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琴第四辑:喜有新书慰寂寥 “五‧七道路”的反思

老弱病残并不能幸免。在文化部干校，“老右派”吴祖光成了干校的掏厕所专家﹕“干校的露天厕所、室内厕所、深坑、浅坑、不深不浅的坑和不像坑的坑，都掏过。”“老右派”电影评论家钟惦斐已五十多岁，“那时他肝病很重，转氨霉高达四百多，可是还让他积肥。他的任务是掏厕所。每天掏完厕所，他还要挑着粪担至地里沤肥。”

在内务部干校，“参事室主任王纪新，是民主人士，他说﹕『我六十八岁了，还拔秧啊？』就有人批判他不老实，逃避劳动。他哪里不老实？一手拄着拐杖，一手还在拔秧。”双目失明的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两位副主席、黄乃和孟静之，“也无例外地倒到干校劳动。他们下到干校就在磨坊推磨，给大家磨豆腐。”

在上海奉贤的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下干校的人员中，巴金年近七旬，属于最老弱的。长期肉体折磨、精神打击，他走路常常失去平衡。在干校属他摔交最多。有一次，巴金把一桶粪倒入化粪池，溅起老高的粪水，巴金的脸孔就成了『花猫』了。”他的爱妻患癌症垂危，还不准他去探视。老编辑康嗣群“患有高血压，插秧时栽倒在水稻田里”。

《新儿女英雄传》作者袁静，十六岁参加革命，这时戴着“叛徒”帽子下到天津市文联干校。她已五十四岁，又有关节炎，到市里拉肥，一车肥八百斤，三个人拉着一个小车。来回也要走几十里地。下坡的时候，滑得很快，她摔倒在地，头磕在地上，险些给一辆过路的汽车压死。在浙江省委干校，“金玲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当时，金玲老太太也拉板车。在连队有患肝硬化的，照样挑预制板上二楼。”全国各干校累病累死的人为数不少。

除了劳动强度大，还有精神上的折磨也很厉害。劳动回来不能休息，马上接着开会，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大搞逼、供、信，挑动群众閗群众。中央戏剧学院干校被打击面几乎百分之百。一位布莱希特专家，“被连续审讯批閗三个月。召集全校开他的閗争大会。在台上弯几个小时的腰，会后见他弓着腰走道，一下直不起来了。全校三百多人的粪便让他一个人掏。一掏三个小时，还要在晒粪场摊晒，臭气薰天。”社科院历史所二百六十人左右，几乎全都是“五‧一六”。北影厂也打了好几百人 “五‧一六”。

瞎折腾了两三年，一个“五‧一六”也没抓到，被逼死逼疯的倒不少。上海电影干校，著名导演顾而已被迫上吊自杀。文化干校，诗人闻捷用煤气自杀。北影总工程师罗静宇，在干校被閗得死去活来，“在新影院子里，垃圾池旁边，上吊自杀了。”在辽宁省委机关干校，共产党员张志新，经过深入思考，对“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强烈德质疑。她追求真理，虽失去人身自由，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一九七五年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刑前被惨无人道地割断了气管。

上海一位老作家说﹕“我在干校的六年是一场大恶梦。”这也是身心备受摧残的“五‧七战士”百万大军的共同感受。批判“四人帮”，吐吐苦水，无可非议。“无罪流放”生还者，尤其是党员，欢呼“拨乱反正”，庆幸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也是人情之常。但是，痛定思痛，若不对毁国毁人的“五‧七道路”作深刻的历史性反思，探索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汲取教训，则知识分子的前途仍然会是通向奴役的道路。

经过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整肃，特别是“反胡风”和“反右”，数以百万计的“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惨遭整肃，或锒铛入狱，或流徙边陲，家破人亡，死伤整借。整个知识分子群落俯首贴耳，万马齐喑。

著名演员凤子，从十四五岁就“追求进步”，五十八岁下干校，苦头也没少吃。但是，事过境迁，她却自豪地说﹕“我一直向往加入共产党。直到一九八零年，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为我一生理想的追求打了一个完整的句号。”可怜的凤子！

著名演员、作家黄宗英却说得很沉痛﹕“『文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封建主义病灶的大溃疡。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社会中坚，我们在建国以来，发挥了多少有氧细胞的作用去制止这场浩劫呢？我们都是进步的艺术家、党员，有专业成就，有社会地位。长期以来，我们没有一个人亲耳听见过少奇同志对文艺有什么具体指示，可我们无一例外地都承认自己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黑干将。这是党性失去贞操，艺人缺了艺德。都这样，国家要亡的。”

文艺理论家雷达，当时刚从大学毕业，下到文化部干校，和许多知名的文艺家一起熬过了“荒废与荒诞”的岁月。但是，他认为“不能把所有的一切都归罪于外在原因。每个人今天都需要一种『忏悔意识』。要反思自己灵魂中深藏的东西。”

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栾勋，在题为《人事与狗事》的告白中，毫不留情地剖析了自己走过的从五七年“反右”到“五‧七干校”的可耻的道路﹕“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既是人又是狗。第一，我们是人，想做人，想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时，我们也做过狗。说人家是右派，一声召唤，我们就上去閗。这些右派都是我们身边的人啊！这辈子我做的一件缺德事，是服从领导布置跟几个人把别人的日记翻出来，查证据。这是狗事。我对林彪的做法有察觉，说过林彪没好下场，但是还是天天念念叨叨地祝健康。这是狗事。清查“五‧一六”也是如此。比如在北大，评我『五好学生』上光荣榜的，是他们，批判我的也是他们，这就是这一代人做的狗事。“

放眼干校的百万“五‧七战士”大军，其中干过“狗事”的一定大有人在。可是有多少人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呢？有多少人认识到，当年慷慨激昂，声讨“胡风分子”、“右派分子”、等等、等等，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无罪的同志，又流放荒原，正是为自己日后的“无罪流放”铺平道路？回首前尘，久经劫难的中国知识分子，唯有珍惜自己和他人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不盲从权势，不曲学阿世，才有可能荡涤灵魂中的污泥浊水，做堂堂正正的人，永远不做狗事，永远不当狗腿子。也许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五‧七道路”椎心泣血的苦难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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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琴第四辑:喜有新书慰寂寥 “五‧七道路”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