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90岁的资中筠老人禁足家中，每日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变化，感时忧世。
在17年前的那场“非典”疫情中，她曾写下《“非典”与“五四”精神》《痛定思痛话“非典”》等文章，反思体制的弊病，呼吁尊重科学和人道精神。然而当疫情再次来袭，她发现当年批评的诸多现象又一次重演，这令她心痛不已。
资中筠的一生历经风浪，然而，无论在职还是退休，她都以家国天下为怀，自觉承载知识分子失落的道统，以凛凛士人风骨，倡言理性与公义，思索潜藏于人性、文化和制度中的诸多根本性命题。
这些日子，生活平静的老人虽有钢琴做伴，然而时常心潮起伏。“虽然已接近生命的尾声，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乐常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所触发。”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徐伟
每逢大灾，
人性善恶都充分显示出来
新京报：这个漫长的假期，你是怎么度过的？与平时有何变化？心态是否有不同程度的起伏？
资中筠：我已退休多年，所以无所谓假期。好多天足不出户的情况也常有。不过这次特别长，也没有朋友来访了，当然有点憋得慌。希望能早日恢复正常。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我虽然已接近生命的尾声，自己生活平静，衣食无忧，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喜怒哀乐常为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所触发。这些日子更是心潮起伏异于寻常。和大家一样，我的信息来源基本是手机微信和网络媒体。每天都有事使我悲伤或感动至于落泪（我是有泪不轻弹的）；也有事使我十分愤怒，有时真想拍案而起。
互联网犹如万花筒，折射出世道人心。每逢大灾，人性善恶都充分显示出来，这次也不例外。从普通人中涌现出大批仁人义士和许多感人事迹、压不住的正义呼声，危难中见人性的闪亮。平时温文尔雅，埋头自己专业的人士这次表现出热血沸腾，急公好义。有少数在夹缝中生存的媒体和媒体人，“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记者不顾危险奔赴一线，尽其所能努力挖掘真相，冲破阻力，传递给公众。媒体人的这种敬业、勇气和担当令人敬佩。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一些媒体人的存在，令人感到一丝欣慰。还有近年来蓬勃发展的公益组织、公益理念和志愿精神也发挥了特有的作用。凡此种种，证明公道自在人心，多数人的血是热的，民间孕育着充沛的善的力量，给点阳光就灿烂。
最心疼的是那些在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都是普通人，现在被逼成“英雄”，牺牲的概率也最高；他们都是血肉之躯的凡人，如今在“天使”的桂冠下，做无所不能的超人。他国的医生只需对病人负责，唯一要对付的是疾病，而我国医生要应付不知多少专业以外的问题。而且，他们工作条件和环境之艰苦，医患比例之悬殊，发达国家的医务人员是难以想象的。他们不需要虚辞浮藻的吹捧，需要的是切实的人力、物力的支持，符合正常人的作息时间和工作条件，基本权利得到保护和尊重。
新京报：疫情期间，对你冲击最大的事件是什么？对你个人生活造成的影响主要有哪些？
资中筠：我本人是安全的，附近没有疫情，小区管理很好。个人基本生活也还没有受太大影响，没有焦虑的理由。但是，想到整个管理体制的情况，还是不免于心戚戚。越是看到主流高昂乐观的调子，就越缺乏信心，愈加担忧。
很多事对我情绪冲击都很大。较早是那个“训诫”事。不但此种做法令人愤慨，而且17年前的SARS记忆犹新，一叶知秋，隐约感到情况不妙。后来事态证明我并非杞忧。武汉封城之后，见到视频中那位父母官面对记者关于医护人员防护设备不足等具体问题的提问，竟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坚持答非所问，埋头读那空话连篇的稿子；还有某医院护士因物资不足向社会呼吁求助而被逼检讨；还有外来打工者不论是否感染，无处收留，流落街头之事，等等，都使我很难平静。
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专业
新京报：你认为对于此次疫情的暴发和应对，有哪些方面是需要反思的？有哪些政策建议？
资中筠：应该反思的太多了。这也是我在这个期间想得最多的，以至于夜不能寐。首先，经过17年前的“非典”，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亡羊补牢了吗？翻出了我2003年9月发表的旧文《痛定思痛话“非典”》，如果隐去日期，似乎就是在说当下，当时的担心不幸而言中，当时的“期待”，似乎更遥远。试摘录几段充当现在的反思：
当前最重要的、扭转被动局面、举世瞩目的变化就是从信息不公开到公开。人们所期待的也正是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觉悟，是通向进一步改革的突破，而不是被动的权宜之计。……最重要的标志，首先是对最早促使真相公开化的蒋医生的态度。……是鼓励还是忌讳说真话的试金石，也是有没有决心改弦易辙，承认公民知情权的试金石。
诚然，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但是，非常手段是不得已的，人民的正常福祉靠的是能够长治久安之计。这一次后期采取的非常手段，有些是本来早该采取的正常手段，有些是不得已的救火行为。如果原来有一个健全的“可问责”的政府，一贯尊重公民知情权，实行信息公开；如果流行于各级政府中的注意力，不是在“形象”，而是在百姓的真正疾苦；如果普通百姓具备与现代国民相称的公民意识和维权途径，那么当灾难袭来时，应对的机制会及时有效得多，至少不必发展到这样“非常”的程度，再采取非常措施。许多具体的、常识性的事，本来是每一个有关人员和有关单位负责人的职责范围，如果事事都要诉诸领导，再英明的领导也没有三头六臂，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的其他人岂非都是尸位素餐？何况，这种非常手段即使在现体制下也是行之不远的。
……
实际上，政府后期抗SARS取得成功，还是由于采取了科学的态度，其中包括把对人的生命的考虑放在其他传统的考虑之上、主动与国际合作、信息公开化，等等。人们有理由期望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更期望能举一反三，运用于其他严重性不亚于SARS的疫病……但是人们也有理由像担心疫情一样，担心旧的一套的“反弹”。尽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是经常被引用的成语，中国人对于惨痛的经历却是相当善忘的，更确切地说，是容易被导向忘却的。
……
《资中筠自选集》，资中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0月版
17年后，大同小异的脚本又在武汉上演一次。最后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然而与上次相比，疫病蔓延之广，情况之严重，控制之难，何止以道里计？这些都有目共睹就不必多说了。另外，相对于成倍增长的需求，医疗资源更加短缺。短期内以“举国”之力建成临时医院，然而硬件可以速成，有专业训练的医生护士却无法速成。亡羊而不能补牢，令人痛心。
特别需要反思的是“人道主义”的缺失。一部分民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自己缺乏人道主义，而且还不相信别人具备，以小人之心度人。别人做好事就怀疑其动机，吹毛求疵，甚至污名化。韩红的遭遇是典型例子。还包括狭隘的极端国家主义，什么事都和国家间的“敌我”联系起来，对待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也是如此。不但不感恩，还出现各种匪夷所思的阴谋论。外国科学家愿提供合作，共同克服疫病，被称作“黄鼠狼给鸡拜年”……以至于他国发生疫情竟有人幸灾乐祸，更加是丧失人性。
当下这种思维还突出表现在对待中医药问题上。本来很自然，中西医结合如证明有效，值得推广。如果实践证明某些中药有积极作用，当然应该采用，医务界有不同意见也是科学问题。但是在某些舆论中，又与“爱国”和“弘扬民族文化”扯在一起，信奉中医成了“民族大义”。最近见到与此有关的最极端的“阴谋论”，是说当年美国人在中国建立协和医学院，就是帝国主义消灭中医，进而消灭中国文化的大阴谋，而且已经得逞云云，连用“科学”态度研究中医学都是“阴谋”的一部分。如此荒唐无知的言论，说得振振有词、洋洋洒洒，竟获得不少点赞。
还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实现法治的问题。最近法律专家指出，实际上我国早已制定应付此类紧急情况的法律，发现疫情的初期，各级官员和有关单位的负责人采取措施是有法可依的，并不需要层层报批。但是，不习惯依法行事的父母官或者根本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或者知道也仍然不敢不揣摩上级领导意图，因为如果上面怪罪下来，法律是不能做“挡箭牌”的。缺乏法治观念，既造成不作为，又造成权力的任性。根据以上的反思，不敢提“建议”，只能说希望：
1.全民自上至下进行科学精神和人道主义教育。把理念和事例收进教科书，代替空洞说教。
2.允许人说真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加强信息公开，维护公众知情权，做到言者无罪。
3.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尊重专业。对于疾病，最先掌握第一手情况的是医生。首先提出警示是医生本职，不要重复“吹哨人”受训诫的悲剧。
4.加强法治，依法治国。非常时期尤其重要。对全民实行普法教育，俾使人人自觉守法、守纪，按规则行事。日本能对疫情采取比较放松的管理办法，有赖于全民对灾害的训练有素和守法的自觉性。
5.放松对民间团体的束缚和限制。充分认识现代社会民间组织，特别是公益性组织，必不可少的积极作用，将“相信群众”的口号落到实处。
最后，希望某些媒体和妙笔生花的写家们多关注些民间疾苦，多一些反思。医护人员已经忙得焦头烂额，媒体如果不能为他们纾困解难，至少别去添乱，让他们配合宣传的需要而浪费时间精力。现在连“拐点”都还没有看到，对病毒来源与防治的研究还在进行，许多情况尚无定论，湖北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一幕幕人间惨剧还在发生，疫病还有向全世界蔓延之势，至少现在还不是庆功的时候。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采写丨徐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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