举起双臂，疯狂般地呼喊﹕「请党来枪毙我吧！……党如能早日结束我的生命，我将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九六零年六月上旬，他应妻子的要求，办了离婚手续，反倒感到平静一些。七月又患起了痢疾，还拉血，「魁伟壮实的大汉成了一根细长杆儿，体重由一百九十六斤锐减到九十二斤」。医生着急要他立即住院治病，奴隶主们就是不批，他也不能歇。这时，每天的口粮定量只有七两带皮的原粮了，到了见吃如命的地步。晚上一下了工，四处找野菜，挖芦根，掏鼠窝。

国庆过后，云山畜牧场场部决定在大雪封地之前，发起一场突击收割大豆的「大会战」，这种玩命的任务照例落在一百多名「老右」身上。饥饿浮肿的奴隶们挑着行李，踉踉跄跄地赶向小云山，深夜才到达。十月三号这天是大会战中的「大突击日」，一天下来，「突击队」根本无力完成每人必须割完五亩大豆的「决死」令。直到天黑才收工，在风雪中东倒西歪地往回挪，一路上倒毙了七个人。其中有当年负责保卫天安门的高射炮营代理营长兼营参谋长孔祥忠上尉，还有在朝鲜战场上立过战功的马竞亮。七个「老右」的遗体捆在一辆平板马车上，就拉到小平山的后坡去了，连张裹一裹尸体的草席都不给。

美丽的北大荒，一夜之间，成了惨无人道的死亡场。奴隶主们非但没有从这大批死亡中吸取教训，反而搬出老祖宗的家训告诫奴隶们﹕「要斗争，就得有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会经常发生的！大家提高警惕，防止坏人煽动！」他们继续人性灭绝地作践奴隶。与戴煌同属一个班的共青团员罗相成已「三度浮肿」，医生给开了病假条，排长却逼迫他出工。小罗手里拄根棍，在鹅毛大雪中慢慢向前挪。等他到达工地，已是开午饭的时间，排长破口大骂，不许他打饭。戴煌把自己少得可怜的口粮分给他一半，小罗还是奄奄一息，两天以后「就长离人世，留下了他那在北京的怀着他时就守了寡的孤苦伶仃的老母亲」。

小罗死后不久，云山畜牧场许多「老右」相继成为饿殍。有的倒毙在路上，有的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其中有解放军军官，有归国华侨。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死亡场上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一个队的统计员、「摘帽右派」杨崇道中尉说，光是在他那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死亡报告的就有三十余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底，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共决定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距乌苏里江太近的农场。其中回北京原机关的人，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戴煌属于后者，但是他毕竟死里逃生，离开了这死亡之海。他的一些难友，本来已全身「三度浮肿」，有的在回北京途中就死在火车上，有的「摘帽」以后也一个接一个死去了。

二

戴煌回到北京之后，一九六一年夏秋之间，被派到新华社国际部搞数据工作。一九六二年一月，在有七千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破天荒做检讨，承认这些年「干了一些蠢事」，还说甚么「让人家讲话，天塌不下来」。于是，党中央重新号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同时对党内部份「右派」进行甄别平反。新华社党组织动员戴煌写材料，争取甄别平反，作为对新华社总社近百名「右派」进行甄别平反的第一个「试点」。（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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